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想起我見到的日本人的“阿信精神”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16日15:57:3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日本遇到了天大的麻煩，周圍的美國人、中國人都空前關注。我妻子也從圖書館借回來日本女作家橋本壽賀子所寫的四大卷長篇小說《阿信》的中文版（趙玉姣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我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席捲日本、也感染了中國的那股“阿信熱” ◆高伐林 　　1984年秋天，三千日本青年應邀來中國聯歡（關於這次聯歡，許多人責怪胡耀邦頭腦一發熱就成萬上億地糟蹋中國人民血汗，其中有很多誤解，或許將來有機會寫些文字來澄清。這裡只說一句：聯歡的費用，最終是日方出的），其中有一位不能算是青年的日本影視明星宇津井健，分外引人注目。因為中國老百姓剛剛看過山口百惠主演的電視連續劇《血疑》，他飾演其中的父親，這位“大島茂”走到哪裡，哪裡就人山人海。他在北京呆了四五天，中國人至少為他耗了幾十萬張135或120膠捲。 　　誰也沒怎麼注意常常依偎在他身旁靦腆微笑的一位小姑娘，那是12歲的小林綾子。 　　幾個月後，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在中國播放了，許多人才恍然驚悟：原來那位小姑娘小林綾子，就是童年阿信的扮演者！自己在拍“大島茂”的照片時，早已把“阿信”也同時拍下來了。 　　很快，阿信這個日本女性的形象，在中國也家喻戶曉。這部小說，這部影片，講述了阿信從7歲到80歲的坎坷經歷，1983年，同名電視劇在NHK首播，創下62.9％的收視率記錄，首先感動、震動了日本老少幾代人；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各國播放，觀眾累計達20億人次，又在各個民族民眾心目中塑造、刷新了日本的形象。 　　我在1985年到日本走馬觀花，趕上“阿信熱”的尾聲，餘熱炙人，不由得讓我思索日本已經走過的道路和中國即將要走的道路。 電視連續劇《阿信》描繪了她從童年、到青年、到老年的一生。（網絡圖片） “阿信龍捲風” 　　一踏上日本國土，馬上強烈地感到了阿信衝擊波的餘波。朋友們講述，《阿信》在日本的屏幕上出現，日本掀起了“阿信龍捲風”。中曾根在演說中多次自勵為“阿信”，一些議員競選時也以阿信為其擴大影響的招牌，組成“阿信後援會”：阿信木偶、阿信米酒、阿信飯……擺滿了櫥窗櫃檯；報紙、電視、廣播或登阿信劇照，或唱與阿信經歷有關的歌曲，或展開對阿信的討論—到處都是阿信，阿信！阿信的同齡人——明治末年出生的老奶奶們也一下子從人們的視野里重新“出土”，年輕的人們驚異地打量這些早已被遺忘的人，懷着強烈的興趣聽她們“憶苦思甜”…… 　　我們訪問了劇中主人公活動的地方，被當地人自豪地稱作“阿富故鄉”的酒田市。就全日本來說，阿信熱的高潮已經過去，在這裡卻長盛不衰。酒田火車站前矗立着市民集資修建的小阿信的塑像，她披着蓑衣，獨自站在那兒，孤苦伶仃，又若有所思。走在街上，大幅劇照里的阿信從櫥窗里向你燦然微笑：坐在餐館，招貼畫裡的阿信在牆壁上向你注目凝視；市民會館，據市長相馬大作先生說，是“阿信曾經勞動過的‘加賀屋’米店舊址”，著名工藝家用絹精心製作了阿信故事的組畫…… 　　這裡甚至展示了阿信的家譜！說這未免穿鑿附會吧，可講解的人嗓音顫顫的，傾聽的人眼圈紅紅的。至於印有阿信的明信片、紀念幣、手絹等等小玩藝兒，到外都是。不用說，我們到了這兒，也想搜求一件關於阿信的紀念品。相馬大作市長猜透了我們的心願，送給我們每個團員一尊童年阿信像——此刻，她就靜靜地佇立在我案頭呢，背着小娃娃，搖着撥浪鼓，那是她虛歲七歲遠離家鄉到一個小鎮的木材店當丫頭時的形象吧？稚氣未脫的臉龐上露出幾分幸酸，又顯出幾分堅忍。她定定地注視着我，好像正要傾訴小小年紀不得不漂泊、掙扎的苦楚和世態炎涼。 　　一個普通婦女的一生，為什麼牽動了這麼多人的心？為什麼各個階層都這樣高度評價她？