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上旬，“激流島事件”之後飄然而去的李英第一次直面北京的陽光。

　　對於接受國內媒體的專訪，這個生活在噩夢和“壞名聲”中的女人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氣，李英始終都在微笑着。她說5年就是一代人，希望時間能使傳說中的“英兒”成長為一個具有着獨立人格與獨立情感的“麥琪”。從一個虛幻的影子到一個實在的女人，她縱身一跳，用了自己16年的生命。

　　詩歌北京

　　記者：你生命中經歷的兩個男人都是著名詩人，你是怎麼進入詩人圈子的？

　　麥琪：1986年，我還在北京大學念書，同時沉迷於狂熱的詩歌寫作。那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年，同時選修了謝冕先生的當代詩歌課程。時值全國詩歌運動風起雲湧，各類詩歌活動與詩人聚會作為一種時尚隨處可見。6月，謝冕帶着我和張頤武一起參加了一個可以稱之為改變我命運底色的詩歌研討會。

　　研討會由《詩刊》出面組織，到會者全是當時國內影響廣泛的青年詩人，其中就有顧城、謝燁夫婦。顧城有個習慣，凡是參加國內、國際詩歌活動，他都會向主辦方提出要求帶上謝燁，否則拒絕邀請。在我看來，顧城和謝燁是一個如此密不可分的完美的神話，他們就像一個教堂一樣使人敬畏。這一次見面，顧城話很少，不帶人間氣色。但在遺作《英兒》中，顧城卻顯示出對“英兒”的“一見鍾情”。這使我暗暗吃驚。

　　劉湛秋時任《詩刊》執行副主編，在舞會活動時，劉湛秋請我跳舞。眼前，劉湛秋時髦的打扮和《詩刊》領導的身份，的確激起了我的幻想。舞會之後我愛上了劉湛秋。儘管他已早有家室，並且身邊還環繞着許多女人。

　　記者：在80年代，這種違背道德的“情人”關係在社會中所獲得的生存空間有多大？

　　麥琪：壓力太大了。整個“80年代的新一輩”處於文化思潮的斷裂處，我們背負的傳統與我們面對的“理解萬歲”每天都在較量。當然，社會不可能對個人進行絕對的寬容。那時候連自己的好朋友都不可能理解你，更別說社會了。一個女孩有了愛情，一般會去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分享。但我不行，一開始我就把自己限死了，就是一個無法見到陽光的影子。

　　天壇公園和陶然亭公園成了兩人幽會的固定去處。一周大概有兩次時間可以在一起。這種等待最初是甜蜜的，幾個星期後越來越痛苦。因為我後來調進了《詩刊》，為了避人耳目，我們不得不使用了大量的暗號。去公園，我們一前一後相隔幾十米遠；進餐廳，他先進去看一圈，看到沒有熟人，再出來叫我進去……

　　當時他對我說，就是他離了婚也絕不會跟我結婚。

　　記者：你是怎麼進《詩刊》的？大家對此還有猜疑，是像外界說的你利用了劉湛秋嗎？

　　麥琪：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健康諮詢報》做編輯，後來聽說《詩刊》面向社會招聘兩名編輯。我知道後，跟劉湛秋說這個事，他不贊成，他有自己的顧慮。我對他說，你可以不幫我，但是我要是應聘上了，你不要反對。我打算去《詩刊》，因為這樣自己就能時常光明正大地見到他，看他處理工作，打電話，聽他上下班走動的聲音。幸運的是，我通過了招聘。

　　他還是不高興。有一次他關上辦公室的門，跟我說結束關係，他不能接受同事關係下的來往。我一下子就哭出聲來，但這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我們仍然如故。很大程度上是我在爭取一切機會追他，而他在極力拒絕這種方式。事情往往比想象的簡單。

　　記者：請描述一下那次詩歌研討會後你跟顧城的交往。

　　麥琪：從詩會回來後，我跟顧城僅僅見過四五次面。有一兩次是在詩人的聚會上。大家談的話題都特別的狂熱而空靈。特別是顧城，他的話很少，但他說起話來會不理會身邊的世界，把你帶到一個只有天空、鮮花、草坪的純淨空間裡去。他和他的帽子一樣高高在上，我那時涉世不深，很怕跟他主動說話。他的名氣對我就是一種壓力，我只能尊敬他。

　　後來我被一個朋友叫到他家裡聊天，我們這才算話多起來。哦，顧城不是那種什麼人都見的人，這讓我感到很榮幸。大概是(19)87年後，顧城與謝燁出訪德國，我們開始信件交往。

　　記者：那時候顧城在國內生活得壓抑嗎？跟國外有什麼不一樣？

　　麥琪：還好，因為在國內大家一直處於文學的位置，涉及到一些具體的文本，感覺都挺實在。而且有了謝燁在身邊，他已經可以不理會太多雜亂的生活。在國外，比如說在激流島，顧城已經基本上不寫東西了，他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像宗教一樣進行建構，實際上已經偏離了人性。在國內，各種社會的、朋友的無形約束對他是一種尺度吧。一個正常的人不能離開社會的輿論與壓力。

