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
 
　　　

　　文革中，我父親作為一個醫生，從省城醫院被下放到Ａ縣下面的一個公社衛生院，後來又被抽調到Ａ縣醫院，這也可以說是“退兩步進一步”，象跳“華爾茲”一樣，許多中國人就是這樣，在人生中跳上這麼幾步“華爾茲”，一生也就交代了。

　　那時我自然也要隨父親Ａ縣城，在許多鄉下人眼裡，那也算個很了不起的城市了，但我當時對那“城市”實在是不敢恭維，沒到那裡時我就聽有人編了順口溜貶低那個“城市”，說是：“一個公園兩個猴，一個警察兩崗樓。”到了那個“城市”，我對它的“市容”的感覺就更差，那馬路一到陰天下雨，就變成了“水泥”大馬路－－不是混凝土，而是滿是髒水和稀泥，走上去令人要唱起“紅軍不怕遠征難”，一條街上沒有幾個商店，偶爾走進去，會看見幾個男女店員，手操一把算盤，在那裡怒目圓睜，對着顧客“同仇敵愾”，聽說如有人膽敢不老實，那大算盤肯定會摑到你的腦袋上，來個“大珠小珠落玉盤”。我第一次走進去時就把我嚇了一跳，以為我走錯了地方，是進了看守所。

　　這個縣城的一條主要大街上，崗樓確實很少，大約也就兩個，但是經常看不見順口溜中說的那一個警察，至於“一個公園兩個猴”，那確實是“不顧事實惡意中傷”，如果上綱上線來認識，可以說就是“攻擊大好形勢”，因為那裡不只有兩個猴，而是三隻，不僅有三隻猴，竟然還有一隻孔雀！據說是從哪個大城市弄來的。不過那傢伙一副“昭君出塞”，淪落邊陲，明珠暗投，悲憤難抑的樣子，每天不梳頭不洗臉，弄得灰不溜秋，蓬頭垢面。那天中學的王老師聽說公園裡來了孔雀，興致勃勃地領着拖着鼻涕的兒子來園欣賞。王老師四十多歲，非常之瘦，整個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公斤，眼鏡卻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厚，圈套圈象個啤酒瓶子腚，看上去象是有五公斤，抻着王老師的脖子向前一點一點，象雞啄米一樣。

　　那孔雀看見王老師和他兒子走近籠子，表現得很不耐煩，最後乾脆“自暴自棄”，趴在那裡把腦袋插進了土堆里。結果王老師回家後對他老婆說：沒看見什麼孔雀，只看見一隻其大無比的老鼠在籠子裡關着，不過老鼠能長得那麼大，也算得上“珍奇動物”了。

　　別看那孔雀對王老師之流不理不睬，但如果哪個“花姑娘”穿着花衣裙來到它的籠子前，它的“爭奇鬥豔”之心則是絲毫不減的，它會“噌”地從地上跳起，跌跌撞撞地跑到籠子的“最前線”，抖擻起頭上那幾根殘破不堪的“冠”－－實在不敢恭維它那幾根冠，三根半冠有兩根半帶屎球子。然後就聽“嘩”地一聲，它來了個“孔雀開屏”，人家孔雀的“屏”都是圓圓的一扇，它到好，只剩了半扇，那半扇不知被它弄到哪裡去了，而且滿是泥土，灰不溜秋，毫無色彩。每當它開屏之時我都想幸虧王老師沒在旁邊，要不然他準會回家和他老婆說：他在公園的孔雀籠子裡看見有半扇破鍋蓋戳在了一個發霉的草堆上。

　　那天縣城裡的唐二傻子偷了他嫂子的大花被單裹在身上混入公園，躺在孔雀籠子前睡着了，那隻孔雀興奮得象打了嗎啡，展開半扇破屏跑來顛去，過了兩個小時還不肯罷休，兩隻髒腿跑得一瘸一拐的，累得它臉紅脖子粗，嗓子裡“呼嚕呼嚕”象得了氣管炎，要不是公園裡的李主任象踢破皮球一樣幾腳把唐二傻子卷出公園，那隻孔雀非累死不可。

　　再說那三隻猴（那時教我武術的劉師父在公園工作，所以我對它們也很熟悉），經過我的調查，確實這個公園中原來只有兩隻猴，一個叫榆大小子，是個公猴；一個叫榆二丫頭，是只母猴，二猴本是夫唱婦隨，恩愛夫妻。但天有不測風雲，省城勝利公園猴山發生“反革命政變”，原猴王“敢鬥爭”被“革命猴眾”推翻，下放至Ａ城公園。那猴下放至此不思“臥薪嘗膽”，總結劉忠敏強占陳圓圓李自成痛失北京城甲申三百年祭之教訓，而是一味縱慾，繼續作惡，別看它在勝利公園已一敗塗地，來到Ａ縣公園，整治個榆大小子之流還是綽綽有餘，更何況當時省婦聯還沒有討論將“第三者插足”定為犯罪，提交省人大常委會討論，敢鬥爭更是“有恃無恐”。來到Ａ縣公園不到兩天，就把榆大小子打得“猴血噴頭”，並把榆二丫頭霸為己有。榆大小子每天戰戰兢兢，蹲在猴籠子裡的一個角落中顧頭不顧腚。敢鬥爭每天吃飽喝足後就去強姦榆二丫頭，然後還對榆大小子非打即撓，非撕即踹，有時還據高臨下，對準榆大小子傷痕累累的頭尿上一泡猴尿，榆大小子倒眉閉眼，一副忍辱負重的樣子，腦袋上升起一團白蒙蒙的騷氣，象一個燒開了的茶壺。我想要是猴籠子裡有點豆腐的滷水，那猴一定會象楊白勞一樣喝滷水自殺。看到這樣的情景，我知道了原來猴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樣醜惡，因此我“歸返自然”的理想嚴重受挫，進化論思想也因此轟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