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與紅歌

林曉

薄熙來在重慶領唱紅歌，左派看到了他們的領袖，右派看到了另一場文革，其實略加分析，還可以得出另一個更為合理的推論，那就是薄書記其實是一個卡拉OK的愛好者。那麼薄書記為什麼只提倡唱紅歌呢？這也不難解釋，其一是他只會唱紅歌，或者說他會唱的絕大多數歌都是紅歌。這一點我自己也深有體會的。記得九十年代末期國內卡拉OK風行的時候，有一次在西安開會學術會議，年輕人們點的都是靡靡之音，而我點的卻是一曲《瀏陽河》，一位對我的歷史和政治觀點知根知底的朋友私下笑道，你這個在主席去世的時候都偷偷地樂的階級敵人，怎麼居然也唱起了歌頌先帝爺他老人家的曲子來了。我只好對他解釋，唱歌和政治其實並沒有太大關係。而要想秀一秀我的歌詠天才，非《瀏陽河》不可，這當然是對於我會唱的曲子裡的子集而言的。

薄書記推廣紅歌的另一個理由是他雖然愛唱歌，卻因為身在高位，不便去個歌廳那樣的民間場所，更不便於找小姐陪唱，即便找了，只會唱紅歌的薄書記也要把小姐嚇跑了。也是幾年前，我的幾個北京朋友拉我去唱卡拉OK，隨鄉入俗，大家也找了幾個小姐陪唱。翻了翻歌譜，我點了個“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領隊的立即神經緊張，讓我先回了。

紅歌聽起來是在渲染一種“正氣”，這種“正氣”對於現代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一種壓力。紅歌定義了一種社會的道德至高點。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現代（古代其實也一樣）人群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種平凡和解脫。人們在看見比自己優越，幸運，高貴和富有的同類時，缺少閱歷者會產生嫉妒甚至是仇恨。在當年的中國，這種仇恨導致了革命。時過境遷，今天唱紅歌的意義，與其說是在煽動二次革命，不如說是在宣傳革命成功者後代們的高貴。相反的，經歷一些，讀一些比自己社會地位低下，不如自己幸運和成功的同類，卻更能增加一個人的自信，從而沾沾自滿。很多回城知青之所以喜歡那首《小芳》，就是這個道理。

人類的精神需求是多樣性的。亢奮的，正統的其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好萊塢的電影如果只放高大全那樣的英雄人物，是肯定要破產的，所以才有動作片，懸疑片，科幻片，乃至恐怖片，才有編劇不惜血本去收買犯罪故事的版權。這一點中國的演藝界在多年的學習後也逐漸趕上了形勢，於是就有了《讓子彈飛》，《非誠勿擾》這些噱頭劇，甚至連《建黨大業》這樣歷史片也要多少加注些負面的色彩。歌曲的意義自然一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曲。紅歌之所以還能流行，是因為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們的存在。歌曲是一種生命的韻律，更是一種特殊的記憶，許多人當年歌詠伴隨着青春和愛情，儘管這種韻律對於不同時代的人來說顯得笨拙和可笑。前不久，在我母親八十歲生日的宴會上，我唱了一首《十送紅軍》，那是一首母親文革前在機關文藝晚會時唱的曲子。那一次的歌唱會在我的記憶里很深，我想大概是因為母親知道台下的觀眾里有她的孩子，所以唱的特別用心。

薄熙來的紅歌現象，與其說是一種返祖，到不如說是一種懷舊，是他的那個年齡檔次的人的懷舊。但是這種懷舊的曲子是不可能象貝多芬和莫扎特一樣流傳百世的。因為歌曲的生命本身就是短暫的。很難想象，薄熙來的紅歌能像麥可傑克遜一樣深入時下年輕人的靈魂。

我從來不擔心薄熙來的紅歌運動能像文革那樣席捲神州。從政治策略的角度來說，薄熙來的風頭出的早了點。而即便薄書記登上了總書記的寶座，他也不可能成為第二個先帝爺從而把紅歌想當年的忠字舞一樣紅遍全國。甚至在共黨的上層，對紅歌反感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這從中共元老萬里提出重評毛澤東可見一斑。而紅歌對於某些特定的人物，譬如少奇同志的公子劉源上將來說，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們的青年時代雖然也是紅歌的時代，但從大學起，我所喜歡的綠色歌曲，藍色歌曲，乃至黃色歌曲，也還是很多的，這裡有蔡琴的《綠島小夜曲》，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李春波的《小芳》，還有毛寧的《濤聲依舊》。而每一首歌，都會把人帶回一個故事和一種回憶。

正所謂“歲月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