　　記者：劉湛秋知道你和顧城以及其他詩人的交往嗎？

　　麥琪：知道，我當時因為跟劉湛秋的感情，弄得自己很少有朋友。他知道我跟顧城的交往後很高興，他很放心，顧城的為人他很清楚，不像其他詩人那樣浮華，劉湛秋只讓我不要跟楊×更多交往。

　　記者：顧城在國內和你的交談中以及在國外的信箋中有否流露出對你的感情？

　　麥琪：從來沒有。在國外，顧城寫來的信都是他寫上半截，謝燁寫下半截，談的都是從德國到英國再到新西蘭的旅居見聞，而且每一封信劉湛秋都看過。顧城就是對誰有了感情，也不是男歡女愛的那種，女性對於他始終是純潔的象徵。

　　回放“激流島”

　　記者：怎麼想到出國了？一開始就想着和顧城夫婦生活在一起嗎？

　　麥琪：八九十年代相交的那會兒，國外的東西跑進來讓年輕人一下子處於文化吸收的亢奮狀態。國內的像搖滾、繪畫紛紛打開了新的人文視野，提供了新的藝術元素。同時想跑出去的人也越來越多，雖然有些盲目，但大家畢竟都感受到一股更有活力東西要來了。我跟其他年輕人一樣，夢想着出國，也好擺脫我當時那種不規則的生活方式。出國時我想到了顧城夫婦，最後是在他們的擔保和邀請下，我到了新西蘭。顧城夫婦邀請我去島上同住一段日子，於是我就去了激流島。

　　湛秋托我給顧城帶去了他們在一個國際詩歌研討會上的合影和一封簡短的問候信。去激流島後，我把信和相片轉給顧城，顧城不屑一顧，說我怎麼跟這種人交往。看到顧城不高興，我就沒敢說明我和湛秋的關係。後來我在島上給湛秋寫信，留的地址是另一個當地朋友的家裡。

　　一開始只想着出來就自由了，沒想到接下來異鄉的生存很艱難，3天后我跟他們說想去奧克蘭找工作。我把想法跟顧城說了，一下子，顧城就不說話了，臉色變得十分陰沉，一邊的謝燁馬上示意我不要說，等過一段日子再提。我答應了，我沒想到會讓我尊敬的人如此失望。我心裡也有一些過失感。我再一次提出要走的時候，又過了十幾天。

　　記者：後來走掉了嗎？

　　麥琪：問題就出在這裡。

　　那天顧城對我說，你要去找你自己的生活是你的自由。

　　然而半夜裡他來到我的房間……我醒了過來，但隨即又處於半昏迷狀態，此後的記憶是失效的，直到第二天我醒來後才明白髮生了什麼，猛一回頭發現他站在門邊，一束陽光從他的頭頂射過來，我本能地又尖叫一聲，這時只聽見“轟”的一聲，他就像一塊木板一樣倒在地上。謝燁跑過來緊緊抓住顧城的手，直到他醒過來(顧城在情緒失控的時候，都要讓謝燁緊緊抓住他的手，別人就不行。只有謝燁能給他安全感)……

　　這時候我感到時間太陌生了，激流島太陌生了，好像我根本沒來過這個地方。我一時無法接受一個一直生活在精神里的“神”突然用這種暴烈的方式闖進我的生活、壓迫着我的神經……

　　後來國內有人說，怨我為什麼不關門。他們不了解，那個所謂的房間其實是沒有門的，只是用木板隔成的一個小區域。

　　記者：後來是顧城感到了愧疚還是你接受了你所面臨的命運？

　　麥琪：謝燁警告他不要再打擾我，顧城很聽謝燁的話，像一個孩子一樣。此後，他曾經多次夜裡偷偷地起來，但再也沒進我的房間，只是在門口站着。但我的睡眠從此是不安穩的，島上的生活離我想在國外開創的生活差距很遠。但是，顧城不允許我走，謝燁也挽留我，她說你要走了，他會死的。後來我只得搬到半山腰上的一間木房子裡住。

　　日子就這樣緩慢地度過，我也和顧城重新像以往一樣談論那些遙不可及的飄渺的詩歌精神。這段時間我發現，我已經習慣了島上單調、寧靜的生活，外界離我很遙遠。我一度認為，顧城的精神在我是神，是高於一切的。如果這個人認為我的愛情是世俗的，那麼我的愛情就是毫無意義的，應該被摒棄的。

　　我給湛秋寫了一封絕交信後，把他的所有來信全都燒了。

　　記者：顧城在這之後有沒有像其他詩人一樣為你獻詩？你們後來是否變得快樂了？

　　麥琪：顧城的感情已經超越了愛情，他近乎宗教一樣無所不在。我和顧城之間也從來沒有男歡女愛的感覺。從來沒有“親熱”過。顧城對性很壓抑，性對於他是很羞恥的事情。做愛時很緊張，做完後又很羞愧，匆匆忙忙地做完後又匆匆忙忙地逃走。有時我勸他放鬆，但無效。

