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說毛澤東詩詞(1) |
| 送交者: 周澤雄 2003年06月24日18:16:1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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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本色是詩人。詩人而兼一國之尊,於國於民是否有利,當然可以探討。西哲柏拉圖當年將詩人請出“理想國”,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國帝王史上真正堪稱大詩人的,只有兩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後主李煜,其餘種種,不過雅喜塗鴉而已。曹操雄才大略,魯迅先生對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則昏聵懦弱,以淚洗面,別說擺帝王的譜,質之以普通男人的標準,也難說夠格。他如乾隆之輩塗鴉族,涉藝與做秀無異,書摹二王而格不肖,詩耽唐宋而氣不逮,徒見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輩打下的銅鐵江山,逐漸摩玩成一張柔麗宣紙。可見,詩人而兼國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則非。比如開國之君與守成之主,生命氣象就天差地別。後者不過賴先祖蔭庇,皇袍加身匹似現代社會高中六合彩,除了有數幾位中興之主外,多不足掛齒。而前者,無論“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曹孟德,“一條杆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趙匡胤,還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毛澤東,都屬人中奇傑,都能賴一己之力令江山變色。如果他們戎馬倥傯之餘還能不廢吟詠,如曹操“登高必賦”,就有可能使詩章別生出雄傑超霸之氣,令只知牢騷滿腹的尋常騷客氣為之奪。曹阿瞞詩情之豪邁沉鬱通脫,向為世人稱道。開國領袖毛澤東之氣度、胸襟,或也當作如是觀。當然前提是,我們先得對毛澤東作為詩人的地位、價值有一個客觀探討。說起來詩壇上的毛澤東與神壇上的毛澤東,歷來有點夾雜不清。 的確,毛澤東太特殊了。他老人家當年每拿出一首舊作發表,百姓們都要歡天喜地一陣,不多久,它就會被譜成曲,在電台里反覆播放。結果,這些本該按藝術標準鑑定的詩作(相信這也是毛澤東的本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竟無一例外地被推崇為“最高指示”的另一種發布形式,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明確信號。比如“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兩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斷定為吹響了又一場革命運動的偉大號角。當年書店裡各種毛澤東詩詞註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義為己任,評家往往喪失了客觀立場,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戀才可能想到的語言,把毛澤東詩詞一一升華到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親自寫詩才可能達到的藝術高度。與之相應,引導審美閱讀的使命也慘遭蹂躪,它們也一次次地被評家的效忠熱誠所代替,遂使對詩境的欣賞,對詩情的玩味,對詩句的推敲,一概轉化為對“光輝詩篇”熱情到無限程度的讚頌。所以,毛澤東作為詩人的成就究竟如何,一方面說者紛紜,一方面竟成了某種自明之物,可以無須說明、闡釋、論證就高高在上起來,正如人們高呼“萬歲”時也沒覺得有必要論證“萬歲”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一樣。