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有一支色彩絢麗包裝精緻的自來水筆，它是我高中時參加校際作文競賽得到的獎品，由班主任張國祺老師在全班同學艷羨的目光中轉交給我。在出國之前我一直保存着它捨不得用，每每看到它，我的眼前總是浮現出張老師和藹可親的笑容。

在我讀高中時，張老師教我們化學課，並做了三年班主任。時隔多年，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入學後的第一節課上他對我們所做的迎新致辭：

“同學們，歡迎你們到縣中來。你們都是很幸運的，從三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
有機會坐到這間教室里，說明你們都是優秀的學生。我們的學校有着悠久的歷史，
在民國時就成立了，為國家培養了很多人材，你們找時間到學校名人堂里看看，向
他們學習學習。你們既然身子坐在這間教室里，心就不要胡思亂想了，生活上也不
要追求太高。你們大多數是從農村出來的，想想你們的父母在家吃糠咽菜，你們把
肚子填飽就行了。大白菜里有蟲子怕什麼，洗不乾淨照樣吃，又不會影響你們考大
學。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經常是從家裡背乾糧吃，乾糧吃完了，餓着肚子也要讀
書。你們現在不會挨餓了，更要好好讀書，考上大學給父母爭光。考不上大學，就
回家種地去罷。同學們，你們好好想想吧。”

這一番話對於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學生來說起了很好的激勵作用。張老師如此表態也和他自身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狀況有關。他是一個幸運的苦命人：說他幸運，是因為他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作為工農兵大學生順利地從省城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我們縣城重點中學教書；說他苦命，是因為他家累太多，營養不良，身體不好，以至於50來歲就因病去世了。他有6個孩子，老婆帶着最小的那個在農村老家種地，他帶着另外5個孩子擠在學校分給他的兩間宿舍里過活。不幸的是他的孩子不僅不爭氣，還到處惹是生非。“早知這樣，還不如當初不帶他們到城裡來。”他屢屢向別人發此感慨。

平心而論，張老師不是一名優秀的化學教師；充其量，他只能算是合格的。記得我們在學習阿弗加德羅常數時，也就是一摩爾物質中有多少個分子或是原子，他試圖向我們解釋為什麼這個常數只是一個大約數，而不是一個非常確定的值。記得當時他站在講台上眉飛色舞地說，這就好比幾個人去數一堆磚頭，有的磚頭缺個角，有人把它算成半塊，有人把它算成一塊，算來算去總數就沒法統一，最後只能取個大約數了。這樣的解釋非常形象，我們當時也樂於接受。後來才知道分子原子是不能夠缺胳膊短腿的，而且阿弗加德羅常數是個天文數字，如何能夠數得過來？！乃是實驗儀器的測量誤差造成了這個常數的‘不確定性’。（N年後我和一位來自墨西哥的留學生聊天，才發現我還算是幸運的。他的大學老師告訴學生，聯在伯碳上的胺是伯胺，聯在仲碳上的胺是仲胺，聯在叔碳上的胺是叔胺。此等老師真正是誤人子弟啊。）

迫於生存和競爭的壓力，張老師的為人處事是很圓滑世故的。他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你們（學生）是飛鴿牌的，我們（老師）卻是永久型的；你們畢業後飛了，我們還要在這個學校里混。所以，每當學生和校方有衝突時，他總是避不露面。高二時我們曾經鬧過更換代課老師的事件，全班為此休課抗議近一個月。身為班主任，張老師一直沒有出面調停。作為學生，我們除了氣憤之外，也只能對他的行為表示理解。

因為成績好的緣故，張老師對我一直青睞有加。我最終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在高考中取得了全縣理科第一名的成績。後來報志願時，他鼓勵我把目光放遠一些，讓我放棄省內的一般院校，幫我選擇了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學。事實證明，這樣的選擇是對的。為此，我一直對他心懷感激。

高中畢業之後我和他打過兩次交道。在我剛剛進入大學讀書時，他來信問我能否把高中畢業證‘借’給他的兒子用，反正我也用不着了。我很抱歉地回信說，我很樂意把畢業證‘還’給你，但是別的老師已經搶先把它‘取’走了。後來還有一次我去縣中找我的妹妹，她當時在那兒讀書，之後順便看望了張老師。他當時可能已經生病了，但是沒有告訴我。我邀請他有空到北京玩玩，他搖了搖頭說，北京太遠了，恐怕沒有機會去了。後來聽我妹妹說，之後沒過兩年，張老師就去世了。

記得有人曾這樣評論：做老師的總是偏愛成績好的學生，但是畢業後常常回校看望老師的卻是那些當年的差生。為此我深感慚愧，畢業後20年來一直在外奔波，我不僅很少回去看望老師，後來甚至於把他都給淡忘了，就連當年他給我的那支筆也不知道輾轉丟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