　　記者：你們三人在島上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是像外人所傳的世外桃源那樣嗎？

　　麥琪：我在島上一共生活了1年零8個月。我和顧城夫婦一起生活着，我們閉口不談自己的事情，而話題都是一些純粹的東西。在島上，養了兩百隻雞，有一塊地，顧城的破房子經常需要修補，也是很忙的。謝燁像母親一樣寵愛着顧城，從來不拂他心意，顧城對她很依戀，也很順從。顧城要開墾地，每天還要往半山腰的養雞場挑飼料。謝燁把雞蛋拿去賣，換一些生活必需品。她希望顧城回到正常的文學圈子中去，但又怕他暴怒。他們的孩子寄養在當地一個朋友家中，顧城不讓孩子回島上，謝燁只能每周去看孩子。

　　記者：孩子為什麼不跟顧城夫婦住在一起？

　　從英兒到英子再到麥琪

　　麥琪：顧城和謝燁的孩子寄存在朋友家中。顧城自己不喜歡孩子，他覺得孩子是入侵者，他在自己的精神王國里根本沒有設置“孩子”這樣一個位置。“小木耳”長這麼大，顧城沒抱過一次。也許，要是那個孩子是個女兒會好一點，顧城對女性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

　　記者：卡夫卡說埋葬一個人最好的方法是以一本長篇小說。你現在寫的這本書意味着埋葬過去，樹一個生活的墳？

　　麥琪：生活要是真能埋葬就好了。但它就是這麼一個無法繞開的悲劇，就像我從一個影子到一個影子地活着。這麼多年來，我像一個沒有隱私的裸體人走在別人的視線里，現在我自己正在完成向一個具備獨立人格和獨立情感的女人的蛻變。現在我應該要獲得安寧了。

　　記者：顧城的《英兒》是以你為原型的，你對這部書有什麼看法？

　　麥琪：看到這部書後覺得有一種巨大的錯位。英兒讓我覺得很陌生，顧城把我寫成了一個很那個的女人，而且他的那種感覺我從來不知道。我有一種深深的自責，有許多假設在折磨着我，每天清醒過來，壓力很大。8年時間有個空間慢慢清理。我在另外一本書《魂斷激流島》中作了我的描述。

　　記者：你經受過這麼多，看起來還是無比健康。

　　麥琪：有人說我用完年輕人用老年人，用完老年人用外國人，是一個壞女人。而《英兒》的讀者都希望我死掉，這樣才是完美的結局。時間可以澄清一切。顧城喚我“英兒”，湛秋喚我“英子”，我給自己起的筆名叫“麥琪”。在最新出版的《愛情伊妹兒》中，我披露了我和湛秋的愛情，我想用這個紀實小說劃個句號。以此，從陰影中徹底擺脫出來，我不會再對我的事情發表任何看法，我會寫另外的東西，那個寫作者叫麥琪。

　　記者：你怎麼看待道德評判下的自己？

　　麥琪：我沒有去想過。在80年代就愛上一個有婦之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後來又以一個不明白的身份在孤島上生活了1年多，這怎麼說。是什麼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我不知道。我有什麼錯？我不知道。生活，就是你經過了一些人，經歷了一些事。

　　記者：你現在的生活狀態如何？

　　麥琪：在悉尼，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員，很少人知道華人世界的事情。我和湛秋早都離婚了，他北京的家是我的，我悉尼的家也是他的。我們事實上生活在一起。出上一本書《魂斷激流島》時，我們重新聯繫上了，愛情最終是圓滿的，落在了60歲的他和40歲的我之間。誤解再也不足以干擾我們了。

　　記者：你後來回去過激流島沒有？“小木耳”生活得好嗎？

　　麥琪：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春天去過，為了別的事。“小木耳”在他的島上監護人那裡應該生活得很好！祝福他！

　　記者：現在看來你的每一步都具備了偶然性，但你根本改變不了。想沒想過假如……

　　麥琪：沒有假如，也不要去給自己假設什麼。這是我這8年來最能說服自己的一個說法。

　　激流島事件

　　1993年10月8日，中國“朦朧詩”代表詩人顧城(1956—1993)在新西蘭激流島利斧殺妻，然後自絕，事件震驚文壇內外並掀起各種猜疑。顧城留下了自己的兒子和大量的詩篇，以及一本跟李英密切相關的自傳體小說《英兒》。該書指涉的顧城和妻子謝燁與李英3人之間的關係，使李英成為事件的女主角之一。

　　顧城(1956—1993)詩人，他還是1993年10月8日新西蘭激流島上那場悲劇的主角。他利斧殺妻然後自絕的事件，在華人社會引發了包括譴責在內的巨大震動。(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