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兒，家住在北京的西北郊。 對那時候兒的北京人來說，“城裡”和“城外”是兩個非常清楚的概念。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北京人都會記得那灰色的城牆和那些高大的城門。現在北京的二環路就是沿着城牆的舊址繞城一周的。 被城牆圍起來的地盤當然就是“城裡”了，其餘的地方都是“城外”。

那會兒城外人有一項挺重要的事，那就是“進城”。當然我這個城外人也不例外。每到星期天，我就磨着我爸爸媽媽，要進城去玩兒。城裡有那麼多好玩兒的地方，這當然是我想進城的原意之一，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歡坐公共汽車。我小孩子一個，說不清楚“公共汽車”這四個字兒，我就用“大嘟嘟”取而代之。那時候兒我們進城坐的是11路無軌大嘟嘟，若干年後不知道是誰在那個11的前面或是後面又加了一個1，變成111路了。透過車窗，我總是好奇地觀察外面街上的人，看看他們都在幹什麼。沿路的行人在默默地走着；幾個老人推着白色小車賣冰棍兒；趕馬車的老大爺喊着只有馬才能聽懂的話；警察叔叔手裡拿着兩頭兒白、中間兒紅的棍子；一排人力三輪兒車與馬路沿兒成32.237度角、整齊的停在路邊等待乘客。。。。。

我喜歡坐在或者站在離大嘟嘟司機比較近的位置，這樣兒我每次都能看見那灰色的城牆和西直門城樓兒向我漸漸接近。 城牆和西直門變得越來越大，一塊塊灰色的城磚我看得清清楚楚。拱形的城門洞兒也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高，穿過它我能看見北京城裡的一角兒。 忽然間，大嘟嘟裡面變得黑暗了起來，當光明回到車裡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已經在“城裡”了。

不知道為什麼，過了幾年，我爸爸媽媽要同時離開家到很遠的地方去，去很長時間，而且不能帶我去。我只有到城裡的舅舅家去住了。我很不高興離開爸爸媽媽，但是同時又高興我可以天天“進城”，再也不用每個星期天和爸爸媽媽磨嘴皮了。

舅舅很愛散步，經常帶着我從西單沿着大街走到復興門，再走回來。站在西單路口往南看，遠處灰色的宣武門城樓兒映入我的眼帘。向西走，沿路可以依次看見好高好高的三個大樓，舅舅說它們是水產部、民族宮和民族飯店。民族飯店對面有一條小路叫“佟麟閣路”，那時候不知道被誰給改成“立新路”了，據說是因為那個已故佟麟閣是個反動派。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是反動派，只是覺得路口的那面大大的橢圓鏡子很好玩兒。再往西走就到了復興門了。舅舅說復興門其實不是一個城門，是為了方便交通，在那裡的城牆打開的一個豁口兒。

有一天在復興門，我看見一些人把大塊大塊的城磚裝到卡車裡運走，城牆表面的一些磚已經被拆去，露出了裡面的黃土。我不解他們都在幹什麼，就問舅舅這是怎麼回事兒。舅舅說城牆把北京包的嚴嚴實實的，妨礙了交通，所以已經決定所有的城牆都要拆除。舅舅還說有一個“較瘦”的人，名字叫什麼“量死城”，因為反對拆城受到了批評。我好像全都聽懂了一樣，點了點頭。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學校的老師告訴我們說，我國北面有一個叫蘇修的國家，時刻都在想侵略我們，我們要有所準備。一時間，周圍的人們都開始挖起了防空洞。有一天我去一個同學家裡玩兒，看到那個同學的爸爸正在他們住的四合院兒當間兒挖一個大坑。我注意到靠着院牆的地方擺着一大堆灰色的大磚頭，顯然是用來搭防空洞的牆壁的。我忽然意識到，那些大磚頭是從城牆上拆下來的啊！我走過去，用雙手抱起一塊磚，好沉。我趕快把它放下，然後坐到了上面。那些城磚還是城牆的一部分的時候兒，顯得那麼堅韌，我甚至對它們有些敬畏的感覺。而今，它們被流放到這樣一個不及眼兒的地方，連我這個小孩都可以隨意地欺負它們。

爸爸媽媽回到了家裡， 我又變成了城外人。幾年以後， 當我乘坐11路無軌電車進城，經過西直門的時候，車裡變得黑暗的那幾秒鐘再也不曾出現，那進城一瞬間的興奮勁兒也沒有了。站在西單路口兒往南看，我再也找不到那高高的宣武門城樓了。北京的城牆已經變成了我心中遙遠的記憶。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見過北京的城牆。

我長大了以後， 在異域他鄉奔波了多年。2000年九月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探望年邁的父母。我，不認識北京了。北京的馬路比我小時候乾淨多了，也寬了很多。汽車的數量也起碼翻了十倍。打的去一些地方，要是司機不提醒我，我根本就不知道已經到了目的地。我站在一個別人告訴我是西單的地方，向南看了許久，發現宣武門城樓還是沒有回來。不，也許它已經回來了，只是明亮的燈火妨礙了我的視線，使我看不到遠處那灰色的城樓。我從來搞不清楚我做夢時候腦海里的圖像是黑白的還是彩色的，但是我希望是黑白的，因為那使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那電車裡變得黑暗的一剎那，想起了那些賣冰棍兒的老人，想起了趕車的老大爺的吆喝聲，想起了北京的城牆。

----------------------------------------------------
寡人在一個不太及眼兒的地方兒用[覺昌安塔克世]的筆名“發表”此文，網友的反應還湊合。 故而敢來此獻醜兒。 望大伙兒多多包含。丟份、丟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