《阿信》作者橋田壽賀子女士曾經說：“‘溫故知新’，我期望通過描寫‘阿信’這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女性的一生，找到我們今天人生的指南。”“在母親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中，有着我們今天因為富裕而失去了的寶貴的東西。”相馬市長對我們致歡迎辭時說：“阿信精神，就是奮鬥精神！”還有一位日本青年認真地對我說：“請你更深地了解阿信吧，這就是了解我們多年來的艱難道路呵！” 　　“人生的指南”。“不屈不撓的精神”。“奮鬥精神”。“艱難道路”……這些字眼真夠沉甸甸的。 來源之一是危機感 　　我們參觀了很多企業，三菱重工，日本人工海水養殖珍珠的誕生地真珠島，雪印乳業株式會社……對日本人的競爭、奮鬥意識印象深刻。而他們不約而同地說：要有“阿信精神”。 　　競爭的制度強化奮鬥意識，奮鬥意識又強化競爭的制度，這二者是互相耦合的，互為目的又互為條件。日本人如痴如狂地掀起“阿信熱”，也許也正有兩方面的原因：在競爭的制度下時時刻刻掙扎的人們，對堅忍不拔地奮鬥取得成功的阿信既親又敬，激起心弦共鳴；另一方面，政治家、企業主等人看到了阿信精神的鼓舞作用，出於各種動機，大聲疾呼，推波助瀾。 　　講到日本人的競爭意識，不能不講危機感。 　　日本人時時處處表現出危機感，擔心在競爭中被淘汰，危機感滲透他們對人生、對社會、對民族的看法。賞櫻花的狂熱，何嘗沒有危機感隱藏其中？櫻花邊開邊落、一開就落，樹上還是一抹緋紅雲霞，地上已是一片嫩粉霰雪。櫻花時節來勢洶湧，有股鬧春的勁兒；春宵一刻千金，也盡在不言中。日本人讚美春光、珍惜花信的心理深處，不時流露出這種恐懼：春光易逝，花期短促，人生也轉眼百年呀！詩人們常常嗟嘆：“隨處櫻花暮，行人返嵯峨”，“無端春時花雨落”，“美色傾城今已老，回首萬事夕櫻開”……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危機感惡性爆發——至少是政客和軍閥利用了人民的危機感。至今日本國民對當年發動戰爭缺乏深刻反省，與把握不准危機感的範圍界限不無關係。 　　日本人總是這樣強烈地感到自己所處的世界殺機四伏，雖然一千多年來，這個國家一直安然無恙，除了元世祖忽必烈兩次派水軍想去征服日本而被颱風所阻，並沒有外患大軍壓境，這在全世界恐怕是罕見的。相比之下，作為近鄰的中國，倒是更有理由具有危機感。歷史上中原國家多次面臨文明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入侵的威脅。秦漢時期的匈奴，突厥且不說它，那時烽火台上常年煙雲繚繞，胡笳鼙鼓此起彼伏；南北朝時代少數民族還曾數次入主中原；唐以來千餘年間，中原漢族政權更是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黑雲壓城城欲摧”，兩度慘遭亡國…… 　　對日本人的危機感，賴肖爾《日本人》一書中有段話很精闢：“將近一億一千五百萬日本人擠集在他們幾個小島的狹隘平地上，好象一群沿着一條狹窄而險峻的峭壁小道攀登而上的登山運動員，因而受到國際風暴衝突的威脅要比露營在廣闊土地上的其他國家人民大得多。” 　　這種危機感是近代才發展的。當1853年、1854年美國艦一直闖到江戶灣浦賀港和神奈川河口，日本人悚然驚悟：海洋不再是防衛自身的天塹，而成了敵人進逼的通途，“躲進島國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的迷夢被打破了，他們正視國運的岌岌可危，正視島國的有利條件向不利條件的轉化，激勵鞭策自己。即便沒有迫在眉睫的外來威脅了，他們仍然不斷強調國情的先天不足，發出關於能源、資源、污染的“警世通言”。 　　對待危機，日本起先採取的是一種先發制人的侵略性國策，想用武士刀解決危機。歷史證明，這種國策必然導致內亂外困，於是他們改而採取經濟上全面開放，使自己楔入到國際社會，與儘可能多的國家，地區建立經濟關係，致力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着棋很高明：任何國家如果想征服日本，就同時也會傷害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會冒犯與日本利益悠關的眾多國家…… 崇拜強者與幫助弱者的結合 　　扯遠了。