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對當一名詩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為政治動機而背叛藝術標準的評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繆斯,又拍錯了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讓毛澤東心跳臉紅的美事,即是以客觀公正的立場,據實道來,在全文不出現一次“偉大領袖”的前提下,只以詩人的標準對他作一番鑑定。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有感於“一部分說得不對”的評論(當然“全是好心”),認為“有說明的責任”,遂親自作了一些“自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說明,乃是此前沒有一位注家敢於指出的。也許還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這麼思考過。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前夕,心情愴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等——也許,毛澤東是想委婉地告訴那些“注家”,詩人首先是人,有哀有樂有喜有愁,要評論我的詩,必須先從此入手,然後才談得上“偉大領袖”。 我手頭有三本毛澤東詩詞集,最早的一本出版於一九六八年,書名《毛主席詩詞》,編輯者署名為“同濟大學《教育革命》雜誌編輯組”,共三二二頁。書籍裝幀就當時印刷條件,可說極盡奢華。該書沒有版權頁,也沒有定價,顯是無價之寶。的確是無價之寶,因為書中所有評語,都是讚美,是那種不遺餘力、不計後果、粉身碎骨也心甘的讚美。典型句式如連用三個“多麼”、“何等”,句末加感嘆詞“啊”等;典型判詞有“偉大的史詩”、“橫絕萬古”、“絕唱”、“世界藝術的頂峰”等。篇末號召“學習”、“戰鬥”、“保衛無產階級紅色的鐵打江山”或把什麼玩意“發揚下去”,也屬必不可省的結構。第二本是一九九八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版)、蔡清富、黃輝映編著的《毛澤東詩詞大觀》。到底是今人眼光,世象早已不同,手眼大可翻新。該書體例上除循例有“寫作背景”和“講解”外,還設“疑義辨析”,客觀求實之態,略顯端倪。但細細讀來,作者因評述對象之超乎尋常而自縛手腳、自殘毛穎之處,亦比比皆是,如分明看出韻腳有誤,卻偏不敢直斥其非,只在一邊半通不通地問上一句:“孰能作出明確回答?”編著者之自釀迷魂湯,其實在題為《新世紀的雄偉華章》的“代序”中已顯露無遺。開篇竟惟恐天下不亂地寫道:“在我國二十世紀的詩歌史上,發生了兩件震動詩壇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五四’時期倡導的白話新詩……第二件是毛澤東用舊體詩詞反映現代生活的成功實踐”,接着還嫌意猶未盡,更將詩歌創作總量不足四千言的毛澤東,與《神曲》(共一萬四千多行)的作者但丁等量齊觀,真是聞所未聞兼駭人聽聞。第三本是已故詩人公木先生的個人評論集《毛澤東詩詞鑑賞》,長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因是個人著述之故,立場較為自由,立言較能不受羈絆,讀來也最令人受益。但是距誠實的藝術批評,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如在作為正文的“賞析”中,直接用“偉大領袖”代指毛澤東,其實是一種有違學術規範的不嚴肅行為,潛意識中的封建避諱情結,昭然在目。不少判語仍有“左”的痕跡,讓人依稀想起那本一九六八年版的《毛澤東詩詞》,如把“戰地黃花分外香”說成“那就橫掃千古了”。例如“或問:詩人為什麼這樣逸興遄飛,把現實描繪得如許優美,把未來又歌唱得那等輝煌呢?”之類起語(書中所在多有),不僅強人所難,且有“主題先行”之嫌,規範的文藝批評不會允許此等句子立足。這種表達與其說是在進行文藝評論,不如說是在從事廣告宣傳。蹩腳廣告指南中有一招先斬後奏法,訣竅是省略所有必要的證明,直截了當地用設問句代替結論,如“為什麼孩子每天要喝一杯××牌牛奶”。在《毛澤東詩詞大觀》裡,作者在“參考資料”一欄中提供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經一一審題,我敢說基本上都屬謳歌體。商榷文章固然也有,但都是與當年毛澤東詩詞首席評論家郭沫若先生商榷,而非對詩人質疑發難。標題中最常見的詞語是“學習”、“體會”或“賞析”,立場之旗幟鮮明,立論之單向疾進,亦無可懷疑。此外,具有毛澤東詩評招牌特色的標題還有:《奇懷如海,壯志凌雲》《輝煌的詩史壯麗的史詩》《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真詩》《革命英雄主義的千古絕唱》《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古為今用的光輝典範》等等,不勝枚舉。