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 1935)是美國首次女權主義運動的主要理論家和活動家之一。吉爾曼在她當時主辦的報刊和雜誌中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觀點，例如婦女應該從繁瑣的家務中解放出來，經濟上應該獨立，不依附於男人，等。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有些理所當然，但是在百年以前，這些論點卻是挑戰男權主義的麥芒，有些石破天驚的味道。今天，吉爾曼留下的文獻中以她的短篇小說“黃色壁紙” (The Yellow Wallpaper)最為著名。“黃色壁紙”第一次發表於1892年，是基於作者自身的經歷和遭遇通過一定的藝術加工而改寫而成的小說，雖然它並不以文采和寫法見長，但是基於它的真實性和它所包含的比較激進的觀點，這篇小說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剛一發表就毀譽參半。小說的女主人公在故事開始時被診斷得了輕度的神經紊亂症，她的醫術精湛的丈夫約翰按照當時流行的“靜養療法” (Rest cure) ，在根本不對他妻子諮詢的情況下，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她送到一環境幽雅的別墅強行治療。這座別墅是一古老的哥特式城堡建築，位於空氣新鮮、環境優雅的偏僻郊區，富麗堂皇，租金昂貴，但是也顯得荒涼。約翰認為這是給他的妻子進行“靜養療法”的理想場所，為此不惜重金先租用三個月以觀察療效。女主人公所住的房間是一間寬敞明亮、通風設施良好的豪華臥室，專門供療養之用，牆壁四周貼有黃色的壁紙，壁紙上有一些縱橫交錯的格子，格子裡有一些包括人頭圖像在內的圖案。女主人公被強制在這間療養室療養，直到她幾乎發瘋為止。雖然，“靜養療法”在當時是很流行的治療精神病的療法，對很多人也確實有不錯的療效，本文的主人公幾乎被導致發瘋這個案例也可以看成偶然的、非必然的事件，但是這個事件背後的原因卻是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十九世紀末男性對女性的壓倒性的統治地位，女性實際上是父權社會的從屬物。這種從屬關係直到現在還普遍存在。約翰雖然善良，愛他的妻子，但是他自以為是，壓根兒就不相信他妻子是個潛在的重度精神病患者，總以為他是醫生，按照流行的方案就可以使其妻子痊癒。換句話說，女主人公導致精神失常是人為的災禍，是當時病態社會壓力下導致的失常；文章是對男性在社會和經濟上占據支配地位的批判和控訴，是對提高女性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的強烈呼籲。 故事是從主人公的自我描述她的心理以及精神上的感受開始的。那時她剛剛患了一種輕讀的心理抑鬱症狀，他的名醫丈夫約翰決定用“靜養療法”對其妻子治療。作出這種未經商量的治療方案的決定在當時男權當道的社會裡，雖然看似普通平常，不過卻也暗示了占據統治地位的約翰和從屬地位的妻子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正是這種地位的不平等導致了主人公由輕度的心理抑鬱症，惡化成精神失常，幾乎導致瘋癲。當她患了 “暫時性的精神抑鬱----輕讀的歇斯底里傾向”病症時，她醫術精湛的名醫丈夫甚至不願意相信她確實患病了。在寫到“靜養療法”時，她不無諷刺道，“約翰是名醫，也許這就是我為什麼不能好得更快的主要原因！我壓根兒就反對他們的意見和想法”。她被告知在徹底痊癒之前，她被禁止“工作”。她反駁道，一些令人心神愉悅的、能給人帶來興奮和變化的工作，對她的康復很有幫助，而這樣的工作就包括她很珍愛的寫作，可惜這被約翰完全禁止了。她甚至不切實際地幻想能給她“少些反對，多賦予些社會責任和鼓勵”。不盡如此，當約翰決定租下那棟哥特式的大廈後，她就牴觸地寫道，“……它總有些令人覺得奇怪的地方”，等。這些牴觸情緒實際上在表明，她潛意識裡認為“靜養療法”對她根本不適用。也就是說，她周圍的男人那種限制她的自由和創造力的做法實際上是錯誤的。他們始終認為，如果對她進行休息治療，她沒有什麼理由不徹底治癒。 她的名醫丈夫約翰始終堅信他知道最佳治療方案，為此他把她關進了那棟哥特教堂大廈裡面的療養室，儘管她反覆抗議說“我根本不喜歡這間房子”。首先，約翰為她挑選了這棟位於鄉村的療養大廈。