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五味就“德治與法治”討論得如火如荼，忍不住斗膽也和檸檬掰扯一回。

檸檬說“其實心治則人治，人治則天下治，不論民主、君主，道理都是一樣的”。沒錯，道理是一樣的。但是，治法不同，所得人心不同。這就是中西文化上的差異。

孔子與蘇格拉底幾乎是同時代的智者，兩人分別對中西方文化及社會發展有着巨大影響，並都持續了兩千多年。那麼他們在治理人心上有什麼差異呢？恰好有兩個類似的實例很能說明問題。

《論語》中講-----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翻譯過來就是----- 葉公對孔子說：“我們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告發了”。孔子說：“我們家鄉的正直人與你們那的有異，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

那麼儒道提倡“父子相隱”的道理是什麼呢？是欲求子孝，父必先慈。並且還認為，父不隱便是傷教破義，子不隱將長不孝之風。那我們現代人當然要問一聲這是怎樣一個“教”？怎樣一個“義”？又是怎樣一個“孝”呢？

這裡的父慈是為了子孝，有利益所求，非無私之愛，有恩義，失正義，故仗義直言便不可能。而家風由父，這就是言傳身教。苟不教，性乃遷，而教之道，尤為重要。在此種“父子相隱，直便不失其道”的聖言影響下，再加上以那樣的父為榜樣，所教化出來的子弟們的孝道就可想而知了。當年“五四”運動反舊思想舊傳統之時，所謂“孝道”是首當其衝的。

再來看下《歐緒弗羅》中蘇格拉底是怎麼說的。洋人對話一貫比較羅嗦，遠沒有中國古文言簡意駭，我來概括一下大意。

一日蘇格拉底與歐緒弗羅在法庭入口處相遇，歐緒弗羅告訴蘇格拉底因為他父親犯了殺人罪，他要狀告高堂（實際是過失致死）。蘇格拉底聽後困惑地問：“他殺的是家人嗎？” 歐緒弗羅說：“你在和我開玩笑嗎？難道死者是否家人會使殺人行為有區別嗎？”他並說，因為他精明大義，所以懂得怎麼做才是對神的虔誠。蘇格拉底就問：“怎麼做才算虔誠呢？”他說“所行使神喜悅就算虔誠，反之就不是。”蘇格拉底就說了：“神與神還為對與錯、善與惡、高尚與卑鄙斗得不可開交莫埃一是呢，你又如何做得到使眾神都喜悅呢？”蘇格拉底又問：“虔誠之事是因為諸神讚許了而算虔誠呢？還是因為它是虔誠的而被諸神讚許呢？”

那位一心要取悅於神的歐緒弗羅自認為學問大，事事洞明與眾不同。然他所講卻是當時大眾的普遍觀念。而蘇格拉底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根本，善之所以為善並非取決諸神的讚許，而是因它是善諸神才讚許它。

以上兩個實例充分表明了在大義滅親上兩位先賢的不同看法。而檸檬在承認這種不同的同時卻一口咬定“在中國人本文化中，老百姓內心深處尊從的是「情理」而非「法理」。中國人講‘通情達理’，情在理先，有理無情，中國人內心不接受這個東西。”他這兩句話太武斷太偏激，我要說幾句。

一、“情”是有區別的，是私情還是共情？所謂共情即健全的法理，它是公認的情理；而私情就因人而異了。他人的私情可不是人人都能不顧法理而接受的。例如那些貪官口口聲聲都說是為了下一代；再例如那些權貴的子女犯法後，家長不擇手段甚至嫁禍於人地去庇護。還有阿扁一家的貪瀆、互隱、乃至欺騙社會。。。這些你所謂的“情在理先”之事老百姓就真的都能“通情達理”到可以接受了嗎？

二、“有理無情，中國人內心不接受這個東西”。這個結論只是你揣測出來的。退一步講，假設你說得是個事實，那也是因為老百姓被統治階級洗腦洗了上千年所至（這功孔老夫子當然有份）。

可是你接下來就說“但在中國，輪不到法來做老大，法的邏輯只有在少數長期受西方教育的人內心中，才變為一種真正的自覺，因為理性使然。但你想讓中國的草民也和你一樣，那根本就是白日做夢畫餅充飢紙上談兵異想天開的莫名其妙”。你怎麼能證明草民就沒有理性，就難於接受呢。既然少數人可以在短期內理性的接受，那麼對大多數人加以時間去教化當然也行。如果得法，德治法治雙管齊下，我以為用不了上千年，只需百年即可在觀念上有很大轉變。關鍵在於統治者是否有決心去做，而不只是空喊口號，充面子蒙世。

三、就算老百姓象你說的，拒不接受“法理無情”。那就對了嘛？如果錯了，就不能改改嘛？人多勢眾就一定真理在握嗎？就必須順乎這不合理的民情嗎？

四、你將“‘通情達理’，解釋為情在理先，我覺得很是不妥。

最後要說的是，我承認孔老夫子是聖賢之人，孔孟之道存普世真理。但是，那也並不能因此而使我盲目地全盤接受。五四時期固然有很多激進的情緒，但那時也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揚祖國的傳統優良文化本身是好事，但是因此而拒絕接受其他的人類文明先進文化，就情理不容了。

