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記否我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
小學時我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文靜儒雅,坐如鐘,行如風。學習第一,打兵
乓球也第一。莊則棟在觀看了我的表演賽後,曾把我調到北京少年宮培訓,誰知一
查我的家底,又把我給清了回來(不是莊則棟清我,是少年宮的領導) 那是後話。知
道我是怎麼練打球的嗎?那時家境不好,沒有一塊像樣的大鏡子,我經常在街面藥
店的大玻璃窗前,空手抽球五百下。在街人好奇的目光下,我再若無其事的走開。
那場“轟轟烈烈”使本就窘困的家轟然坍塌。父母被紅衛兵小將揪着頭髮,扭
着胳膊“綁架”到不知何處去了。當然,他們綁架不會和我們要贖金,而我們找到
父母的單位想要點“贖金”作生活費時,造反派們拍得桌子啪啪響:工資是給工農
兵大眾的,不是給你們這些反革命小崽子的。(那些拍桌子的人現在也有五六十了吧,
但願他們的手沒留下什麼後遺症)。那時我們家最值錢的就是一個鬧鐘,十七塊錢從
商場買回來的帶一個小雞啄米的那種。偏偏底座襯了一塊報紙,一些文字隱隱綽綽
地露着。紅衛兵以為那是父母留下的變天帳或和特務聯繫用的密電碼,不由分說地
砸個希濫。從此我們家闊的就剩一個家用電器----手電筒了。
我從班長,大隊長,一夜之間蛻變成反革命,黑五類的狗崽子。走在街上,冷
不叮地會竄出一人來,給我一個嘴巴或給我一口吐沫,以示他(她)們的愛憎分明的
堅定的階級立場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手腕。我無法忍受這種侮辱,便和一些和我
有相同遭遇的“同志”(彼“同志”非此“同志”也)組成了一個被革委會稱作“流
氓團伙”的東東。我們拜了一個武術師傅。此人年輕英俊,一身好功夫,為人正直,
仗義,嫉惡如仇。雖然他出身領導階級,卻對我們這些狗崽子深表同情。他不但教
我們功夫,有時練完還賞我們窩頭吃。在那個年代有額外的窩頭吃,無異於現在的
海鮮大餐。我用學兵乓球的精神練武,四年以後,我成了我們地區的一“霸”,提
起二豹,沒人不知道的。別說有人敢扇我嘴巴,我不扇他們,他們就燒香吧。
我上中學後,我所在班是全校最亂的班 ( 那時叫排)。一次考試,全班百分之
九十得了一百分。軍宣隊和工宣隊怎肯信這種結果。便全體來到我們班,一個盯一
個的重新考。新的結果是:我還是得了 100,除了排長 62 分屬及格外,全部不及
格。公布結果時,軍宣隊的領導痛心疾首地說:我們讓一個反革命的子女占了上風,
親者痛仇者快呀。
說至此,不得不介紹一下我的排長:高衛東。衛毛澤東還是衛東方,反正那時這
種名字多了去了,和現在的大衛,約翰等一樣,流行。人如其姓,高我半頭,校足
球隊的。根正苗紅。他最不憤的就是我的學習成績和武功,時不常的想滅了我,苦
於沒有機會。
一天,我到同學家玩,回家時路過排長的院門口。他等此機會已多時,抄着一
把鐵銑就向我後背掄來。我聽到背後的風聲,急縱身向前躲過這致命的一擊。反身
下蹲伸腿,用鏟球的方式先餵他一個狗吃屎,再猿身向前,一個直拳打折了他的鼻
粱骨,又一個右鈎拳打聾了他的左耳。扔下血流滿面哇哇大叫的他揚長而去。
事情那裡能如此簡單地善罷甘休。高的家長將他送進醫院後就找到學校。學校
的革命教職員工聽後無不義憤填膺,反了,反了,階級敵人向我們猖狂反攻了,這
不是嚴重的階級報復又是什麼!足球教練集合了整個足球隊,跑步來到我家院子裡,
稍息,立-----正!十五個小伙子直直的站在我家門前,大有不交出兇手絕不撤兵之
勢。院子裡站滿了看熱鬧的人。剛從農場回來不久的母親看到這個陣勢氣的渾身顫
抖,指着教練的鼻子問:你不就是八年前偷看女生如廁的劉永明嗎?一個球員糾正
說:我們教練不叫劉永明,他叫劉永革。我父親接口道: 你總算沒改掉你的姓。你
調查清楚事情的前因後果了嗎。就這麼興師動眾。是你的隊員先動的手,你知道嗎?
人群中有人附和道,是呀,那傢伙先用鐵銑偷襲的。要不是二豹閃的快,現在躺在
醫院的就是二豹了。那教練不愧是教體育的,一點文字功夫也沒有。兩句話就說的
他沒了詞,帶着隊員灰溜溜的走了。母親嘆道:都是天下淪落人,何苦如此相逼呢?
父親哼道:不過是多得了塊骨頭的狗,也就敢咬咱這落魄的人罷。
我這一生與父母多有摩擦。但在那紅色恐怖的年代,他們敢於挺身護犢,實實
在在讓我感念至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