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朔:“流氓”也是一種偽裝 |
| 送交者: 余杰 2002年01月12日14:03:4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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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虛偽,但這是一種“明槍”般的虛偽;而我認為,躲在小說書頁中的王朔更加虛偽,他的虛偽是一種“暗箭”般的虛偽。王朔說話似乎坦坦蕩蕩、無遮無掩,但是他守住了一個底線:絕不罵權勢階層,絕不說一句會給自己帶來真正的麻煩的話。他才是演技派的“偽君子”。 王朔的小說我一部也沒有看過,曾經翻開幾頁,實在讀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閱讀俄羅斯和法蘭西的小說長大的,我有我自己的閱讀品位和審美標準。因此,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王朔藝術成就究竟如何,我無法作出評價。 在這裡,我想談論的是作為影視編劇和策劃的王朔,以及作為社會文化評論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王朔之所以被媒體所關注,也正是因為他的這兩種身份——人們普遍認為,作為小說家,他已經“王郎才盡”。因此,在九十年代,作為影視製作者和社會文化評論家的王朔的意義,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作為小說家的王朔的意義。 在九十年代初,王朔全身心地炮製了電視連續劇《渴望》。這部極其煽情的電視連續劇,成功地撫平了此時此刻人們創傷的心靈,起到了一劑精神鴉片的作用。這是一個怎樣的哀痛的時刻?王朔卻在這樣的一個時刻插科打諢,大肆施加麻醉劑。他的作用是極其惡劣的——他參與了對記憶的抹殺和改寫,他也就成為了權力結構中的一顆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因此,我從這部電視連續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朔的立場,實際上比官方還要“官方”。他就如同戲曲中的丑角,充當衙內的幫忙、幫凶和幫閒。他在拼命地向主流話語獻媚,並以此為資本,希望受到權力者的眷顧,從而在商業運作之中得到回報,能夠分得一杯“殘羹冷炙”。他的這一如意算盤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王朔經常以“民間”的代表自居。披上“平民化”的外衣之後,他說話也就理直氣壯了:我就是老百姓,我代表着他們的情趣和愛好,你們知識分子要批評我,那不就是批評老百姓、與全體平民為敵嗎?正是這樣的一種荒唐的邏輯,讓許多人在面對王朔的胡言亂語的時候不敢給予回擊。正是這樣的一種“天生正確”的心態,讓王朔獲得了逍遙於嚴肅認真地討論問題的氛圍之外的“超然感”。 其實,說王朔代表着一種平民化的傾向,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王朔從小就跟真正的“民間”沒有任何的關係。他是一個在軍隊大院裡長大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名有一定職位的軍官。他從小就享有那些胡同里平民百姓的孩子無法得到的一系列特權。他一貫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不會理解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貧苦百姓家的孩子的辛酸與匱乏——因為無論在什麼時代,人民解放軍都是鋼鐵長城、都有充足的後勤保障。 於是,飢餓、死亡、鮮血和吃人交織在一起的“文革”,在王朔的眼睛裡和心靈中才會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軍隊大院自有其獨特的“亞文化”症候。我也有過一段真切的軍隊生活的經歷,我知道那套有形無形的規則,如何泯滅人的溫柔和同情心,將人變得粗暴、愚昧和熱愛暴力。王朔在崇尚暴力的環境中長大,看不慣誰,就掄起磚頭來滅誰。他從小就參加殘酷的群毆,見到鮮血就興奮。現代的民主與法制觀念,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我對他談話中的語言暴力深感厭惡。而這種語言暴力在一定的時刻,很容易立刻就轉化為行動暴力。王朔有一本書的書名叫《無知者無畏》——是的,“無知”必然導致“無畏”,這是王朔說出的唯一的半句真話。但是,他還有半句沒有說出來,這就是“無信者無畏”。