於約翰來說，這再有理不過了，但是對女主人公來說，這大廈和房子就如同堅固的牢房，使得她和外部世界徹底隔絕起來，“因為這裡有鐵欄杆，厚厚的石頭牆壁和鐵柵般的大門，再加上鐵鎖。”然後約翰又為她選了間貼有黃色壁紙的的房間，從這間房子裡到處可見釘了隔條的窗戶，笨重的床架和樓梯。在女主人公看來，這正是她丈夫囚禁她的囚房。“我每天就如同按步就班完成作業一樣，他為我準備了一切，預定了一切，將我看成一個甜美的寶貝孩子。”事實上約翰成天用一些和小孩類似的詞語稱呼她，看護她，完全將她當成沒有任何主見的孩子。約翰也禁止她在康復過程中做任何需要動腦筋的活，例如寫作，“他很討厭我哪怕寫一個字。”她在這種“虐待性質的療養”中覺得她已經成了約翰的負擔，成了社會的累贅，“我這些精神上的感覺真的令人絕望。”這表明，傳統的療養方法對她失效，她的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急劇惡化。由於無所事事，加上極度的自卑和苦悶，她最後完全將她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有人頭的恐怖的黃色壁紙，對上面的圖案產生了濃厚興趣，“我對它們充滿了期待，”她把那些牆紙的人當成了自己，那些牆紙上的格子和圖案就是禁錮她的房間，乃至產生幻覺導致精神失常。 小說里黃色壁紙是女性在現實社會裡受到壓制和不公平對待的象徵。對女主人公來說，黃色壁紙里的那些圖案，特別是那些格子形狀的，表示在男性主導的社會裡女性的自由受到剝奪和禁錮，“它如同在你臉上抽打，然後將你擊倒，將你拭殺。這真是一場惡夢。”這顯然是女性受到壓迫後要求平等和尊重的一種訴求。“在我的幻想中，是那些圖案使得她一籌莫展，”她繼續說道，“但是無人能夠逃脫那些圖案的扼殺和禁錮。如果她們(指圖案中的女子，筆者注)爬出了一些，她們又會再次遭到扼殺和禁錮。”她在陽光燦爛的白天一動也不動，強迫自己入睡，儘管她難以入眠；而在夜晚時她卻高度興奮，在她的幻覺中，她總是試圖從那些牆紙里的格子裡逃出來。在她看來，白天就是男性和他們主宰的社會，而夜晚和月光才屬於她。那個在黃色牆紙里掙扎的女人們實際上就是指主人公自己和女性整體，所以黃色壁紙圖案和裡面的女人實際上是當時男性主導的社會裡女性現狀的一個縮影。小說的高潮出現在結尾部分，女主人公在精神徹底崩潰之時最終從那間療養室爬了出來，她撕毀了幾乎所有的壁紙，對她的丈夫約翰說，誰也不能將她再投進那間牢獄一般的房間了。約翰目瞪口呆，最終暈倒，而她就從他的身體上爬過，逃離了那間房子，可惜女主人公最終還是精神失常了。作者吉爾曼通過女主人公之口，將這些瘋狂的非理性行為隱喻成女性從社會受到的壓迫、忽視和不平等對待。小說戲劇般的結尾也表明了作者對實現男女平等的渴望與自信，雖然過程未免漫長，代價未免殘酷；而約翰的暈倒也象徵着男性統治下的父權社會的崩潰和瓦解。 根據作者吉爾曼多年後(1913年)對寫作此文動機的解釋，小說是基於她自身的遭遇而完成的，除了結局外，兩者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例如吉爾曼的丈夫是個名律師，對她進行休息治療的醫生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另外一個人，小說只是將兩人合二為一了。幸運的是，吉爾曼本人最後從精神摧殘中逃離了出來。吉爾曼寫這篇小說的主要動機並非變相地訴說自身的遭遇，就是希望藉此將一些女性從一些人為的可能導致瘋狂的路上拉回來，而且相信這是完全可行的，並且藉機批評了當時心理學裡至高無上的“靜養療法”。基於小說的真實背景，吉爾曼的這篇小說被當成心理學和女權主義運動史上的一篇傑作。事實上，小說出版後立即遭到許多人(特別是心理醫生)的強烈批評和反對，包括曾經為吉爾曼進行休息治療的那位醫生，一位位於加利福尼亞的名醫，因為吉爾曼寄給了他一份文章的樣稿；同時也得到了包括其他一些心理醫生的高度評價，例如某位來自堪薩斯州的著名心理學醫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位加州名醫多年後最終默認吉爾曼的觀點，不再用靜養療法來治療他的病人。這篇小說不光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即使在今天，它蘊含的男女自由平等的思想在現在也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