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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這樣一個母親(4)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媽給我的信永遠充滿了革命詞彙。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我媽寫信。給組織寫思想匯報,還可寫可不寫。給媽的信卻是萬萬逃不掉的。我媽會時不時地寄剪報來,讓我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我學習王洪文。說同是工人階級,人家那樣先進,你卻是如此落後。

我那時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頭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階級和報紙上無限拔高的形象是兩碼子事兒。

也早就沒有了對黨報的那份兒崇敬感,知道報上天天地編瞎話騙人。我自覺報紙是沒有採訪我所在的工廠,採訪了寫出來一樣好。我告訴我媽王洪文那是機遇,我要是趕上了,也能當副主席。我媽是覺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銳。

後來改革開放,人人向錢看,她提起鄧小平,趙紫陽那是絕對的大不敬。一點也沒把他們當了黨的化身。對江青,我不知她是否還有着敬意。

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她現在唯一可驕傲的資本,可以“一覽眾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樣眼睛永遠長在後腦勺上(我姥爺對我媽的評語)。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嘆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現,黨卻從來沒有再認可過她。文革一開始,她就挨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參加工作,到青島實習之前,媽媽大概感到文革這關她可能過不去了,告訴我家裡有多少存款,存款單藏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是革命的,萬一出了事,要讓周總理知道。總理是了解她的,會想辦法救她。她被機關造反派抓走後,我給總理寫了信,為怕信寄不到總理的手裡,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筆法。告訴總理我是誰的女兒,爸爸無音信,媽媽被群眾專政,我自己會跟着黨走,不會走父母的反黨道路。但是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從來沒有過回音。後來我媽自己給王力,陳伯達寫信,以延安馬列學院的老關係,請求給她工作,也是隻字的回音也沒有。後來她在幹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來就有風濕性關節炎,那時犯得很重。再加從來養尊處優,與同宿舍人根本無法相處,沒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膽囊切除手術後立即被要求返回幹校下水田勞動。干不動時,只能雙膝跪在田裡往前爬。那個時日,是媽媽對我最好的時候。常常往陝西的三線廠給我寄衛生紙、枕巾、新打小麥磨的麵粉。似乎幹校小賣部能買到的東西都會買了寄來。可是她回京後,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復了老樣子。

我寫給我媽機關專案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屜里,我媽放出來後,偷偷看了,把它從中撕開,又放回抽屜。我發現後十分生氣,問她為什麼翻我的東西,撕我的東西?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她無言。後來大姨告訴我,我媽跟她說:“困難時期還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亂講壞話。”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專案組曾去秦城監獄找我爸外調我媽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壞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於她的好話。可是爸爸就沒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我媽媽揭發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我爸媽離了婚,本來我爸爸是準備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任用。我媽一份長篇揭發材料報了上去。據劉瀾波說,傳到他手裡時已滿是煙跡。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了,燒掉!”

我始終不甚明了鄧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論太惡劣,還是我媽的揭發行為太惡劣了。反正我媽按她的意願解釋為後者。我媽是文革中知道鄧的話的,頗以為榮,認為自己一直未能恢復原職務就是鄧小平一手壓制的結果。文革後,因她文革中揭發人太多,又是個凡是派,自然沒有人敢用她。她後來給鄧力群寫信,那是後話。

話扯遠了,再接着說一九九四年的見面。我媽對外孫女說:“姥姥也許以後再沒機會見到你了,送你這個禮物作個紀念,你要不要?”女兒這時可能被外婆的真誠感動了,點了點頭。我媽放緩了語氣問:“你哭什麼呀?”女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太太提高了聲調:“你哭什麼呀?為什麼哭?!”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勢不好,也知女兒根本沒有能力判斷眼前這個外婆到底是怎麼回事,應該怎麼回答,就趕緊接過話題:“這個孩子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在那裡不管長輩還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問題要平等討論。”這下徹底壞了事,我媽一下子竄了起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怎麼不平等了!”我直視着她的眼睛,儘量平靜和緩地說:“你看,你現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氣嘛。”我媽幾十年集聚在心中對李銳無從發泄的怒火就在這一剎那迸發了。她一個箭步衝過來,提起我的衣領:“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我知道是到“滾”的時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趕緊叫孩子:“忙忙,快去拿書包,大衣,我們走!”可是已經來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發作了。她扯着我往門廳拽,門廳那邊是廚房,我的直覺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說,她對我爸拿過菜刀)。我拼盡全力掙脫着,催促孩子:“忙忙打開門,快跑!”我來以前,總聽哥哥說媽媽身體如何不好,有心臟病。所以以為她是個衰老的病人,對於眼前這突發的千鈞之力,完全沒有準備。老太太瘋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兩隻拳頭向我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我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十幾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媽媽騎在身上,揪住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當時感覺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媽媽用了對我爸的那句話:“說呀!你說呀!”哥哥在一邊急得叫:“你看你把媽媽氣成什麼樣子了,你就說一句話呀!”我這時才體會到爸爸當年吵架時為什麼永遠不開口。因為她是那麼地豈有此理。你實實在在不知道她在罵什麼,不知道自己哪兒錯了,為什麼要挨罵,應該說什麼。我咬緊牙,一聲不吭。滿心的屈辱和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實在是受夠了! 我叫着:“忙忙快幫幫我!”