也許,中國(世界?)還沒有第二個詩人,曾經有過如此榮耀吧。因為,這並非詩人應得的榮耀,詩人本不必借重這等表彰法。詩人自有屬於詩人的荊冠,無論帝王的冠冕還是教廷的權杖,多屬多餘和累贅。如果好詩必須滿足上述標題提供的標準,泱泱華夏詩國,也許除毛澤東外,突然之間將變得無詩人可言了。真是這樣,那到底是毛澤東的無上光榮,還是一種被釜底抽薪、高處不勝寒的莫名悲哀呢? 為了獲得客觀的視點,我決定犯一回傻。傻法是:將毛澤東詩詞全部輸入電腦,再輸入相關查詢條件,看看得出什麼統計結果。以下是我的統計結果,和據此展開的一些評論。
一、產量統計 經多方搜羅,現在被歸在毛澤東名下的詩作,已有六十九首,共計三千九百九十七字。其中《五律·喜聞捷報》可存疑(據公木先生意見),另《七律·改魯迅詩》和《七絕·試仿陸放翁示兒》屬戲擬之作,興會之言,應該算不得戛戛獨造,自鑄偉詞。有三首系口占,分別是《為女民兵題照》,《海鷗將軍千古》(一名《挽戴海瀾將軍》)和《給彭德懷同志》,雖見捷才,終乏心血。又《八連頌》屬政治三字經或軍隊動員令,與詩意詩境了無關聯,無非整飭字詞,以利憶誦,稍假音律,取其上口而已,想必毛澤東本人都不願把它編入自選集,雖然個中名句“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在歷史上所起的激勵作用,已當得起一支方面軍,其中流露出的統治思想,也堪稱英明卓越。如此,已知屬於毛澤東潛心創作的詩詞,當為六十二首。其中長短句三十四首,律詩、絕句二十六首,古風二首。其最早者《五古·挽易昌陶》作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作者年僅二十二歲;最晚者《七律·有所思》作於一九六六年六月,當是時,作者正以挾山超海之勢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年已七十有三。 作者吟詩五十一載,詩囊里僅得區區六十二首,平均九個多月一首。當然毛澤東不是職業詩人,既無嘯聚林下之緣,亦乏桑間濮上之好,“軍情急”、“飛鳴鏑”之時常常無暇在馬背或擔架上吟風弄月,有此六十二首,應按不易視之。但若換一個角度,以產量之多寡驗證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見解,倒也忒為歉收了些。寫詩縱然無法倚多為勝,但以寥寥三千餘言而蔚成“橫絕萬古”的大詩人,別說二十世紀,放在十二世紀也屬不可思議,比老子仗五千言“橫絕千古”還要神奇。產量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忽略不得的,所以當年錢鍾書提到長篇小說《百合心》手稿失蹤而自己又無力續補時,嘗自嘲道:“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事實上當初“注家蜂起”競夸“偉大的史詩”之時,可以讀到的毛澤東詩詞,更是只有區區兩千言,三十六七首。 毛澤東至少還寫過一首詩,內有句云: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不過就產量而言,多此一首似不能於事有補。稍覺有趣的是,毛澤東詩詞與曹操留傳下的二十六首詩,字數上倒大體相當,只是《魏武帝集》早已亡佚,我們無法斷定曹操現存詩作,只是他全部創作的多少分之一。毛澤東詩詞雖也難免會有散失,想來總不會太多,何況毛澤東有將不願示人又不忍湮沒的詩作抄送身邊工作人員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枕上》就是這樣被保存下來的。
二、數詞研究 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數詞的作用不可小覷,在對仗句中尤能露臉出彩。無獨有偶,在毛澤東詩詞創作中,數詞也占據了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經統計,毛澤東詩詞中共出現數詞(含幾、半)一百九十四處,平均每首二點八個。這也許說明不了多少問題,但進一步的統計則是富有啟示的,即毛澤東相對喜歡用數量單位更大的詞。如果功能繁多、負荷驚人的“一”(四十八處)可以姑置不論,我們發現,毛澤東使用數詞的頻率,與該詞的實際大小有一種驚人的同步關係。分別是“萬”三十四處,“千”二十四處,“百”十六處,“十”九處,“九”七處,“八”六處,“七”二處,“六”二處,“五”十三處,“四”三處,“三”十五處,“二”三處。另有“億”二處,“幾”七處,“半”三處和“卅”一處。讀者當然知道,在中國古典文學裡,“三”和“五”是比二四六七八之類更大些的詞,因為它們往往具有“實則虛之”的功能。 