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3) |
|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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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是一九九四年聖誕節,那是我離開大陸四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跟媽媽則不止有四年沒見了。出國前,我沒有去看她,那時正值“六·四”後,我的處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對“六·四”的態度,怕她再來個“向黨匯報”之類的,沒去道別。 那應是五年後第一次見面。事先哥哥幫我打了電話,證明願意見我們,於是約好了時間。為防不測,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們一起去,被我媽一口回絕:“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已感到不大妙,可能會挨罵。哥哥說:“罵,你就聽着,別還嘴。”帶着女兒去了。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鬱,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難怪大姨總說,去一次,回來要壓抑好幾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陰沉都去不掉。媽媽開了門,我心提到嗓子眼兒,不知這幾年來的第一面會是什麼樣兒。“來了?進來吧。”“忙忙(我女兒的小名)長這麼大了,變得象個女孩子了,小時候完全是個男孩兒樣。”我心裡揣摩着,“行,開頭還不錯。”這四室一廳的單元我只來過可數的兩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認識的,到處積滿了灰塵,沒有什麼象樣的東西。屋裡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那個當桌子腿兒的大金魚缸架子了。還是五十年代,爸爸從琉璃廠買來的。大金魚讓我淘氣鼓搗死了。大魚缸不記得命運如何。這個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發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掃地出門後,媽媽唯一沒想賣的東西。普通家庭那時根本沒有的三件套的沙發,大的才賣了四塊錢,小的暫時寄放到親戚家。電視機本想賣,可寄賣行只給四塊錢,無異於搶,一賭氣,又拉回來了。媽媽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個很精巧的景泰藍缽子,現在是很難得看到那樣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廠賣的。記得得了有二十多塊錢。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貓,人家說什麼不要,說不是古董。我就是鬧不懂,多可愛呀,不比梳子,缽子好?這是爸爸當年從展覽會上買回的樣品,後來滿大街都賣這種小貓,可是絕沒有我家這套這麼逼真,這麼精巧。直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這套小貓,好象是抄家後不見了。 家裡幾大盒爸爸從蘇聯帶回的幻燈片,破四舊都沒捨得處理,那時也不翼而飛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數還給了公家。我們整兒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金魚缸架子我們在上邊搭了塊板子當了飯桌。現在,它還是老樣子,我就坐在它的旁邊。媽媽說:“自己倒水吧。杯子髒,我也沒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確是蓋着浮塵,我沒洗,到了一杯涼開水。媽媽坐在了那張老藤椅內。我很熟悉它,冬天總是被蓋上各種棉墊。屋裡沒有沙發,剩下的是幾張方木凳兒。與其說是保持了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不如說這屋到處可見的凌亂,滿屋沒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氣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對生活那麼地興趣索然,只是湊合着活着。一種淒涼的感覺在我胸里漲着,眼睛只覺澀澀的。我從提兜里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包西洋參,一套不粘鍋炊具。我說:“知道國內也能買到西洋參,但聽大姨說,常有假貨,給你從美國買了點兒。現在的理論是老人少吃油,給你買了套不粘鍋,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媽媽接過我的話頭,“范元坤,她怎麼會買到假西洋參呢!?陳忠介(我姨父)在商業部醫藥局工作,他們才是享受最好的東西呢!”那種尖酸刻薄的老調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罵自己,“好好的,幹嘛要把大姨扯上受過。”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沒有姨父那麼老實的人了。他從來沒給自己走後門買過藥,從來是我媽要他買藥,他沒辦法拒絕,才硬着頭皮辦的。 我太熟悉我媽這種德行了,用人走後門給自己辦事,反過來又把別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給了我媽一個很好的開罵的由頭。果不其然,從大姨開始,三下五除二,就徑直地朝我爸去了。“那個右傾機會主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文革完了,以為自己平反了,又當了部長了,當了中央委員,了不得了。在我眼裡,他一錢不值!他還不是從組織部下來了。告訴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車上生的,所以有缺陷。這個兒子得給錢,他得管。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兒子。這一點你一定要告訴李銳!”從開罵,我一直直視着這張臉。過去多少年,我總是低頭聽罵,心裡翻江倒海地難過。這次,我極冷靜地端詳着這張臉,聽着,感嘆着“人怎麼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麼刻骨地恨?”然後又罵到我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媽媽當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強人,是媽媽的熟人,我去年托這個朋友春節時看過我媽。朋友回來後寫信告訴我,我媽很激動,痛哭流涕地向她訴說跟李銳的事。只可惜她什麼也沒有記住,只記住大意是“李銳一貫反黨,與黨不是一條心。”臨走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買的一個大果籃。 哪知道她趕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鋪的是一層爛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個房間拎來了籃子,把籃子舉到我面前,“就是這個籃子。送爛橘子,你知道在舊社會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是罵人呀!說是叫朋友來看我,實際叫她來罵我!”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講理。要罵應該罵這幫奸商太壞,怎麼怪到買東西的人?退一萬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來罵她,怎麽會想到這種舊社會的伎倆?要知道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怎麼會知道這種舊社會拐着彎兒罵人的破玩藝兒。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兒!坐在這兒,腰裡的BB機‘嗶!嗶!嗶!’地一會兒一叫,一會兒一叫。什麼樣子!那個俗氣!” 我心裡是又好氣,又好笑。心裡數落這個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麼人,這麼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節到現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這籃子溜溜存了一年,這氣可是存大發兒了,今天這關怕是不大好過”。老太太接着從我三歲就要打死她開始,一一歷數我的罪狀,說我給她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春節寄一百多美元來打發叫化子。不記得什麼時候,話鋒一轉,拿出了一塊懷錶。我聽說過這種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的頭象懷錶。紫銅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遞到女兒面前: “忙忙,你認識這是誰嗎?” 孩子自進門來,老太太一開罵,眼淚就象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里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壞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這話不錯。我太知道媽媽是怎麼傷了我的,我為什麼不喜歡我媽媽。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媽媽的地方。把我小時候希望得到而永遠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愛都給了孩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繼母玉珍媽媽),姥姥,姥爺(孩子對我的姨和姨父的稱呼)都愛她,呵護她。媽媽,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這些她至親至愛的人,在外婆嘴裡都成了天底下最醜陋,最xxxx的東西。