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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性的愛情 --關於林黛玉的人生哲學
送交者: 未來有夢 2002年01月15日16:19:3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一
                 
  《紅樓夢》作為封建社會的晴雨表,記錄着一段由盛轉衰的歷史。古老的紅樓,奠基在先輩們的軀體和功勳之上,“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焦大爺原本說的不差。對於生活在這裡的後代人來說,紅樓是權勢和富貴的象徵,既維繫着他們驕奢淫逸的享受,同時也規範着他們的心理和行為。但在“赫赫揚揚,已歷百載”之後,紅樓終於岌岌可危了,“忽喇叭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一切都亂了,生活在其中的主人們便面臨着何去何從的現實抉擇。

  盧卡契認為:“偉大作品的基礎,是赫拉克里特所謂‘醒覺者’所共有的世界,是這樣的人們的世界,他們在社會上苦鬥,他們互相搏擊,彼此扶持或彼此對抗,卻並不被動的反應。”(盧卡契:《論藝術形象的智慧風貌》,《盧卡契文學論文選》(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頁)這也是作為藝術作品的《紅樓夢》所要展示的。曹雪芹以其巨大的藝術創造,提供了在紅樓崩潰面前各種人生理想的衝突的圖景——一出人間活劇。

  在古中國,我們知道,統一和穩定歷來是中國人追求的理想,太平盛世和英明君主的標誌就是河清海晏九州一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然而,這種理想的社會模式一旦轉化為對個體存在的設計,便從根本上扼殺了人的個體性和主動性,使人的“自己”不見了,個體、人格、自由被各種各樣的關係,“集體”倫常所淹沒而消失,人被規範於這種“社會關係的總和”中,幾乎沒有絲毫自我選擇、自我設計的空間。於是,我們的先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只有社會身份之不同,而沒有精神個性之差別,尤其是貴族家庭:公子是讀書求仕,蔭襲祖爵;小姐則深閨靜守,擇婚而嫁,子子孫孫,莫不如是。

  當然這是以國家的長治久安為條件的,並且家庭必須擁有相對穩定的政治地位與經濟來源。不幸的是,當林黛玉進賈府時,賈府已是“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蠹卻也盡上來了”。賈府的沒落不過是傳統中國社會瀕臨崩潰的前奏和象徵,現實的困境迫使每個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傳統文化及整個上層建築制約力的相對鬆弛,又使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下面擬就林黛玉對愛情的理想衝突來詮釋林黛玉的人生哲學。
                 
  二
                 
  愛情之所以成為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正因為她在不同的社會時代,不同的個人那裡具有不同的價值意義和實現形態,因此才涵蘊着亙古常新的審美潛能。寶黛愛情就不能從通常的意義上來理解:在賈寶玉,是他走向存在的實現,也是其逃避真實的契機;在林黛玉,則是她短暫生命的救難方舟,同時也是她在崩潰面前成功而痛苦的選擇。

  儘管黛玉清高拔俗,遠離塵表,對賈府的現狀卻不乏清楚的認識,“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毫無疑問,這顯然不是黛玉注意的中心,她雙親早逝,寄居賈府,真純獨特的個性不能自由的發展,況“生來有不足之症”,“五內都結着一股纏綿不盡之意”,每每臨風灑淚,望月自傷。外部環境和內在天性都註定了她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黛玉的特點是把某些具體的生活遭際泛化為整個生命情調和生活風格,用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術語,黛玉往往不是對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懼”,而是瀰漫到全人格的對生存本身的“畏”:……黛玉心中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台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來。(《紅樓夢》片段)

  每次與寶玉鬥氣,每當遇到不順心的事,總要引發為普遍的人生悲劇意識。這一心理定勢,使整個家族的現實危機在黛玉這裡轉換為個體存在的悲觀感受,從而,她如何承擔、度過充滿血淚的人生便是她對危機現實的態度。
                 
                 
  三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孤獨總伴着黛玉,總與她為伍,從而造就了她孤傲的性格,使她的愛情生活倍受“挫折”。

  當生活把黛玉剝奪的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我”時,她與寶玉的愛情在親密無間的童年交往中萌生了,心有靈犀情有獨鍾,愛情使黛玉實現了“共存”和“同情”,以自身的存在承受着潮濕的氣壓,那“三日好了,兩日惱了”的戀愛心理,那種種探究、猜忌、關注、擔憂的精神折磨,恰恰是黛玉一生中難得的美好時光,“意綿綿靜日玉生香”,是小說最動人的場面,也是中國文學中愛情描寫的最佳詩篇。“你放心”,“你的話我早知道了”,愛把他們凝結為一體,黛玉才得以找到精神的家園,變得鮮活流動,青春煥發起來。