我認為,不是數詞的出現頻率,而是數詞的排列關係,更具有毛澤東詩詞的典型特點。毛澤東詩詞之所以常被論者說成“氣魄宏大”,部分得歸功於此中的“萬”“千”氣象。因為以如此龐然數詞領起的句子,往往難以手接體察,讀者非得昂首張臂,想象自己正背負青天,方能依稀追其大概。簡而言之,這樣的數詞,事實上已被高度概念化和象徵化了,無法據以求實。比如,毛澤東一九三○年二月到一九三三年春天共填寫了三首詞,分別是《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和《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有趣的是三首詞都提到了工農的數量,先是“十萬工農下吉安”,誇張得還算節制,五個月後驟然擴容至“百萬工農齊踴躍”,又過七八個月,忽已成“喚起工農千百萬”了。這些當然不能視為科學的統計數字,就像“白髮三千丈”一樣。 就“萬”而言,古人也較為習用(雖然總體使用頻率不及“千”字),但對該字表情功能的理解卻與毛澤東頗有出入。許是古時人口較少,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古詩人氣魄也較小之故,古人筆下的“萬”,較少用以形容人力的繁盛或自然力的壯觀雄奇,倒是更喜歡借用來強調處境的寂寞無助、情感的蕭索灰黯,如“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心若垂楊千萬縷”,“萬事一身傷老矣”,“萬事到頭都是夢”等等,與毛澤東筆下之“看萬山紅遍”、“春風楊柳萬千條”、“寥廓江天萬里霜”、“萬木霜天紅爛漫”、“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之類,立意迥異,品格不同。
三、意象分析 不知毛澤東酒量如何,估計不大,因為有詩為證。詩人善飲,這是公論,雖然未必符合事實。但如果詩人果真善飲,至少中國的情況是,它必定會在詩中體現出來。比如李白喝的多為“美酒”,同樣善飲好飲卻囊中羞澀的杜甫卻只能以“濁酒”解饞。酒在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角色至關重要,以至自陳不善飲的蘇東坡,都多少有點附庸風雅地在詩中經常鋪陳酒事。若以之與詩人毛澤東對照,特徵立顯。毛澤東詩詞中只在三處提到酒,且無一表現自己在喝酒,而是多把它理解為憑弔故人的現成道具(“吳剛捧出桂花酒”,“把酒酹滔滔”,“望靈薦杯酒”)在我的印象中,中國古代大詩人還不曾有過如毛澤東這般無視酒德酒趣的例子。毛澤東詩詞如果真有“橫絕萬古”的一面,對酒的忽視乃至無視,私意以為可算上一功。因為,酒固然在中國古代詩詞中出沒頻頻,但總體上看,實在是頹廢之日多,助興之時少,以至它除了能使詩人寫出大量憂忿填胸、“舉杯澆愁愁更愁”的詩作外,對詩人生命境界的提高几無益處。“醉里挑燈看劍”的俊傑,百里難挑一二,感嘆起“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卻一個比一個來勁。相比之下,毛澤東詩詞中對“酒”的斷然捨棄,雖有可能失落若干濫套詩味,但於古國詩情的推陳出新,卻可能大有裨益。毛澤東多次提及自己的作品“詩意無多”、“文采不佳”,自貶中是否也暗含了若干自傲呢? 與他在數詞上貪多務大的愛好相承,在意象上毛澤東同樣好作“逍遙遊”。他筆下出現次數最多的自然物,以“天”(宇、空)為最,共六十九處,正應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嘆;“山”(峰、崑崙)、“風”次之,分別是五十三處、四十處,亦仿佛“隔行如隔山”之歪解。水景中最喜用“江”(二十三處),“水”、“海”次之(一十四處、九處),“河”僅五處,頗為中國古詩人偏愛的“溪”,胸有丘壑的毛澤東因嫌其小,遂至棄絕不用。毛澤東對大自然的雨雪風霜似心存厚愛,統計結果分別為:“雨”十二見,“雪”十三見,“霜”八見。就“天”而言,毛澤東的用法同樣與古人有着立意與境界之別,古人之“天”,未必滌盪心胸之物,而是較多地映射為愁慘的心靈之光,如“天長地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雁飛殘月天”、“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或“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之類,相反,毛澤東筆下的“天”,往往秋光燦爛,空闊無邊,貫徹着某種革命巨靈神般的超凡意志,並經常被借用來比喻人間滄桑,如“天翻地覆慨而慷”、“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一唱雄雞天下白”、“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等等。