孩子的心整個兒翻了船。簡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幾次側過臉動着嘴,不出聲地大聲說:“媽媽,咱們走吧!”都讓我壓下了。我心裡覺着,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來了,無論如何要儘量多呆些時候。 另外也是希望這個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說不出話來,只是點了點頭。 “他是誰?” “毛澤東。”牙縫裡擠出了三個字。 “毛澤東是誰?”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簡直不敢跳了。 這孩子如果把我們平日裡在家的胡說八道變成她的想法如實說出,那可就別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兒抽噎着又蹦出了這三個字。事後女兒告訴我,“我知道毛澤東是誰,就不想讓她知道我知道。” 我媽一下接了過去: “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這句話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淚就落了下來,象是先把自己感動了,“這年頭還有什麼人真能這麼記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說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後期,中央的老人已經沒有什麼人不是敵人了。總理的地位也搖搖欲墜,說不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媽百感交集地對我說:“現在象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幾乎沒有了。”我媽把自己比作江青應該是確切的,不為過的,也符合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無論是我媽的好朋友還是壞朋友,親戚還是同事,都有一個共識:“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她說話時,我始終直視着她的臉。 那裡沒有半點的虛偽和作戲。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心裡話。 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與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黨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里。真的,現如今這世道,是個人恨不得就得是個經理,腰上bb機亂叫,一百多塊錢光鮮鮮的果籃,楞敢給你裝爛果子。還有誰會記着老人家呀?外邊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長,下至草民,都脫了共產主義的緊箍咒。 “六·四”則更是破了共產黨的神話,沒有多少人真再信黨了。可是,媽媽文革後就再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朋友。親戚們是斷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陳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實她當年是很有過自己的思想的。她最開始倒霉就倒在給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躍進”時,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媽給他寫信,詢問外地的真實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導提出了質疑。我爸被隔離審查後,秘書清理他辦公室的東西,在爸爸的抽屜深處發現了這封信,把它交給了當時三機部的黨組。這位秘書對我爸一個字也沒揭發過,之所以對我媽這麼幹,實在是對她氣不過。我爸一出事,我媽就開始揭發他。秘書原以為我媽跟我爸觀點完全不一樣,沒想到我媽也有“反黨”思想。既然觀點一致,怎麼可以這麼揭發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媽的遭遇不僅僅象她一向跟我說的,完全受害於我爸。我們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媽媽隨即被抓走,關在機關被群眾專政。他們機關的專案組給我寫信,我當時已進工廠,在青島實習,讓我揭發我媽。說如果我揭發,就可不將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所在單位的組織。他們告訴了我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震驚。不是震驚於她的“反黨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實際上同意我爸的觀點,怎麼可以一直以她是堅決反對我爸的反黨言行,堅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寫了信,但是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我媽媽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寫我所知道的媽媽的問題。” 我寫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媽媽離婚後有一小段時間,爸爸仍住在我們家的南屋。媽媽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後來把他的枕頭,被子從三樓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從水電部要到了房子。不過人也許是矛盾的。爸爸從家裡搬出去後,媽媽到是時時讓我們去看他,到他那裡吃飯。一九六O年爸爸在北大荒勞改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幾乎餓死。在北京剛剛開始有高價餅乾賣時,媽媽帶我去百貨大樓,買了整整一箱蘇打餅乾。 我們坐三輪兒回的家。拉三輪兒的師傅還問我媽箱裡裝的是不是收音機。媽媽吱唔過去了。那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夠買幾斤高價點心的,要是讓人知道這裡裝的都是餅乾,不定要遭什麼樣的白眼兒呢。除此外,沒什麼可揭發了。 後來,我媽自己也告訴我,反右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她曾經很同情被鬥爭的右派學生馬雲鳳。認為他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黨,反人民。後來組織上撤了她的職,審查她的問題,自己才猛然醒悟,嚇壞了,“自己怎麼能夠懷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承認錯誤,重新做人。”這輩子,媽媽跟我說的心裡話,大概就是這些了。我覺得這麼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騙。她和我爸離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說,完全受過於我爸。從那以後,照在她身上的老幹部的神聖光環,在我眼裡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還有媽媽的好朋友都反對過我的看法。他們說,我媽媽那時沒有辦法,為了孩子,只有那麼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許離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她是嚇破膽了。那個當年認為“毛澤東不就是個師範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澤東走的思想,跟着黨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記得華國鋒當政時,我們這代人都頗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論。一天在家看電視,新聞正有華國鋒的鏡頭,我脫口出了一句老華如何,如何*叄衣*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麼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的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誡自己是太忘形了。家裡階級鬥爭的弦崩得緊着呢!一不小心媽媽告到我的單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輕易忘記過去的教訓。文革時,我回家探親,我媽領着我們三個孩子天天對着毛主席象早請示,晚匯報。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對付媽媽。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讓她認為我思想反動。後來,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四人幫”當道,天昏地暗。個人、國家前途何在?我媽教訓我,我聽不進。她竟一封信寫到我的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那兒,告發我的反動思想,讓組織上教育我。幸好,車間黨支部書記是個好人,叫我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說我媽當年與我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黨揭發。那麼到了此時,可以說產生了質的飛躍。已經完全拋卻了兒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她已經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發。她就象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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