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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關於性、叛逆和金錢的秀
送交者: 巫昂 2002年01月17日19:17:0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青春殘酷物語

  在學校與家庭失控的地方,青春成為一場關於性、叛逆和金錢的秀。在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心目中,不良少女的含義是不同的。警察認為她們影響了社會治安;社會學家與青少年研究者認為她們是極少數,更多的少女是美好的;醫生認為她們是需要幫助的病人;而更多的人們認為她們是另類,是難以挽救的異端。誰來保護她們,誰可以告訴她們,她們經歷已經遠遠超越了她們實際上能夠承受的


  警察與少女

  “她們都很狡猾”,北京朝陽區警長劉濤(化名)以此形容賣淫少女。每隔三天他會值一次夜班,而那些站街女也總是老面孔,只有嚴打得厲害時才換另外一個城市。“每個‘雞頭’都有自己的領地,手裡控制幾名‘小姐’;‘雞頭’基本上是‘小姐’的親戚,最多的關係是‘男朋友’,至少也是同村的老鄉。”據劉濤講,他抓的‘小姐’什麼歲數都有,十幾歲到四十多歲,嫖資為150~200元左右。

  “我們抓的賣淫女一般分兩種:有場所的(洗浴、酒吧、舞廳)和站街的,有固定場所的還靦腆些,站街的都是主動拉客,有時候為爭奪地盤‘雞頭’間還會打架。這部分站街女很多都是未成年少女,不少已經入行好幾年了;但起初你是很難發覺實際年齡的。”劉濤說。劉抓到最年輕的只有14歲,“我們不相信,到他的老家黑龍江大慶核實,查戶口本。(她)身材非常豐滿,跟你說皮肉交易、犯案過程一點都不臉紅,只有裝傻沒有難於啟齒的情況。”但劉也承認她們有天真的一面,交代自己的問題都比較坦白,比較好審。但一說到“雞頭”馬上就開始“狡猾”了,兜圈子,有時硬是一個字不說。

  “少女賣淫基本都是為了錢,但也有‘性大’的。”在劉警官面前,少女的性問題並非單純的賣淫可以概括。一天晚上劉和同事到立交橋下蹲點,遇到兩名主動上來搭訕的少女,“肯定不是雞,是女中學生,我一眼就看得出來。她們跟我‘貧嘴’,那意思就是想上床”。劉警官在幾天前還接到一起報案:一戶居民說自己家錢丟了,並懷疑是自己的女兒和其男友偷的,“那個女孩兒16歲,剛上高中住校。我問她母親,為什麼不讓她回家住好管一點,她說,女兒跟她談條件,回家住也可以,得把男朋友帶回來一起住。在他們宿舍男女朋友都睡在一起,平時就拉一道簾”。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性生理專家一再希望記者不要做關於涉色情業少女的報道,“負面影響太大,你們寫出來,賣淫可以賺多少多少錢,睡一晚上可以掙上百,這麼‘輕鬆’,就會有更多的女孩加入這個隊伍。說到底,我認為妓女還是一個職業,並且賣淫是一個暴利行業。妓女的低齡化也並不新鮮。很多男人都希望自己的性對象年齡小,甚至還有處女情結,這屬於人們性心理中本能的占有欲,變態與不變態的界限本身就很模糊”。

  在我們採訪到的兩起集團性的少女賣淫案中,最棘手的莫過於法律界定。她們由以往的原告變成了今天的被告,未成年人法律專家佟麗華說:“舊刑法對此類案件往往以誘姦幼女定處,懲罰的是傷害她們的嫖客。如果以強姦罪論,通常要判3年以上,而且幼女還要從重,新刑法將他們的罪名修改為嫖宿幼女,判5年以上。而女孩本身則以組織賣淫論處。”

  “除了將她們送入收容教養所,基本上沒有別的途徑來解決對她們的法律懲罰。”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上海社會調查中心主任楊雄說,“我不太主張把她們關到少管所去,因為那裡聚集了一群有這樣那樣偏差的少女,她們正好在一起交流與互相學習更多的罪錯方式,我們把這也稱為‘交叉感染’。”他還介紹一種更新穎的方式,就是在社會上吸收一些志願者夫婦,他們出面收留這些問題少女,這種方式源於日本,它的最大好處是不把這些女孩與社會隔離起來。

  提前完成的成熟指標

  楊雄歷時十年,做了一份詳盡的《1989~1999中國城市中學生性意識與性行為比較研究報告》,選取了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瀋陽五城市3000多學生的調查樣本。