他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一個沒有價值理念在背後支撐的人,一個有奶便是娘的人。 這些年來,王朔活得風風光光,是媒體的寵兒,是央視的大腕,是電影導演的親密戰友,是各大出版社的香餑餑,又是平民階級的代表,真是黑白兩道暢通無阻。現實生活中的王朔,呼風喚雨,地位簡直就不亞於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他親自出演的那個幫派老大,在北京最有名的莫斯科餐廳中接受數百名流氓的朝拜。一個人在一個有問題的社會裡能夠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王朔在左右兩邊都遊刃有餘,原因何在?他在《美人贈我蒙汗藥》中一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玩弄權術的人,我覺得在咱中國永遠也不老”。 “無畏”是人類面臨的一種最可怕的狀態。沒有畏懼和信仰,沒有愛和同情,一切罪惡都將如同決堤的洪水一樣泛濫。納粹時代的德國是如此,“文革”時代的中國也是如此。“無畏”是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的最為顯性的代碼。迄今為止,在各種對王朔的批評之中,曾經在軍隊院校任教的學者朱學勤的批評最為到位。朱學勤認為:“這種痞子文化,實際上是大院之中的痞子文化,是他父輩湖南農民運動中那個痞子文化的隔代相傳,如果用這種痞子化的東西來否定表明崇高的痞子化的意識形態,似乎痛快,實際上是再複製一次痞子文化。”以毒攻毒的最終結果,依然是毒素統治我們的生活。以惡壓惡的最終結果,依然是邪惡占據我們的心靈。 最不“民間”的人,卻成了最“民間”的人。許多人對王朔有如此錯位的認識,恰恰說明關於“文革”的研究還沒有展開。朱學勤揭示了“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側面:大院子弟的作惡,如何令人髮指,父母受到衝擊後,有過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在街頭閒逛逐漸流氓化,又開始複製他們的祖輩在進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後他們搖身一變,又成為社會上的大款、體制內的第三梯隊。這三點一線,對中國近二十年的變化影響深遠,卻始終沒有得到清理。王朔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朱學勤的分析是一針見血的:“‘文革’前十七年,他們是殺死貴族,來冒充貴族,‘文革’後十幾年,他們是毀滅了平民來冒充平民!這個社會被他們糟蹋了兩次,而不是一次。” 就是王朔這樣一個熱愛血腥、崇拜權力、敵視文化、痛恨知識分子的傢伙,居然因為“說真話”而受到某些人的喝彩。這才是天大的笑話。他的每一句“真話”都經過了嚴密的推敲,他的“鋒芒”僅僅針對那些地位比他低、權勢比他弱的人——他以欺負弱者作為自己發跡的一大策略,在強者的面前,他立刻就改變了嘴臉,浮現出一臉的媚笑。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二丑藝術”。在魯迅先生生活的時代,也有不少王朔之流的文化流氓,魯迅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洞若觀火。也正因為王朔自己的那一點伎倆被魯迅看穿了,他也就特別地討厭魯迅——一有機會,他便向死去的魯迅發幾隻暗箭。反正魯迅已經沒有方法從墳墓里爬出來回應他了。其實,魯迅早就料到在在他死後許多年,照樣會有這類的蒼蠅來騷擾他。古代的痞子們,如梁山好漢,他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痞子們,如王朔者流,則已經墮落到連貪官也不敢反,而只會流着唾液盯着銅板汪汪叫。然而,也正是這樣的痞子,更具有了特殊的迷惑性——被他們兩次糟蹋的社會,模模糊糊地向他們敞開了胸懷,讓痞子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正如朱學勤說論:“痛心的是,這個社會卻不自覺,還把這兩次糟蹋搬進小說搬上銀幕,傻不几几地跟在後面起鬨,像不像股市向下突破時的放量下跌?強姦一次是強姦,再強姦一次就成夫妻了?” 讓無知者不再無知,讓無畏者不再無畏;讓痞子成為熱愛和平的人,讓流氓成為現代公民。那麼,我們的社會就真正進步了。 摘自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壓傷的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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