毛澤東雖然偶爾也有“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之類句子,沉鬱悲涼,乍看之下與古詩人無異,然下緊接“不到長城非好漢”,那便仿佛一種境界拗救法,將前句中的愁雲慘霧立時掃落一空。早歲作品《七古·送縱宇一郎》中之“無端散出一天愁”,也立刻被次句“幸被東風吹萬里”稀釋,待到“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之時,已是一片雨霽雲收、如日方升的豪邁氣象了。 有些意象是毛澤東特別偏愛的,“風雷”首當其衝,其固定搭配竟至五見。“長空”、“鯤鵬”次之,各三見。箇中“長空”意象性稍強,“鯤鵬”屬神話動物,難以蠡測,“風雷”原系自然界風霜雷電的概稱,指認亦大不易。我們無法肯定毛澤東是否像奧林匹斯主神宙斯那樣,於“雷”情有獨鍾,因為一則自然界本無“風雷”之物,一則除雷前添風外,毛澤東詩詞中又別無雷霆轟鳴。辛棄疾《水龍吟》中曾用過一回“風雷”,道是“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與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中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七律·有所思》中之“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實在算不得同一種雷。我們還發現,毛澤東詩詞中實有景物較少,相對不起眼的冬蟲夏草尤少,且即使出現個別實有動植物,亦大多被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了,原物既經升華蛻變,自然也就難以捉摸。如“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兩句中雖出現四種禽類,但因借莊生寓言以說法,作為讀者也只能從揣測作者寓意的角度着手欣賞,不必設想“昆雞”到底是啥模樣,何況也許它們本來就沒有模樣可言,只是充當表意符號。 可以稍加評論的是,詩人毛澤東觀照世象的視點,常常是俯瞰式的,他的眼睛天然長於遠眺而短於近瞻,長於(或熱衷於)概觀而短於(或不屑於)細察。作為政治家固宜高瞻遠矚,“風物長宜放眼量”,但就寫詩而言,望遠鏡是否比顯微鏡更能瞧出詩中三昧,無疑是可以另行探討的。詩人的素質要求與政治家的胸襟氣度,不完全總能並駕齊驅,這便需要尋找一個更好的結合點,以便既能使“舊詩”的品格得到豐富,境界得到提升,又不至於使深具“舊詩”審美品質的詩情詩味淪喪太多。這是詩人毛澤東需要單獨面對的一個課題,旁人無法代庖。旁人既不具備他的身份地位,也不具備他自出機杼的情感構造。如果他想這麼做的話,他只能獨闢蹊徑,沿途甚至找不到一位志同道合、砥礪切磋的伴侶。所謂“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或許即此之謂。
四、個性形容 毫無疑問,毛澤東既是如此追求“悵寥廓”之境,在形容詞上肯定會有所體現,如取大不取小,就高不就低之類。果然,經查詢,“大”出現二十一處,“小”僅六處;“高”出現十六處,“低”竟不著一字。“高”和“低”的區別價值不大,“大”與“小”的懸殊則絕對是充滿毛澤東特色的。我們知道,在中國古詩詞中,“小”的功能遠在“大”之上,其出現頻率,也遠非“大”能夠企及,大致相當於將毛澤東詩詞中的“大”“小”比例正好顛倒過來。就古詩人而言,詩味的較量,匠心的包孕,從來不是體量上的攀比,而更像是某種私底下的較勁,以深化意味,濡染詩情,當此之時,“大”便常常顯得大而無當,搔不到癢處,不如“小”善於見微知著,“於細微處見精神”。毛澤東當年欣然為江青所攝的一張廬山風景照題詞,當不完全是為了取悅妻子,而是照片傳遞出的“暮色蒼茫”氣息,確確實實打動了詩人,因為那正是最容易喚起毛澤東詩情的東西。毛澤東“形象思維”的特徵在於,他不屑於抒發春恨秋愁,不屑於感嘆身世的零丁孤苦或處境的孤館春寒,他詩眼的構造天然長於仰觀宇宙之大,而非俯察品類之盛,也正因此,該“形象思維”其實融入了大量“概念思維”的印記。更具知性功能的“大”,較之感性的“小”,自然也就更有用武之地了。毛澤東對“寥廓”之情的偏愛,對“崢嶸”之景的熱衷,正顯出其詩眼文心之所寄。就字而論,毛澤東最喜用的形容詞似乎乃是“蒼”,竟達十三處,其中雖有疊用之例(如“煙雨莽蒼蒼”),仍屬出挑,幾可供好事者做成一篇專題論文了。與“蒼”品格相似音韻相諧的“茫”凡八見,“莽”三見,另“蕭”四見,亦大可連類參觀。