中國的“告密”文化南漢大寶二年（公元９５９年）秋，１７歲的荒淫皇帝劉長（左金右長）正在宮中與賜名“媚豬”的波斯女及嬪妃宮女玩耍嘻樂，突然，宦官許彥真神色緊張地跑進來，他跪伏於地，聲稱尚書右丞參政事（副宰相）鍾允章在外謀反。原來南漢重用宦官，有“太監王朝”之稱，鍾允章秉政後肅整綱紀，幾次奏請誅除幾個聲名狼藉的宦官，被宦官們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一天，鍾允章去南郊巡視祀天的祭壇，他與禮官登壇後，四顧指揮擺設神位，許彥真望見，大呼：“這是謀反！”於是拔劍升壇，鍾允章迎頭喝叱，許彥真馳走進宮。劉長聞報後，不辨真假，下令將鍾允章逮捕入獄，並派禮部尚書薛用丕負責審訊。鍾允章與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便泣不成聲地對他說：“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沒想到薛用丕竟將此話告訴了許彥真，“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爾子報仇邪？’復入白長，並捕二子系獄，遂族誅之”（《新五代史·南漢世家》），鍾允章因朋友的出賣而遭滅門之災。三年後許彥真也被宦官龔澄樞使人告發“謀反”，全族被誅。一、“告奸連坐”與“親親相隱”

　　“告密”，又可稱為“告發”、“告訐”、“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揭露、揭發別人的隱私或短處。“告密”是為社會上的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裡卻如長了翅膀的瘟疫虐行於大地，催殘和折磨着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纏繞中華文化揮斥不去的夢魘。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紂王時代，距今約３１００年。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後宮，因為不喜淫樂，紂王就把她殺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醬，鄂侯爭辯幾句，也被做成肉乾，“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史記·殷本紀》）。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後嘆息一事，可見他和姬昌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但為了討好紂王，竟干起了出賣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懷宏圖大略，被囚七年裡忍辱負重，甚至在長子伯邑被紂王殺死、作成肉羹時，“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記》注引《帝王世紀》）以麻痹紂王，另一方面，潛心研究，將伏羲八卦演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時，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閎夭素、姜子牙等人四處活動，“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史記·周本紀》），在中國歷史上首創“美人計”。紂王大喜過望，說：“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於是命令放掉西伯，並賜給他弓箭斧鉞，讓他有權征討鄰近的諸侯。紂王還裝出一臉無辜的樣子，告訴姬昌：“說你壞話的是崇侯虎這小子！”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崗出賣給毛澤東，因為專制者內心也鄙視告密邀寵者。姬昌後來找了個機會討伐崇侯虎，將其滅掉。

　　商鞅變法為秦滅六國奠定了國力基礎，他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秦律，將“告奸”和“連坐”制度化、嚴密化：“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戶籍制基礎之上，秦國從此變成了一個大軍營、大集中營。這一舉措招致了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商鞅採取嚴厲鎮壓、無情打擊的方法，效果顯著，當初的一些反對者改變態度，“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斥之道：“此皆亂化之民也”，把他們盡遷於邊城，收到了“其後民莫敢議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紂王、周曆王開始的“鉗制民口”、打壓“言論自由”的鐵血政策發揮到極致。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死後，曾屢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豈不過晚！害人到頭終害己，商鞅最後被車裂分屍、滿門抄斬。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社會的長治久安終成泡影。先秦時的著名公案“直躬證父”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連身為“法家”的韓非乾脆把直躬殺掉了事：“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五蠹》）。呂不韋以秦國公子異人為奇貨，贏得了一場政治豪賭，“直躬證羊”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遊戲：“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所謂“直躬”者竟強詞奪理，方圓任情，把個荊王侃得頭暈腦脹，只好將他放掉，呂不韋借孔子之口對此行為表示不屑：“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隨着儒家地位的確立，“父子相隱”的主張為後世接受，漢宣帝地節四年（前６６年）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此後“親親相隱”原則被歷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二、告發應相隱的親屬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規定，審案時如果命令得相容隱的親屬作證，涉案官員處刑；三、兩類罪行例外，一是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罪，因為這類罪或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另一類是親屬互相傷害罪，因為如果不容許告訴，被告人失去自我保護權利，家族關係也難以維護。