還是回到阿信。 　　日本颳起“阿信龍捲風”，不能說僅僅是出於經濟上的危機感，僅僅是因為在物質利益的爭奪中對於奮鬥者的共鳴，以及在爭取較高社會地位的拼搶中對於成功者的膜拜。 　　危機感也體現在文化上，與其他國家一樣，日本人煞費苦心地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協調這二者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為既達到富裕又達到和諧而大傷腦筋。隨着商品經濟超級發達，既要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拼搏，又要維繫住人與人之間和睦親密的關係，越來越難。進步不可能不花代價，競爭不可能不衝擊和諧。 　　我不止一次地看見，商店門口的服務員畢恭畢敬地對進來出去的客人鞠躬，客人卻視若不見，板着臉急行而過。他們要適應生活的快節奏，顧不得哪怕是表面上的彬彬有禮了。日本有許多人痛感“禮崩樂壞”，不斷地呼籲匡正，召喚淳厚、真摯的人情復歸，與“物慾”抗衡。 　　橋田壽賀子在小說《阿信》結尾寫道：阿信感到“珍貴的東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換句話說，也就是以誠待人。”“這中間獲得的教訓，務必要以有血有肉的內容，傳給子孫後代。”這也可以看成橋田創作這部作品、塑造這個人物的初衷吧！劇中的阿信才七歲時就通宵達旦地護理一個高燒昏迷的逃兵；冒着生命危險營救險乎被電線砸死的雇主家的小姐；特地從東京奔波幾百公里趕回酒田，參加過去雇主家二小姐的葬禮……她是在沉淪、掙扎、奮起中保持善良、真誠性情的典範。日本人為之傾倒，也是對她那股人情味兒的肯定。 　　我感到，在日本，崇拜強者與同情弱者這一對矛盾，總的看還算處理得較好，儘管不無衝突。同情弱者、幫助弱者、幫助弱者作為一種社會生活的行為規範，正發揮着作用。懷着極強烈的利己動機，為個人慾望的實現不則手段的人當然大有人在，但一般人並不敢輕易越出行為規範的底線，至少不敢輕易公開觸犯。 　　日本人對殘疾人的關心與幫助。考慮得很細。許多城市的路口，除了裝有紅綠燈，還裝有揚聲器，變換燈光同時也變換樂曲。這是為盲人考慮的，用樂曲告訴他該過馬路還是該等在路邊。有好幾位日本朋友給我的名片除印着字，還有一些凸起的小點，那是盲文。 　　他們還告訴我，日本國會先後通過了不少關於殘疾人的法律，如“基本法”、“福利法”、“就業法”規定，每個企業職工中必須有1.5％的殘疾人。如果達不到這個比例，每缺一人，每月罰款4萬日元（相當於600元人民幣）：超過這個數字，每多一人，每月政府給補貼1萬日元。日本人也接過了西方的口號：“殘疾人是皇帝。”大一點兒的商場、飯店、劇院，都有供輪椅駛入的坡道，否則不准開業。在大阪市政府，我注意到電梯的按鈕也是凸凸凹凹的，日本人說這也是為了方便盲人順利找到自已想去的樓層。公共汽車上也有供輪椅上下的通道和殘疾人的專座，健全人不准隨便坐。日本公路上汽車像洶湧的洪流。為了交通網暢通無阻，不到岔路口不得隨便停車，但只要道邊的殘疾人一招手，汽車就馬上煞住，讓殘疾人通過馬路…… 　　這些，我當年聽到、看到時，覺得那麼新鮮；現在，中國也陸續有了很多類似的舉措，還將會有更多。一個走向現代化、走向文明的社會不正該如此麼？ 　　當一個社會的封閉狀態突然被外來的強力擊破，人們猛然具有了深刻的危機感，價值觀的鐘擺由原來崇尚和諧、崇尚精神上寧靜平衡，猛地受到崇尚成功、崇尚物質上富裕豐足這一力量的牽曳，一下振盪起來，不可能不出偏差，不伴隨混亂，不出現某種“失控”、“失調”。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在兩極之間的大幅擺動，才能逐步穩定在中間某一最佳點上。而阿信，正是日本人心目中這一最佳點的形象化體現。 　　相關文章： 　　日本人信仰什麼神？ 　　那年我在東京，塔樓搖晃了幾下 　　我所見到的日本封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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