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股“國學熱”，同時掀起了一場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國粹為目標的"儒學復興"運動。這場運動似乎在最近達到了高潮。其顯著標誌是一座九五之尊的孔子青銅雕像突然矗立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遙對着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着的毛澤東巨幅畫像。這可是破天荒的頭一遭。

若干年前，90 多歲高齡的“國寶”級“大師”季羨林先生就曾信心滿滿地預言，21 世紀將是東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世紀。可是他卻沒有具體談到這種預言的理論根據，只是簡單地根據中國傳統的樸素的輪迴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自從漢代以來，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國官方的統治思想，從未遇到過麻煩。但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儒學也遇到了從未有過的最嚴峻的挑戰。儒家經世之學在“夷狄”的堅船利炮面前被證明毫無用處。為解救民族淪亡危機，中國人不得不睜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一開始國人抱着完全實用主義態度，幻想“師夷長技以制夷”，只從硬件上學西方，煉鋼鐵，修鐵路，造槍炮，開始了所謂的自強新政，結果是一敗塗地；隨後，康有為、梁啓超倡導維新，鼓吹“孔子改制”，結果是以義士灑血、流亡而終結。張之洞等人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的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也隨着清廷的覆亡而歸於失敗。

從那以後，孔子在中國便命途多桀，苦不堪言。廢科舉，興學校，加上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倒孔家店”運動，徹底動搖了儒學賴以生存和傳承的基礎，摧毀了儒學在學術、思想的文化以及社會倫理領域的統治地位。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更把孔子打進了十八層地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最徹底的是對儒學傳統思想和傳統道德的批判和清洗。從此，儒家在自己的家園徹底“被放逐”了，孔子在中國臭名昭著了，什麼時候需要就拎出來批鬥一番，嘲弄一番。中國知識分子願意被稱為革命家，而不願意被稱為儒家，甚至不敢公開正面談論儒家思想和學說。

列文森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指出: “⋯⋯正統儒者，已經被淡忘了。開始時, 他們的思想是一股勢力，是活生生的社會產物和思想支柱。結果，在產生它並需要它的社會開始瓦解之後，它成為一片陰影，只棲息在一些人的心底，無所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愛着。”的確，這“一片陰影”一直在一些人的心底還被珍藏着。

1949年以後被迫背井離鄉，流亡港、台以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心裡珍藏着那“一片陰影”。他們深深感受到失去文化之根的飄零之苦，因此心中不時湧起文化尋根的衝動。他們把海峽分治描述為“天崩地圯, 斷潢絕港”，描寫自己的感受，“前路茫茫，天昏地暗”，“以浪跡天涯之心境, 逃難於海隅”。 “而我的親友、家園、山河、大地, 也都在一夜之間，永成隔世”。他們哀嘆，儒學的 “本根” 在大陸正在被連根拔起， “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不只中國文化之枝葉正離披，花果正飄零，而抑亦本根將斬”。因此，新儒家以“返本開新”為旗幟，開始了艱難的文化尋根之旅，希望保留中國文化之餘脈。

但是，新儒家的文化尋根並不是基於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也不是基於對民族未來的深遠考慮，而是因傳統價值的失落而萌生的一種急於恢復價值的衝動。新儒家並不主張全部恢復傳統文化，而主張選取中國文化中的某一組文化理念加以發揚光大，在情感上和理智上更認同於宋明理學。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價值觀的失落、道德淪喪使許多有識之士痛心疾首。於是，在經歷了多年灰頭土臉的沉寂以後，孔子突然在大陸被尊崇，被奉為上賓。孔子被拍成了電影，專家學者開講座，出書，為所謂的“儒學復興”造勢。

那麼，“儒學復興”到底是什麼意義上的“復興”？是一場簡單的研究儒家學說的學術運動呢？還是把儒學作為一種哲學指導思想的“復興”運動呢？說得明白點兒，“儒學復興”與當代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如何協調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能否讓位於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意識形態呢？

從儒學發展歷史來看，儒學的發展並進而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從來離不開國家政權的支持和保護。儒學只有爭取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才可能獲得話語權，成為國家的核心價值。封建王朝君主定期要舉行祭孔儀式，同時也要舉行祭天儀式，這是儒學思想要求的。那麼，如今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有哪些是和儒家思想和諧統一的呢？把孔子矗在天安門廣場是要和老毛對話呢？還是對立呢？我有點兒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