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1) |
|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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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李銳之女。李銳系中共高級幹部,中共內部著名開明民主派。曾擔任中共領導人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秘書。 ) 不記得是什麼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確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親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所有寫母親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親”,無不是歌頌性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親的多。儘管父親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性。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機會聽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兒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光里,能聽到自己女兒對自己的評價,也應算是一種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親是否能這麼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穫,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親來美國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國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聽說父親即將訪美,約了採訪他。父親到美後,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製片水準,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國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國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媽媽,但是沒敢吱聲,因為不知父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范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范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聽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種人應該是共產黨員’。事後找人了解,才知道範元甄早就是黨員了。” 母親和父親同時出現在一部歷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幾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范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後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氣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於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媽媽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後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兒。她到延安後,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聽說小范(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媽小范)也在這裡,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親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醜女,只有李銳和范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兒。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媽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媽的老幹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於憲政的演講比賽,我媽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黨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產黨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後,大家笑傳了很久。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着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驚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紡線。可見,媽媽當年在延安確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親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親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一九三九年,母親十八歲與父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結婚。那天,父親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媽媽後來告訴我,史良曾為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後,母親曾反覆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後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婚後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後還責問為什麼把小范調走。 好在知道我媽媽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麼。能進馬列學院,是媽媽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為“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歷確實讓她認為具有與眾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簡機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媽媽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懷孕的孩子出生後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後,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黨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後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後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廠的副廠長。再以後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麼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機部的第四局。機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着積水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兒跟媽媽學會了游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開始興建大型國營企業,共產黨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五六年還是五七年,媽媽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後,媽媽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廠-對外稱青雲儀器廠,對內代號二三二廠,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為媽媽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廠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七九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後,工廠里有從二三二廠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媽,說我媽極有風度,特別能幹。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後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 退休後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媽媽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並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作了甲狀腺切除手術,沒有經驗,切了十分之九。這時一下變成機能低下,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沒有恢復。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她短暫地恢復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 但是很快文革就開始了,群眾專政,幹校勞動,回京沒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離休處理了。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裡有歡樂的氣氛。記得有一年從陝西的工廠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裡的規矩,一邊幹活,一邊哼起了歌兒。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麼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我是一九五O年在長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隨父母到了北京。我從記事起,就不喜歡家裡的氣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我兩歲進整托幼兒園,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麼時候回家,只要趕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麼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媽媽一個人吵,沒聽爸爸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兒,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媽媽的罵詞是永遠的一句話:“說呀!你說呀!”最厲害的一次,只聽屋子裡嘩嘩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聲音,我終於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出來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團。可我不是因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臉上貼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樓上樓下的鄰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媽媽老吵架,這回爸爸單位的人也都該知道了。媽媽摔壞的那面很好看的橢圓形的鏡子,象爸爸的臉一樣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種造型尺寸的鏡子是很少見的。我常常小人兒一個,對着破鏡子發呆,嘆惜這麼好看的一面鏡子貼了橡皮膏有多醜。爸爸,媽媽沒有能夠象這面鏡子破鏡重圓。我那時總鬧不明白媽媽到底讓爸爸說什麼,而爸爸為什麼就是永遠地不開口。等我長大後才知道,很多時候是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媽媽在奶奶問題上的矛盾由來以久。父親是獨子,十七歲離家進武漢大學讀書。父親自己坦誠當年並未好好學習,鬧了革命。奶奶聽人傳話,知道兒子在鬧革命,很是危險。從長沙趕到珞珈山監護獨子。沒想到父親為了找黨,一九三七年五月競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沒回過家,奶奶當時幾乎急得發瘋。以後抗戰,內戰,音信全無,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兒(我的二姑)的兒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長沙解放當夜,父親突然出現在奶奶家。這位清末女子師範畢業生,三十二歲守寡,不願屈從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債,變賣舊衣物維持生計,供養子女讀書的倔強老人,沒有象一般母親見到生死不明的遊子突然歸家,與兒子報頭痛哭,而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我爸當着警衛員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請求奶奶原諒這個不孝的兒子。我媽媽兩個月後到長沙,聽說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認為我爸身為共產黨的幹部,卻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 其實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麼地主。我爺爺一九O五年到日本留學,在那裡成了孫中山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後又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從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於鬧紅軍,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從瀋陽我的二姑姑家經北京轉返長沙大姑姑處,想到兒子家住幾天,以便回到長沙跟親友們談起來,有個面子,終於在兒子家裡也住過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媽絕不會讓奶奶進門的。偷偷讓秘書將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罵兒子不孝,不許老娘進家門。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後來劉瀾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長沙。我媽由此恨透了劉瀾波,文革中沒少揭發他。奶奶一輩子就想跟兒子住一陣。老人封建,有兒子而要住在女兒家,是天底下最沒臉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兒子,兩個姑姑商議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陣。還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嘆奶奶一生住一住兒子家的願望終未能實現。 一九七七年我去長沙看姑姑,並與姑姑商議給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見到奶奶。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媽媽灌輸的故事,奶奶是個惡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見面,才知道是一個極瘦極弱的老人,且很糊塗了。拉着我的手,總是問,你認識李厚生嗎?這是我爸原來的名字。老人總說這麼多年不見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邊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關起來了,不是不看你,是來不了。”一九八O年奶奶去世時,爸爸正在陪美國陸軍工程兵訪華團去南方參觀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車站遙望長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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