  她從小就沒有受過標準嚴格得閨範教育,進入賈府以後,一方面以其特殊身份受到“老祖宗”的庇護寵愛,一方面因其體弱多病,心性高潔,而被人視為需要特殊照顧的對象,“孤高自許,目無下塵”,人們不得不在許多方面遷就她,而她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內自由發展,瀟湘館的疏疏竹影、淡淡藥香是她人格心態的同構對應。在黛玉,愛不僅與功名功闕、富貴風流無涉,也與正直善良、聰明才智無關,而完全是精神靈性的寓所,沒有任何外在於個體情感、生存寄託的東西,這就向“發乎情止於禮儀”的傳統提出了根本否定,愛情的全部真諦和精義也才實現出來。

  愛,首先是對生命,對人生的一種態度,一種關切,通過愛,人才克服了個體存在的狹隘和孤獨,在你中發現我,在我中體驗你,“在一個人對生命的依戀之中,有着比世界上更強大的東西”。(加謬:《西緒弗斯神話》,《文藝理論論叢》(三)。)愛情便是黛玉心中的太陽,她的精神人格和身心狀況完全取決於愛情的發展,“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管風與月”(歐陽修),黛玉為愛而生,為愛而死,“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愛情和人類一樣永恆不滅,黛玉以自己的生命敞顯出愛情的本體性意義,人可以忍受任何痛苦、折磨,卻不能失去愛。對於黛玉來說,沒有愛情的人生是不可理解的,在這一點上,她無疑比寶釵幸福的多。
                 
  四
                 
                 
  然而問題也恰恰就在此。愛情作為積極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活動之一,就是說愛本身就有主動創造而豐厚深廣的存在內容。“人類的愛,並不象人們常以為的那樣,不是一種對一個具體人的愛的抽象,而是對一個具體人的愛的前提,儘管人類之愛總是在某個具體人的愛中獲得。”(弗洛姆:《愛的藝術》,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頁)健康的愛情是和對整個人的生的愛分不開的,她是一種存在的意趨,一種豐富情性資源,能推動戀愛者投身生活的世界,和現實人間建立一種肯定性的關係。但這恰恰是黛玉的愛所不具備的,她的愛從本質上看是對痛苦的迴避,消極性、防禦性使她的愛從一開始就帶着秋天的蕭瑟和冬日的冷縮,她時刻惦念着“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己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從弗洛姆“愛就是創造愛的能力”來看,黛玉顯然缺少創造性和進取性,愛情不是促進、推動她走向社會人生,反而使她失去了爭取生活中的位置和生存空間的主體意向,在愛情中獲得相當的抗壓力而安然於孤獨自處。因此,愛情帶給黛玉更多的是自我防護而非自我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黛玉充滿靈性的愛又是病態的,不健全的,其必然結果,即使在愛的暖流中,她對自身的存在也依然是一腔孤寂和憂慮:“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歸雁蛩病可相思?”生存的一切都是困惑困惑和茫然,連心靈的慰藉和安頓都沒有達到,黛玉詩中多疑問句和反問句,正是這種心態的無奈傳達。

  更何況,這種奇特的愛情居然是萌生在中國。在高揚社會倫理和講究實際的傳統中國,給純粹的愛情的位置實在是太小了,社會通過婚姻把個人組織成家庭來加以控制,青年男女的關係以婚姻為唯一鵠的,愛情至多是可有可無的點綴,“我們的公式是先結婚,再講愛,能愛固然好,不能愛也是活該。為了防止活該起見,還是爽性把愛這個字取消了安全。”(費孝通:《美國和美國人》,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108頁。)社會學家的話說得再透徹不過了,最不現實的愛情發生在最講實際的中國社會,既是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叛和抗議,也最容易在現實生活中以失敗告終。從而,愛情就不能如黛玉所願,能解決她的人生出路和理想寄託問題,而社會也不允許這樣的愛情存在。
                 
  五
                 
  “嘆今生,誰舍難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悲劇結局的關鍵不只是傳統家庭不能接受這種具有近代色彩的愛情,更在於即使寶黛能使洞房花燭完滿,他們孜孜以求的個體存在,感性自由等等也不可能實現,因為即使在愛中,黛玉也是一個“單向度的人”——她只獲得了人性存在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局限也即貢獻,片面恰是深刻,正是她高度、極端地發展了人類精神中純情的一面,才能在古中國這個禮儀之邦留下深深的遺憾和悵恨,也許這正是《紅樓夢》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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