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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記否我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
小學時我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文靜儒雅,坐如鐘,行如風。學習
第一,打兵乓球也第一。莊則棟在觀看了我的表演賽後,曾把我調到
北京少年宮培訓,誰知一查我的家底,又把我給清了回來(不是莊則
棟清我,是少年宮的領導) 那是後話。知道我是怎麼練打球的嗎?那
時家境不好,沒有一塊像樣的大鏡子,我經常在街面藥店的大玻璃窗
前,空手抽球五百下。在街人好奇的目光下,我再若無其事的走開。
那場“轟轟烈烈”使本就窘困的家轟然坍塌。父母被紅衛兵小將揪着
頭髮,扭着胳膊“綁架”到不知何處去了。當然,他們綁架不會和我
們要贖金,而我們找到父母的單位想要點“贖金”作生活費時,造反
派們拍得桌子啪啪響:工資是給工農兵大眾的,不是給你們這些反革
命小崽子的。(那些拍桌子的人現在也有五六十了吧,但願他們的手
沒留下什麼後遺症)。那時我們家最值錢的就是一個鬧鐘,十七塊錢
從商場買回來的帶一個小雞啄米的那種。偏偏底座襯了一塊報紙,一
些文字隱隱綽綽地露着。紅衛兵以為那是父母留下的變天帳或和特務
聯繫用的密電碼,不由分說地砸個希濫。從此我們家闊的就剩一個家
用電器----手電筒了。
我從班長,大隊長,一夜之間蛻變成反革命,黑五類的狗崽子。走在
街上,冷不叮地會竄出一人來,給我一個嘴巴或給我一口吐沫,以示
他(她)們的愛憎分明的堅定的階級立場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手腕。
我無法忍受這種侮辱,便和一些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同志”(彼“同
志”非此“同志”也)組成了一個被革委會稱作“流氓團伙”的東東
。我們拜了一個武術師傅。此人年輕英俊,一身好功夫,為人正直,
仗義,嫉惡如仇。雖然他出身領導階級,卻對我們這些狗崽子深表同
情。他不但教我們功夫,有時練完還賞我們窩頭吃。在那個年代有額
外的窩頭吃,無異於現在的海鮮大餐。我用學兵乓球的精神練武,四
年以後,我成了我們地區的一“霸”,提起二豹,沒人不知道的。別
說有人敢扇我嘴巴,我不扇他們,他們就燒香吧。
我上中學後,我所在班是全校最亂的班 ( 那時叫排)。一次考試,全
班百分之九十得了一百分。軍宣隊和工宣隊怎肯信這種結果。便全體
來到我們班,一個盯一個的重新考。新的結果是:我還是得了 100,
除了排長 62 分屬及格外,全部不及格。公布結果時,軍宣隊的領導
痛心疾首地說:我們讓一個反革命的子女占了上風,親者痛仇者快呀
。
說至此,不得不介紹一下我的排長:高衛東。衛毛澤東還是衛東方,
反正那時這種名字多了去了,和現在的大衛,約翰等一樣,流行。人
如其姓,高我半頭,校足球隊的。根正苗紅。他最不憤的就是我的學
習成績和武功,時不常的想滅了我,苦於沒有機會。
一天,我到同學家玩,回家時路過排長的院門口。他等此機會已多時
,抄着一把鐵銑就向我後背掄來。我聽到背後的風聲,急縱身向前躲
過這致命的一擊。反身下蹲伸腿,用鏟球的方式先餵他一個狗吃屎,
再猿身向前,一個直拳打折了他的鼻粱骨,又一個右鈎拳打聾了他的
左耳。扔下血流滿面哇哇大叫的他揚長而去。事情那裡能如此簡單地善罷甘休。高的家長將他送進醫院後就找到學
校。學校的革命教職員工聽後無不義憤填膺,反了,反了,階級敵人
向我們猖狂反攻了,這不是嚴重的階級報復又是什麼!足球教練集合
了整個足球隊,跑步來到我家院子裡,稍息,立-----正!十五個小
伙子直直的站在我家門前,大有不交出兇手絕不撤兵之勢。院子裡站
滿了看熱鬧的人。剛從農場回來不久的母親看到這個陣勢氣的渾身顫
抖,指着教練的鼻子問:你不就是八年前偷看女生如廁的劉永明嗎?