　　東晉元帝時，衛展為晉王大理，他上書反對“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作法，因為“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晉書·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證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閒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駙馬許納之子蘇拉告發說：“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下命殺掉蘇拉（《續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元紀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個朝代

　　“親親相隱”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綿綿不絕，在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的慫恿放縱下，時而暗流涌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一次是漢武帝時“告緡”，嚴格說來，這是一次經濟行為。漢武帝窮兵黷武、驕奢淫逸，國庫為之匱乏。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搜括財富。“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１２０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稅一算。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於是全國算緡大行，告緡成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第四下》）。北宋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年）實行“手實法”，類似於“算緡”和“告緡”，“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宋紀七十》）但因弊端叢生，僅實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鄧綰曾指出其危害和廢止的原因：“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盪析，或秋貯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史稱“則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換代，其完成和鞏固的“殺手鐧”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酷吏傳上》）。垂拱二年（６８６年）三月，武則天採納魚保宗的建議，設置“銅匭”，類似於現代的“舉報箱”。銅匭為方形，銅鑄，當時設置了四個不同顏色的銅匭，列於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志二》）。並設立“理匭使”的官職，專門負責開啟檢驗。武則天詔旨地方，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給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驛馬送其儘速來京，“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后妃傳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酷吏傳》）。四方告密者蜂擁而起，來京向銅匭投書者絡繹於途，“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後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臠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強之臣，朝不保昏”（《新唐書·酷吏傳》）。這個索元禮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則天的賞識，被任命為游擊將軍，負責審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達數千人。大臣入朝有時便突遭逮捕，從此音訊絕無，“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舊唐書·酷吏傳上》）一般軍民亦難倖免，據《朝野僉載》，公元６８４年某日，十幾個侍衛軍士在客店飲酒作樂，一個人開玩笑說：“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了。”這個“廬陵王”就是已被廢黜的唐中宗李顯。有一個人趁大家不注意離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發，酒席還沒散，羽林軍已破門而入，把他們全部抓獲，經審問屬實，告發者授五品官銜，說那句話的人處斬，其餘在場的人屬於”知反不告“，一律處以絞刑（《太平廣記卷二六三·無賴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搶了侄兒建文帝的天下，他將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門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當着方孝儒的面逐個處死，把方孝儒千刀萬剮，隨後“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族誅、掘冢，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山陽平民丁鈺告密其鄉親出語誹謗，因此而獲罪者達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明史·刑法志二》），告密成為“晉身”的捷徑。朱棣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復朱元璋時已廢罷的錦衣衛，並於永樂十八年（１４７７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沖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志三》）。

　　滿清統治者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入主中華，為維持和鞏固統治，在殘酷鎮壓各地反抗的同時，大興文字獄，在入關後的第五年（１６４８年）便發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其後愈演愈烈，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裡文字獄多達百起，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則無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達十起之多。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後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屍，是案牽連數百人。趙申喬身為都御史，疏參本為職責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責，“申喬有清節，惟興此獄獲世譏雲”，一世清譽毀於一旦。

　　進入二十世紀，推翻了皇權專制，建立了民主共和，誰承想血雨腥風仍瀰漫神州，如僅因“舒蕪獻書（信）”一事而最終釀成的胡風案，遭難者便達一千多人，“大革文化命”更是史無前例，現在血仍未凝，風猶在耳，不需我來多言。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種：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與被告者有私怨，藉機報復；完全是利慾薰心。除第一種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最後落得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的下場。

