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5日晚，第139屆日本最有權威的文學大獎——芥川獎揭曉。中國籍作家楊逸繼去年以中篇小說《小王》獲得文學界新人獎以後，又以小說《浸透時光的早晨》摘取了這次芥川獎的桂冠，這是中國人首次獲此殊榮，芥川獎評委高樹信子認為，獲獎作品是一部細膩描繪人生苦惱與悲喜的青春小說，它以“觸手可及的新鮮度”寫出了一個人拼命生活下去的強烈意願，這種感覺只有跨越國境的作家才能體會得如此真切。雖然與上屆候選作品的選材全然不同，但作品水平很高，且日語能力大有進步，“和日本作家相比毫不遜色”，與其他候選作品相比有着壓倒性的力度。

　　高樹信子還認為∶這是一部出色的“個人史”，最近20年以來，日本作家已經沒有人完成這樣出色的“個人史”了，而筆者認為∶這部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它的“個人史”的意義，而是一部在苦惱、仿徨及反思的個人史中，濃縮了民族在二律背反的歷史選擇中衝突與苦惱的作品。

　　一、文學性悲壯中民主青年

　　這部作品描寫兩個從偏遠農村考入大城市的秦都大學的梁浩遠和謝志強，“完全像是從黑白電影一下子跳進了彩色電影的銀幕中似的”，進入了色彩斑斕的校園生活，使他們興奮得在早晨來到校園裡的湖畔大聲喊叫，由此獲得了“向着寒空嚎叫的二狼”的“雅號”。而校園生活中最使他們興奮的是文學，最使他們崇拜的是中國文學系的年輕教授甘凌洲老師，他那“在流動空氣的節奏中震顫”的讀詩的聲音，使整個大講堂鴉雀無聲，呼吸驟停，戴望舒那“寂寞的秋的清愁”，滲透了兩個在黃土黃房黃土牆的“黃一色”中生長的梁浩遠和謝志強的心扉，使他們完全沉醉於詩那飄渺與美麗的夢境中。

　　就在這時“八九風波”掀起，他們的偶像甘凌洲老師是這個城市中的運動領袖，他抑揚頓挫的聲音在市政府的廣場響起，無盡的浪漫正在演變為崇高的悲壯，把“二狼”帶入浪漫的詩之夢境的甘凌洲教授，自然也把他們帶入了“為民族獻身”的悲壯之中，更何況在甘教授的身旁一直陪伴着美麗的，有着“像在清泉里搖動的大葡萄粒”似的美麗眼睛的女生白英露，就像年輕的宋慶鈴永遠陪伴孫中山。這使悲壯中更滲透了美麗的愛情浪漫和歷史的芳香，在浩遠和志強心裡沸騰着的，是“比血更濃的東西，完全像噴火的油一樣，幼年和少年時代所讀過的令人憧憬的革命英雄故事在腦海中浮現，被殺害的劉胡蘭，手舉炸藥包去炸敵人碉堡的董存瑞，為祖國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的無數英雄們的雄姿，像電影畫面一樣在腦海中流過，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祖國，這個時刻現在到來了。”

　　他們相信美麗的浪漫與崇高的悲壯一定會結出美麗與崇高的果實，正像美麗的花朵一定會結束芳香的果實一樣。

　　二、被生存與時間泛黃的悲壯

　　然而運動過去了，他們都因為與“污辱民主運動”的市民毆鬥被開除學籍。謝志強流落在打工的民工隊伍里，而梁浩遠由於與殘留孤兒的女兒結婚來到日本。

　　梁浩遠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來到日本後他堅持參加民主派的活動，堅信一個像美國一樣的民主國家會在中國出現，他到處去徵集反對香港回歸中國的聲明，後來又徵集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的聲明。他也在四處尋找把他領入崇高而悲壯的鬥爭的甘老師、白英露。

　　但是每次與民主派的集會，都使他無限失望，北京人老黃參加民主派的集會只不過是為了得到特別在留的簽證；他的大舅哥大雄只是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民主同志會日本支局的代表袁利四處兜售“101增發劑”；他崇拜的革命家張北松由於毆打女兒受到美國學校當局的譴責，被女兒稱為“獨裁者”，最後他找到了甘教授，嘔心瀝血支持甘教授的他的妻子已經在中國積勞成疾死去，兒子在來信中指責他∶一個無法照顧妻子和兒子的人能夠愛國嗎?而爛漫的民主之花白英露帶來了一個她和法國人生下的藍眼睛的孩子淡雪。更使浩遠的革命熱情受到毀滅性打擊的是他在報紙上看到了一條題為“在日中國人慶祝香港回歸”的新聞，而那上邊有一張相片，發言者竟是民主同志會的日本支局代表，現在是“新華僑實業家代表”的袁利，他光亮的額頭正在向頭頂的頭旋出延伸，不知是沒有使用“101”還是“101”不起作用。

　　“剛才還生機勃勃的浩遠，被袁利的相片擊沉，一瞬間變成了失水的大羅卜。”

　　一切悲壯都變成了面對生存的無可奈何的嘆息，有氣無力的掙扎，用盡心機的經營，沒有浪漫，沒有理想，曾在民主大旗下呼號的悲壯在生存和時間中泛黃、風化，風化得斑駁陸離,面貌全非。

