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出了事故不是把如何保障、爭取受傷運動員的相關權益擺在首位，而是把息事寧人和儘量化解有關方面的責任作為處理原則，於是乎，桑蘭 就被“犧牲”了。當然國家也儘量通過別的形式補償桑蘭，當明星，主持節目，出席各種儀式等等。當年的“犧牲”應該說是順其自然的，是在中國沒有完整工傷制 度的情況下，體委體協會盡其所能把事情辦的圓滿。如果桑蘭安於那種被社會安排好了的生活方式，做她的輪椅明星，生活不富足但是很安逸，不在乎背着跳馬“失 誤”的黑鍋，日子倒也不差。

但是現在看來，桑蘭不願意被人安排，她有自由的靈魂。

在思想鬥爭了十三年後，拖着輪椅，把所有她能告的人都告上美國法庭。也是她運氣，碰到海明律師，這個不計輸贏願意幫助華人打那種死纏爛打的官司。除海明之外，美國恐怕沒有律師敢接桑蘭的案子。

海 明何嘗不知這是一個棘手的弱案，十三年追訴期早過去，告誰？沒關係，凡是法律，總是一物降一物。你追訴期過了，我有辦法讓它沒過，我還可以挖掘正在進行的 事件。但是有一樣，弱案必須鬧上媒體，否則很快就會被法官踢出來。這不，憑證海明和中文媒體的密切關係大炒特炒。這一炒就吵得不可預料。

華人愛憎分明分兩派。挺桑蘭的強調法律責任，工傷，醫療，被誹謗等等；挺劉謝夫婦的強調傳統人情道德，十個月護理，感恩，白眼狼等等。在時代大潮滾滾洪流衝擊下，人情道德根本不是法律責任的對手。劉謝十個月護理不是擺脫責任的理由，媒體討論越多，越對劉謝不利。

劉謝何其辜？劉謝不合時宜。就像守貞潔牌坊的女人享受貞潔榮譽許多年，忽一日發現貞潔觀念沒有了。

不管這個案是輸是贏，劉謝恩人的名分都沒有了。如果劉謝能夠意識到自己不過是時代衝擊的和諧品，從而處之泰然，當是福分不盡。

至於桑蘭，她是一粒細小的沙子擱在歷史的轉折口。她將改變中國官方以往遇到事故採取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明了中外文化體制差別，推動國內工傷賠償制度改革，理清人情，義務，和法律責任的關係，解放國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