一個球員糾正說:我們教練不叫劉永明,他叫劉永革。我父親接口道
:你總算沒改掉你的姓。你調查清楚事情的前因後果了嗎。就這麼興
師動眾。是你的隊員先動的手,你知道嗎?人群中有人附和道,是呀
,那傢伙先用鐵銑偷襲的。要不是二豹閃的快,現在躺在醫院的就是
二豹了。那教練不愧是教體育的,一點文字功夫也沒有。兩句話就說
的他沒了詞,帶着隊員灰溜溜的走了。母親嘆道:都是天下淪落人,
何苦如此相逼呢?父親哼道:不過是多得了塊骨頭的狗,也就敢咬咱
這落魄的人罷。
我這一生與父母多有摩擦。但在那紅色恐怖的年代,他們敢於挺身護
犢,實實在在讓我感念至今.
因為打架,進過幾次局子。
我的一個哥們的父親平反,官復原職。因此他也得以在初中畢業後進
了一個中專。這在我們這個團伙里算是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送他到
學校報到等公共汽車時,我遇到我哥哥的一個同學,便和他多說了幾
句話。汽車來了,哥兒幾個上了前斗。那時公交車的前後斗是分離的
。我匆忙扒上後斗。一上車,就見四個橫眉立目的傢伙盯着我。我用
眼睛掃了一下,是和我有過過節兒的東西。無非是那幫曾欺負過我又
讓我給找補回來的鬆蛋。我向車裡挪,一個傢伙嘴裡說着“照什麼照
”(那時的黑話,看的意思)胳膊肘就向我的前胸頂來,我一個擒拿手
,攥住他的手腕,他還沒明白怎麼回事,我就已經把他撩倒在地。其
他三個人邊嘴裡罵着:你丫狂什麼狂,邊一起撲上來。我一邊和他們
格鬥,一邊對售票員說:你開開門,我們下去打。售票員打開車門,
我先推一人下去,就勢也跟着跳下去。我毫髮無損,因為有那個孫子
墊着,而那個孫子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我乘另兩個傢伙正找北的當
兒,給最後跳下來的傢伙迎面一拳。這就解決了倆。剩下的就沒問題
了。前斗的哥們看到發生了情況,猛拍車門讓司機停車,然後向我這
跑來。他們趕到時,那四個傢伙就只剩一個還站着了。當然,這個家
伙死的最慘( 不是真死,是被打的最慘)。
警察向這裡跑來,我對其他幾人說,快跑,這兒我頂着。我被帶到派
出所,警察問我的同夥,我說沒同夥。警察笑了,你小子夠牛啊,四
個人里三個人進了醫院,你就一點淤傷,你這麼能耐,咱倆過兩招怎
麼樣。我說:哪敢,你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我一碰不粉身碎骨
才怪。另一個警察說,關他兩天,殺殺他的銳氣再說。我被轉到分局
。每天窩頭,無油熬菜到也能飽。一天提審,問我:你還頑抗到底說
就你一個人嗎?我說是。他們似乎懶得理我,不再問就送我回號子。
又過兩天,還是那個提審,說,你好象挺愛待在這兒的。我說:除了
你們,誰愛在這?提審說,那你為什麼不交代你的同夥?我一副死豬
不怕開水燙的德行,堅持說:沒有。提審哼道:別這流氓假仗義了。
你說沒有,他們就不存在了嗎?你真以為我們在等你交代才抓的着他
們嗎。那被你打的人是死人嗎?關你幾天是讓你明白,你還年輕,別
讓哥們義氣毀了前程。我心說道:沒有這些哥們義氣,別說前程,能
活到今天否都是問題。提審問我:你是想再待兩天呢,還是今天就走
?這回是我笑了:您決定。臨走,提審拍着我的肩膀說:我覺得你小
子不是那種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好自為之,別讓我在這再看到
你。
外人稱我們叫團伙,其實我們不過是遭遇相同,心境相同,不甘被辱
罷了。我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調戲婦女。我們只打那些該打之人
。所以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糾纏我們。但學校總要有一些反面教員,