這幾天五味就“德治與法治”討論得如火如荼，忍不住斗膽也和檸檬掰扯一回。

檸檬說“其實心治則人治，人治則天下治，不論民主、君主，道理都是一樣的”。沒錯，道理是一樣的。但是，治法不同，所得人心不同。這就是中西文化上的差異。

孔子與蘇格拉底幾乎是同時代的智者，兩人分別對中西方文化及社會發展有着巨大影響，並都持續了兩千多年。那麼他們在治理人心上有什麼差異呢？恰好有兩個類似的實例很能說明問題。

《論語》中講-----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翻譯過來就是----- 葉公對孔子說：“我們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告發了”。孔子說：“我們家鄉的正直人與你們那的有異，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

那麼儒道提倡“父子相隱”的道理是什麼呢？是欲求子孝，父必先慈。並且還認為，父不隱便是傷教破義，子不隱將長不孝之風。那我們現代人當然要問一聲這是怎樣一個“教”？怎樣一個“義”？又是怎樣一個“孝”呢？

這裡的父慈是為了子孝，有利益所求，非無私之愛，有恩義，失正義，故仗義直言便不可能。而家風由父，這就是言傳身教。苟不教，性乃遷，而教之道，尤為重要。在此種“父子相隱，直便不失其道”的聖言影響下，再加上以那樣的父為榜樣，所教化出來的子弟們的孝道就可想而知了。當年“五四”運動反舊思想舊傳統之時，所謂“孝道”是首當其衝的。

再來看下《歐緒弗羅》中蘇格拉底是怎麼說的。洋人對話一貫比較羅嗦，遠沒有中國古文言簡意駭，我來概括一下大意。

一日蘇格拉底與歐緒弗羅在法庭入口處相遇，歐緒弗羅告訴蘇格拉底因為他父親犯了殺人罪，他要狀告高堂（實際是過失致死）。蘇格拉底聽後困惑地問：“他殺的是家人嗎？” 歐緒弗羅說：“你在和我開玩笑嗎？難道死者是否家人會使殺人行為有區別嗎？”他並說，因為他精明大義，所以懂得怎麼做才是對神的虔誠。蘇格拉底就問：“怎麼做才算虔誠呢？”他說“所行使神喜悅就算虔誠，反之就不是。”蘇格拉底就說了：“神與神還為對與錯、善與惡、高尚與卑鄙斗得不可開交莫埃一是呢，你又如何做得到使眾神都喜悅呢？”蘇格拉底又問：“虔誠之事是因為諸神讚許了而算虔誠呢？還是因為它是虔誠的而被諸神讚許呢？”

那位一心要取悅於神的歐緒弗羅自認為學問大，事事洞明與眾不同。然他所講卻是當時大眾的普遍觀念。而蘇格拉底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根本，善之所以為善並非取決諸神的讚許，而是因它是善諸神才讚許它。

以上兩個實例充分表明了在大義滅親上兩位先賢的不同看法。而檸檬在承認這種不同的同時卻一口咬定“在中國人本文化中，老百姓內心深處尊從的是「情理」而非「法理」。中國人講‘通情達理’，情在理先，有理無情，中國人內心不接受這個東西。”他這兩句話太武斷太偏激，我要說幾句。

一、“情”是有區別的，是私情還是共情？所謂共情即健全的法理，它是公認的情理；而私情就因人而異了。他人的私情可不是人人都能不顧法理而接受的。例如那些貪官口口聲聲都說是為了下一代；再例如那些權貴的子女犯法後，家長不擇手段甚至嫁禍於人地去庇護。還有阿扁一家的貪瀆、互隱、乃至欺騙社會。。。這些你所謂的“情在理先”之事老百姓就真的都能“通情達理”到可以接受了嗎？

二、“有理無情，中國人內心不接受這個東西”。這個結論只是你揣測出來的。退一步講，假設你說得是個事實，那也是因為老百姓被統治階級洗腦洗了上千年所至（這功孔老夫子當然有份）。

可是你接下來就說“但在中國，輪不到法來做老大，法的邏輯只有在少數長期受西方教育的人內心中，才變為一種真正的自覺，因為理性使然。但你想讓中國的草民也和你一樣，那根本就是白日做夢畫餅充飢紙上談兵異想天開的莫名其妙”。你怎麼能證明草民就沒有理性，就難於接受呢。既然少數人可以在短期內理性的接受，那麼對大多數人加以時間去教化當然也行。如果得法，德治法治雙管齊下，我以為用不了上千年，只需百年即可在觀念上有很大轉變。關鍵在於統治者是否有決心去做，而不只是空喊口號，充面子蒙世。

三、就算老百姓象你說的，拒不接受“法理無情”。那就對了嘛？如果錯了，就不能改改嘛？人多勢眾就一定真理在握嗎？就必須順乎這不合理的民情嗎？

四、你將“‘通情達理’，解釋為情在理先，我覺得很是不妥。

最後要說的是，我承認孔老夫子是聖賢之人，孔孟之道存普世真理。但是，那也並不能因此而使我盲目地全盤接受。五四時期固然有很多激進的情緒，但那時也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揚祖國的傳統優良文化本身是好事，但是因此而拒絕接受其他的人類文明先進文化，就情理不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