說起來“蒼”字的屬性也頗為曖昧,它固然可以在描摹蠻荒之景、狀寫偉岸之姿時一試身手,如毛澤東筆下之“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等句,而當字面組合為“蒼顏”、“蒼苔”、“蒼天”之類,又可以營造最為蕭瑟零丁的人間孤情,但後者恰恰是毛澤東興趣不大的。 又,毛澤東似於“橫”字深具會心,竟至出現十處,著例如“橫空出世”、“滄海橫流”、“江河橫溢”、“萬里長江橫渡”等。“卷”亦深喜,故達七處,且多為描摹風姿,如“西風漫捲”、“紅旗漫捲”之屬,而非“簾卷西風”或“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之類。 性喜填詞的毛澤東,雖然推崇所謂“豪放”派,但他顯然也知道,“豪放”絕非長短句的正宗,而只能算作旁系,所以他有次曾提到自己也有“不廢婉約”之好。這裡便閃出一個小小的疑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誠然是極富智慧的古訓,但似還漏掉一項,即“工欲善其事,必先擇其器”,因為所擇之器不當,即使百般研磨,仍可能南轅北轍。事實上蘇東坡之詞雖“曠”,辛稼軒之詞雖“豪”,若以量而論,二人詞作中的“婉約”之情,仍較曠達、豪放之情為多。性喜作“豪放”語的毛澤東,為什麼偏偏喜歡選擇一種公認不擅長表達豪放之情的體裁呢?毛澤東在致陳毅的信中雖然說過“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而於“要講平仄”的律詩一道“還未入門”,仍不足以釋人疑竇。數十年來手不釋卷且展讀的多為古國經籍的毛澤東,不可能連長短句的命門都不知道。也許,我們只能將此理解為一種蓄意,一種詞人的抱負,即毛澤東刻意欲使古老的長短句老樹發新枝,以承載起完全不同的精氣神。 所以,若我們以長短句的慣常造語風格與毛澤東詞進行對照,就會發現出入極大。宋人在長短句中好彈眼淚,好作悲愁之語。以“愁”字而論,即使豪邁逾恆的大詞人辛棄疾,仍極為熱衷,名句如“羅帳燈昏,嗚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將愁歸去!”“中州遺恨,不知今夜幾人愁?”“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更草草離筵,匆匆去路,愁滿旌旗”等。而名篇《採桑子·書博山道中壁》,更顯得是一位說愁識愁的大家。反觀毛澤東詞札,愁僅五現,且多出現在“少年不識愁滋味”之時,一九二七年以後,則不復愁矣。“淚”字情況與此類似。 若是騷壇巨匠,也未必不可以悲哀之詞表豪放之情,“以樂景寫哀,哀景寫樂”之法,先人在《詩經》中已有過嘗試。毛澤東似於此道稍遜,處理相對較為簡單,習慣以巍峨之詞表巍峨之情,於個中微妙的轉換,知會無多。換句話說,毛澤東筆下的豪放之情,多類雲端中語,氣勢固然不同凡響,但較難在具體的現實之境中找到着陸點,這便難免給讀者的欣賞帶來不小障礙。其“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固可借用王國維評語“詞人想象,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而其“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崑崙山)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等語,雖豪情萬丈,卻是極難想象的。雖然轟然叫好聲不絕於耳,我還是要承認,它們有流於概念之嫌。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時,曾在《水調歌頭》中寫出“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之句,二十年前那場關於“歌德還是缺德”的討論,曾頗涉此語。按此兩句應為毛澤東對眼前故鄉風物的據實寫照,但事實上卻與眼前風物關係甚遠,當年的井岡山,不可能有此景觀。這便給了我們一種有益的暗示,作為詩人的毛澤東,也許是過於擅長“透過現象看本質”之故,故筆下之象,往往只是心象的折射,而與現象本身相去甚遠。 中國古代大詩人,往往文心綿密,著眼匪微,寄慨獨特,詩眼詭譎,俾翻新舊物,求生面別開。毛澤東則獨標高格,拂塵去屑,獨欲效鯤鵬展翅,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渾不願對春江鴨足、東籬野菊乃至繞床飢鼠有所措意,遂使氣度孱弱如我者,讀後偶爾會感到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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