於是我們的存在就有了價值。我們幾個經常被拉去批鬥,發言的都是
小女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不打女人的。我隔壁院子的一個小女
孩,名叫小玉,人如其名,玉潤珠圓的,翹翹的小鼻子,不過還沒到
用鼻孔望人的地步。小我一年級,也知道我在學校的壞名聲。可她無
論在哪遇到我,都會甜甜地叫一聲:二哥哥。我挺討厭她這麼叫的,
我又不是什麼賈寶玉,二哥哥,二哥哥的,你以為你是史湘雲呀。之
所以提她,是因為我金盆洗手的最後一架是為她打的。
初中畢業,由於我的斑斑劣跡,即使我的學習成績全年級第一,也不
允我上高中。我被發到農村去種地。我插隊的小隊長挺欣賞我的,經
常約我喝酒。我這一捨命陪君子,喝到胃吐血,不得不病休在家。趕
上恢復高考,成了文革後的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後分到一個軍工單位
,開始了我的通勤生涯。
常跑通勤,難免遇見故人。小玉就是其一。這一天,我倆下車,我在
前,她在後,(有點非紳士了,應女在前,男在後才對,如果那樣,
也就不會有以後的事情發生了。)她的左腳剛沾地,右腳還在腳踏板
上,汽車就開動了。她一個踉蹌,摔出五六尺遠,爬在那裡不能動了
。我借了一個過路人的自行車,將她駝到醫院。x 光檢查右腳面骨粉
碎性骨折,右臂骨裂並摘鈎。第二天我拿着醫院的證明截住昨天肇事
的汽車,讓司機負擔醫藥費和病假工資。司機蔑脅着我說:是人都拿
個證明讓我負擔,我負的起嗎?是誰摔傷了,我怎麼不知道。一邊去
,我這兒執行公務哪。我一看他耍無賴,骨子裡的野性騰的膨脹起來
。我一把把他從車座上拽下來,三拳兩腳,他就只剩坐地上哼哼的份
了。雖然他高我半個頭。交通因此阻塞了三個小時。當天夜裡 12 點
,西城分局的警車就把我給拷走了。我的單位和小玉的單位第二天一
早知道了這件事,分別派人到分局去交涉,先把我保了出來,然後和
公交公司打官司。公交公司威脅說,如果你們再糾纏不清,我們公交
車在你們地區就過站不停。經過三個多月的折騰,各自妥協,各單位
負責自己員工的醫藥費和病假工資,拘我那一晚上,算是那三個小時
的阻塞交通的懲罰。
自那以後,我就再沒打過架。徹底地金盆洗手了。
細想我這一生,都是在尷尬里度過的。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手無
縛雞之力。遇事只能忍讓。我小時也是在這種“和為貴忍為上”的教
育下成長的。我就是宣傳畫上那個穿着白襯衣,胸前飄着紅領巾,行
着隊禮的革命接班人。文革的刺激,使我“誤入歧途”,學了一些拳
腳。我的童年沒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只有屈辱和抗爭的記憶。後
來又成為大學生,成為一個“知識分子”,骨子裡卻又野性不改。在
知識界,我是個糙人,在體力群體裡我又是個有知識的。在各階層里
我找不到我的定位。我懷念我們哥兒幾個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歲月
,但我又知道那是人類最低級的組合方式,---為了生存。沒有理想
,沒有抱負,只有私人恩怨。但現在的大學生就是人類的希望了嗎?
我無力為這個社會作什麼,我也不能扭轉人們的醜惡。這個世界不是
靠拳頭打下來的,是要靠法制。但真正法制起來又談何容易?
我攻 G 考托,來到美國,還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就象是一個駝
背睡覺,兩頭不着靠。我現在在讓上帝發笑,因為我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