這時我媽已將我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我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來。她的兩隻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裡射出一種餓狼撲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象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撲抓過來。

女兒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燒,回過頭來用拳頭向女兒頭上敲去。我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摟在懷裡: “你怎麼可以打孩子呀?!”“媽媽,你怎麼一輩子就不能平等地對待我們呀?”我哭了,因為兩個手護着孩子,沒法保護自己,任憑媽媽在我的臉上亂抓,在頭上亂打。心裡湧起一種深深的悲哀,不是為自己,是為媽媽。為她生活成這個樣子;為她的恨,對女兒的恨,對外孫女的恨,對周圍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種徹底的,絕望的悲傷:人活成這樣,是太慘了!人畢竟老了,突發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漸衰退。我終於抓住了她的兩隻手:“忙忙快拿好東西,快跑。”我在媽媽的拖扯下,艱難地向大門移去。看清女兒已跑出大門,我突然地鬆開了雙手,向門外跳去。我拉着女兒從樓梯向下跑,媽媽追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兒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壞了。只聽樓道里乒乒乓乓地門響,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張望,驚訝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女兒那叫狼狽,倆個人都哭成淚人似的。到了一樓,聽見老太太上了涼台,從那兒傳來了狂叫:“李南央!美國狗!你的女兒罵我畜生!”

女兒在門洞裡一把拉住我:“媽媽,咱們靠邊出去,她會扔東西下來把我們砸死的。”我真沒想到不到十四歲的女兒在這種危急之下,還保持着這麼一份清醒的頭腦,沒想到女兒能把外婆想成會殺人的壞蛋。我們離開了那個宿舍大院,很遠了,還能聽到媽媽歇斯底里的叫聲。遠了,遠了,聽不見了來到大街口,女兒看着我的臉,哭着說:“媽媽,你的臉上都是血,我給你擦擦吧。”我這才覺得疼。臉疼,嘴疼得張不開。頭上腫得不能碰。女兒摟着我:“媽媽,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麼過來的呀?媽媽,外公怎麼娶了這麼個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兒問我:“媽媽,外婆憑什麼讓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應該自己管自己,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大舅生活有困難,咱們幫他吧。”我心裡的苦味兒散了,有這麼個好女兒,有她的懂事,我不後悔來了這一趟。第二天早上洗臉,毛巾不敢碰臉。去辦公事,打開圖紙,圖紙上作的記號是什麼意思,自己要說什麼,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腦子是被打壞了。心裡明白,這輩子是不會再去看媽媽了。這母女情算是再也無法維繫了。我後來問過哥哥,我媽打了我一頓後第二天有沒有後悔的意思。我哥說,第二天只聽我媽抱怨手疼,說作了好幾天的臘療剛好一些,這下又搞糟了。我媽有嚴重的關節炎,那年寫信說要一種可以撐住胳臂的手杖,我趕緊照辦。美國醫藥用品商店的態度是絕對的好,告訴我,那種手杖對老人不好,建議我買一種輕鋁合金帶四個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郵寄手杖的同時,還特意買了一種廣告上介紹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說不粘鍋也在用。這就是典型的我媽,“美國狗”要罵,“美國狗”的東西還是得要。我媽對自己的鐘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黨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是最革命的。

這倒是為什麼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其實說我媽沒愛過人,是冤枉她的。在媽媽那次罵我跟別人亂搞時,我就隱隱地有個想法,莫非媽媽自己有過什麼事?否則怎麼能對自己的女兒想出那種事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認為媽媽會有什麼作風問題。因為離婚後,媽媽從來再沒有想過結婚,家裡也沒有來過什麼獨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說,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但凡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

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

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確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麼人。但是對鄧力群確實是信服的。文革後,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誌。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八三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與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八九年馬列學院五十周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聲。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覺得共產黨多管閒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霉的復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於幹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壞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適幸福,別人管得着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麼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黨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復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復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

當年,為了他們的問題,一個月內組織開了五次批判會。田家英在會上說:“你們算什麼愛情,是打游擊嘛!”我媽曾說主席的秘書中只有喬木是正人君子。這恐怕和當年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三人對她的態度和評價有直接的關係。她對田家英最恨。廬山出事後,田家英給爸爸打電話,我媽媽立即告訴了組織,家裡的電話因此被撤去。我媽受批判後,名聲很壞,沒有人理她。是她主動表示願意和我爸復婚的。復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

這份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我媽媽那時因我爸的問題受牽連,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論”,受到組織審查。鄧力群是代表黨組織審查我媽媽,幫助我媽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兒女。卻將被審查人招至自己的窯洞,談話至深夜,及至同居,實在是太虛偽,太惡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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