  報告顯示,青春與性在十年中以加速度提前,比如,1989年的調查表明,當時少年的初次手淫平均年齡為14.49歲,少女為14.31歲,十年後,這個指標下降為12.64歲和10.72歲,分別提前了1.85歲和3.59歲。相似的指標前傾還有首次性衝動與性夢幻。而且少年與少女之間的性發育差距走向了擴大,1989年,男女生性生理成熟的差距僅為1.05歲,十年後則擴大到了1.31歲。

  “中國目前18歲以前的人群有3億多,其中處於青春期的有8000萬到1億人,這是可控性很弱的人群。”楊雄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同時,也必須追查那些出現性偏差少女本身的體質與病理原因,我們曾與瑞金醫院合作在上海市少女教管所對100多個性偏差少女做過一次調查,發現她們多數人睾酮素激素偏高。”所以,很難說她們從事性行業純粹是出於好奇心或者物質欲望,他希望社會給予她們更多幫助,仍舊能像對待一些孩子或者弱小者那樣幫助她們。

  “但這並不意味着十年後的青少年性行為更加活躍,因為以往的性壓抑導致了某種程度的反彈。”楊雄強調,“在發達國家,性的問題反倒趨向於保守,特別是男性,美國人正在流行一種新時尚,即女學生在‘貞操運動’中簽名,性保守主義反倒被認為是性感象徵。”警長劉濤也一再地要求記者指出,在他轄區內的強姦案件已經下降到近乎零,最近一個案例發生在一對怨偶當中,以往陌生人中的性暴力已經差不多消失了。

  用性解決教育失敗境況

  在楊雄的研究中,性偏差少女群體基本上集中在普通中學、職業高中、中專乃至一些農村失學少女中,她們下課後沒別的消磨時間的方式,而性與伴隨着性的物質快樂唾手可得。而家庭經濟條件與家庭狀況也極大地影響着她們的價值觀,在上海某些學校中,二奶的孩子、問題家庭、單親家庭子女,在有的學校達到了10%以上。在下崗工人集中的閘北區,以及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區域,街頭就常有那些少女的身影。“閒來無事就養孩子。”他不無心酸地替她們說,並舉出一個讓人驚訝的數字,外來人口生育人口目前已占上海總生育量的約1/2。

  “性教育嚴重滯後,性場所多,大眾傳媒充滿性誘惑,再加上學業失敗,基本上是導致這些少女性罪錯的主要原因。”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雲曉認為,“目前的選擇教育中容易淘汰那些學業失敗者,她們在前途無望又缺乏職業技能的時候,自然會選擇一種低成本高回報的職業,而最唾手可得的無疑就是從事性產業。”

  英國性學家愛德華·卡本特把兒童的性錯失在某種程度上歸罪於學校,他說:“現代的文明學校用一扇鐵門把兩性的事情完全封閉起來了。門邊是沉默,一種嚴酷的沉默。”神秘感也是導致少女走向性罪錯的不歸路的重要原因,北京婦女保健所所長、婦女保健專家丁輝在日本參觀當地的少女保健中心時,當地的老師正在給10到12歲的女孩在課堂上演示卵子、精子形狀以及分娩過程。在瑞典,相同的少年保健中心,少女們一邊喝着咖啡,一邊交流比如避孕、性經驗等各種問題。青少年研究專家孫雲曉在提及這些問題時認為,把性教育提前到小學是可能的,而且不僅僅是學校的任務,還應該把它引入家庭中,比如給孩子看一些畫冊。在台灣圖書市場上,就有針對5到9歲孩子的性知識畫冊。目前,有些大膽的父母甚至採取與五六歲孩子一同裸浴,孫雲曉認為:“講生殖器應該跟講一個杯子差不多。”

  人們常常以為教給孩子性是大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澳大利亞正推行的同伴教育卻主張由孩子教給孩子性。高源正是中澳青少年同伴教育項目的主持人,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少年人中尋找一些志願者,集中培訓後,再由他們返回他們的夥伴中傳播科學正確的性知識,比如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如何應對最初的性慌亂與困難。在丁輝的“少女課堂”上,有些女孩子甚至不知道衛生棉應該怎麼用,用什麼樣的,什麼時候不可以有性生活,丁輝認為:“性在青少年中是必然要發生的,我們能夠做的僅僅是發生時要提供幫助,不應該阻礙他們親昵。”(三聯生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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