　　告密者出賣他人隱私，同時也付出了自己作人的尊嚴。能置親朋摯友於死地的人，可以想見其內心已經猥瑣齷齪到何等地步。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問，其一生可用八個字概括：“才華蓋世，無恥之尤”。據史載，“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舊唐書·文苑傳中》），他在詩律方面成就尤大，“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全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新唐書·文藝傳中》）。俗話說“文如其人”，但宋之問卻是個例外。他曾給武則天當面首，為張易之持溺器（即便壺），在張氏兄弟被誅後，他被貶瀧州（今廣東羅定），次年春逃回洛陽，友人張仲之出手救援，讓他住在自己家裡，張仲之忠於唐室，與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馬）等人密謀除掉武三思，因為他們把宋之問視為知己，疏於戒備，被宋之問得知，他竟指使其弟宋之遜的兒子宋曇暗中向武三思告密，導致王同皎等被斬首棄市，宋之問則“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丑其行”。睿宗即位，以“獪險盈惡”將宋之問流放欽州，隨後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死到臨頭嚇得屁滾尿流，不知所措。就是這麼一個無恥無行的傢伙，居然還曾作詩自詡說：”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題張老松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其“禮義廉恥”、“忠孝仁義”的倫理思想與告密行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譴責和抵制。

　　秦以暴政亡國的歷史教訓引起後世統治者的警覺，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漢書·刑法志》），之後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初實行無為而治，蕭規曹隨，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到漢文帝時，更廢除連坐、肉刑等，賈誼屢次上疏，分析秦亡的原因之一：“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漢書·賈誼傳》），這代表了多數朝臣的看法和主張，“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漢書·刑法志》）。

　　在唐太宗時期，侍御史權萬紀與李仁發二人均以告訐而得到唐太宗的寵信，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進諫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魏徵一針見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後兩句話說得很重，太宗不以為杵，認為言之有理，賞賜魏徵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奸狀自露，皆得罪”（《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唐紀九》）。

　　宋王朝雖然沒有統一中國，而且在軍事上疲憊無力，但它剷除了貴族門閥制度，統治階層幾乎全由寒門士大夫充當，儒者受到禮遇和重用，宋朝幾乎成了中國知識群體的樂園。翻檢史書可以發現，宋代是對“告密”行為打擊最力的時代。

　　皇佑元年（１０４９年），監察御史陳旭等上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仁宗從之（《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宋紀五十》）。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指斥繳納私人往來信件、並以之定罪，而且嚴禁此類行為。皇佑四年（１０５２年）林獻可修書一封，叫他兒子送交諫官韓絳（後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不敢隱瞞，告知皇帝，但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三·宋紀五十三》），叫他拿回家去燒掉。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書：“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九·宋紀五十九》）。高宗於紹興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年）十一月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彈奏，當置於法。”（《續資治通鑑卷一三０·宋紀一三０》）次日三省樞密院令刑部開具告訐者姓名，議加黜罰：“傾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十二天后，刑部開具出一個九人名單，這些人均被革職懲處。

　　即使在滿清文字獄正熾期間，亦有人仗義執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官至御史、給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禁挾仇誣告”，他指出：“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議“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清史稿列傳九十三·曹一士傳》）。據說“上亦如其議”，事實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虛與委蛇，照樣我行我素，屠糜天下。曹一士“在言官未一歲，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朝野傳誦。聞其卒，皆重惜之”，受到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倫理規範，如古代中國的儒家體系，現代社會的人權理念；社會的有效運轉，或曰“長治久安”，均建立在對這些倫理規範的維護和支持之上，如果對其粗暴踐踏或慢性腐蝕，最終將導致“亡國滅種”，此即古人所闡釋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史記·管晏列傳》）的道理。

　　“告密”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社會腐蝕劑，如果任其風行，人人自危，搞到“親朋摯友亦須防”的地步，像《紅樓夢》中探春冷笑着說的：“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其結果必然是正人君子側目，小人無賴揚眉，那實在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論什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