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思想，通常來講都有它的「自恰邏輯」，至於這種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
的，則是另一個問題。而正是由於這種邏輯自恰性，任何先入為主的思想，都可能
在我們的大腦中固化成為一種思維定勢或思維慣性。 ─── 檸檬子
  
   
制度重要還是人心重要？這是個問題嗎？這要看你用什麼方式去思維。用西人兩分
法思維，必然會陷入小狗轉圈咬自己的尾巴，也就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這種怪圈裡
面。你得分析好人好制度、壞人壞制度、壞人好制度和好人壞制度這幾種情況，可
就連李登輝這條老狗都承認，人不行，什麼制度也不靈。當然他原話好象是說，好
制度，要有好人才可以。

另外社會制度，並不會產生好人或壞人，社會制度只會提供約束好人、壞人“行為”
的外在條件。無論任何社會制度，都存在好人、壞人，所以好人、壞人與社會制度
沒有直接關係。

同樣一種社會制度下，社會風氣卻可能前後來回變化，大不相同。社會風氣不好，
壞人就多一些；社會風氣好，好人就多一些。而影響社會風氣的是教育，是人們受
教育的水平，這個教育不是指知識教育，是指人的倫理道德教化。古代把「社會風
氣」稱之為「世道人心」，我們都知道中國過去兩千年君主制從未變過，但世道人
心卻上下沉浮，有治有亂，有起有落。世道人心有起有落，主要取決於兩個要素：
一個是教育的狀況，一個是吏治的狀況。那麼吏治不就是制度嗎？不是的，是指既
定製度下的人的操作狀況，而人如何操作又取決於人心，既官員的倫理道德水準、
官員的人格。

另外西人一根筋的思維方式認為，人無論如何都是壞的，所以需要好的制度來讓人
壞得少一點。可是人如果天生就是壞的，那麼人類天生就應該喜歡壞的制度啊？可
為什麼天生就是壞的人類，卻非得追求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呢？所以這就是一
個深刻的悖論 ── 要麼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是壞制度，要麼追求平等、公平、
正義制度的是好人。所以西人一根筋，腦子轉不過來，人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有好
有壞，一來是有好人也有壞人，二來是好人也是好里有壞，壞人也是壞里有好，正
由於此，教育、教化的意義才凸顯出來。

有人會辯解說，主要是權力會產生腐敗，所以要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可是如果權力
必然產生腐敗，那民選官員，不就等於大家有意地讓一個好人或不太好的人變成一
個壞人或者更壞的人嗎？然後再用制度來約束他，使他壞得少一點、或者想壞也不
敢太壞？

更糟糕的是，反正不論好人、壞人，權力都會使人變壞而制度又能保證官員不至於
太壞，那麼在大小選舉的時候，這些參選人的人品人格、道德操守為什麼又特別重
要呢？這不就象要給一輛完全報廢的車子，配上全新的輪胎一樣荒謬嗎？

上面這些問題，都凸現出一個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基於「契約倫理」所
構建的西方社會制度理論，它在邏輯上是自恰的，但這種契約社會制度理論存在一
個重大的缺失，就是對人本身的定義和理解語焉不詳、含混不清，經不起鞭辟入裡
的深入追問。所以我反覆講，西方世俗文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本文化，西方人
講人權講平等，是出於人性善還是人性惡？而人權和自由的人性基礎是什麼？這些
問題，西方文化都無法回答。

而站在東方人本文化的立場來看，制度重要還是人重要的問題，是非常明確而又清
晰的。制度由誰來創造？制度由誰來操作？制度由誰來維護？制度由誰來改變？都
是人！無論好制度壞制度、好的運作壞的運作，都是由人來決定的，任何制度不論
好壞，都不是自生成、自運行、自設為標準、自設為權威的，一切的標準、法則和
權威，都是人類自己設定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人心問題，人的
教化問題。

《論語》、《孟子》都不告訴你具體應該有什麼樣的制度，聖人只告訴你應該“為
政以仁”，也就是說，統治者應該有一顆什麼樣的心，至於應該有什麼樣的制度，
那個是你統治者自己的專業，但你的專業必須要有基礎教育的底子，那就是自身做
人的教育，人心的教育。所以孔子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對待統治者是這樣，對待老百姓也是同樣的道理。治理國家的根本，是教化
人心，制度無法教化人心，無法改變人心，制度只能「規範人的行為」，也因為制
度有這樣的功用，所以制度是任何社會必不可少的。但制度治「標」不治「本」，
因為人的行為是從人的內心產生出來的，而制度管不住人心。人心千變萬化，它總
能找到繞過、躲避、乃至於跳過制度的辦法，更何況制度又不是自運行的，運行制
度的還是人。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說：”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犯罪受懲
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來感化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這樣百姓不僅會有
羞恥之心，而且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孔子這裡短短二十幾個字，就把
法制與仁政、制度與人心的關係講透徹了，而孔子兩千多年前說過的這兩句話，也
可以說把盧梭、孟德斯鳩以降西方人法的思想一網打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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