　　在這美麗、浪漫與崇高的悲壯淒楚的風化中，作者暗示了個人與民族在歷史悖論中的徘徊、疑惑和艱難的選擇。

　　首先，悲壯能否創造歷史?悲壯是個人道德完成還是獻身祖國?劉胡蘭和董存瑞是悲壯的，但是他們鮮血澆灌的悲壯不一定會生長出他們所期冀寄的歷史，他們的犧牲也不會阻礙兩個生死相仇的勢力在某個歷史的拐點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也正像浩遠他們所經歷的那場風波。悲壯有時會永遠地留在歷史中，但是它對新的歷史並不一定有真正的意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過零丁洋》流芳千古，但是並不能阻擋元代組成中華民族近百年的歷史和中國人把它的強盛引為自豪，而從金降元的耶律楚材，因為他降元而被封為大臣，才能諫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徵發殺戮，使中原百姓和文化多次免於塗炭。

　　如果悲壯有時只是一種個人人格的完成，那麼一個無法將自己和身邊的人養活，並讓他們生活得更好的悲壯的革命家和一個兢兢業業為自己和家庭生活得更好而小心翼翼生活着的普通人哪個更有意義?古人云∶“國之本在家”，一個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和家庭的人配不配去做革命家?從小處着眼，這是個人與革命的命題，從大處着眼，則一個國家，究竟是先富強還是先民主的問題。作者在作品中巧妙地用個一個細節暗示這一點，使她的作品在不經意的點染中具有了歷史的厚度。

　　浩遠的父親為浩遠的第二個孩子起名為“民生”，眾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中最重要的是“民生”它是“民族”、“民權”的基礎。孫中山還提出了建國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蔣介石繼承了他的建國步驟，他們作為時代的偉人，都焦灼地渴望“還政於民”的憲政，但是他們深知，歷史有他自己的速度與進程，而且有時必須忍耐“怯弱”與“獨裁者”的罵名。而美國現代著名的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在戰前，一個國家向民主社會的“轉變帶”的中心是人均GDP300-500美元（1960年幣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進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一十年代，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 在1000－3000美元間是開始向民主轉變的閾值；當它達到3000－6000美元時，則是完成轉變的閾值。這個閾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領域。

　　筆者認為，也許這是這篇小說的價值所在，從微觀着眼，它體現了一個“知行合一”的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個人生存和國家命運的歷史波濤中遇到的艱難悖論，同時也暗示一個後進國家在世界潮流與歷史波濤中的艱難選擇。

　　三、果子只成熟時間之中？

　　被袁利搖身變色的相片徹底擊沉的浩遠，深深體味到做一個“革命家”的孤獨，在給父親打電話時，他失聲痛哭，和民生要買新玩具而不得的哭像一模一樣。父親勸他明天早晨去看朝日，告訴他朝日是無比美麗的，他還可能看到彩虹。

　　第二天早晨，他真的帶着妻子梅坐在他家後面停車場的矮牆去看朝日，“不知經過了多長時間，太陽帶着倦怠的表情開始伸展腰身，它的氣息吹進高樓的間隙，靜悄悄地把自己的存在滲透在各個角落，終於也在浩遠他們的頭髮、臉和身體上灑滿了陽光，在道路對面灰色的樓房房頂露出了它四分之一的笑臉，灰色的樓房上放射着耀眼的銀灰，漸漸增強的光輝變成了七月的灼熱。正像父親所說，太陽真美。這美是和89年那個初夏的早晨在黃土高原上通過的列車看到的初升的太陽有着不同光彩的另一種美麗。”

　　“籠罩着心頭的愁的曙色，被夏日的晨光劃破。隔斷時空的灰樓群那一邊，黃土高原嘗眩暈過的金色，溶載着那朝陽中狂馳的列車的血液,若流淌着苦難的黃河。”在通勤的列車中，浩遠反覆吟唱着從灼熱的胸中湧出的詩句。

　　這就是滲透了時間的早晨，新的時間托起了閃爍着新的美麗的早晨，不同於土高原曾眩暈過的金色，但是美麗依然是美麗。

　　青春的悲壯澆灌出的青澀的果實墜落了，但是新的朝陽依舊升起，它滲透了時間，滲透了時間的陽光為浩遠培育了新的希望∶和他一起在民主的大旗下奮鬥的志強從中國向他走來，他成了藝術家和實業家，風流倜儻，成熟富足，中國在突飛猛進地進步，朋友在新的歷史中成功。

　　楊逸曾對筆者說∶我們當時完全不明白的事情，時間和歷史都會告訴我們答案。

　　“細雨茸茸濕楝花，南風樹樹熟枇杷”，這是明代詩人楊基的詩作，他是浪漫而美麗的。但是“熟枇杷”不是南風，而是時間，三月的南風吹不熟琵琶，而六月的朝陽一定會給青澀的琵琶染上一層美麗的金黃。

　　當送走了準備回國到農村小學教書的甘教授後，兒子民生問浩遠∶“爸爸的故鄉?那是什麼呢?”

　　浩遠慢慢地對女兒櫻和兒子民生說∶“故鄉就是生我的地方，也是我要死在那裡的地方，那裡有父親、母親、兄弟和溫暖的家。”兒子說∶“那麼民生的故鄉就是日本了。”

　　浩遠對故鄉的思念仍然不失浪漫與悲壯，但是他已經不為悲壯的錯位、風化與不可承傳去憤怒和痛苦，他沒有去糾正兒子，堅持是美的，但是變化也許更美。世界在變化，他和兒子理應有不同的故鄉，他凝視着兒子的臉，微笑着說∶“回家吧!”

　　也許，兒子也是“滲透了時間的早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