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欲的卑劣和崇高
朱蓬蓬
情意有天長地久和此恨綿綿的講究，愛欲則有崇高和卑劣的區別。
現代人可能難以置信，在歷史的文字紀錄中，那個是非顛倒的年頭，有這樣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1966年，我在西昌鹽源彝族自治縣勞改隊服刑期滿，在當了一陣子“就業職工”以後，公安部門決定給我實施優惠政策，對我“清放”。也就是說可以回家和親人團聚了。
回到家中，地方派出所通知我說，你是屬於政治犯，按照政策規定，雖然服刑期滿，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地接收人民群眾的監督改造，不得亂說亂動，每星期要到派出所學習一次，在地段上，無論義務勞動還是打掃衛生，都要接受人民群眾的安排。
我是聽說聽教的。而且這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推進到熱火朝天的近乎瘋狂的階段，黑五類被斗死之事並不希奇。我向戶籍表示，下決心做到：人民群眾叫我幹什麼就幹什麼。
在地段上，所謂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無非是聽從大媽大嫂姑娘媳婦的差遣，幫忙挑擔煤球倒個垃圾寫個書信之類，這些，我都盡心去做，因為我知道，這些人是一個都不能得罪的，她們只要反映一句對我不利的話，我就會在派出所被鬥爭半天。
應該承認，由於我認識到必須夾着尾巴做人，而且所有的傲氣早就消磨殆盡，所以表現出色，很多人對我讚賞有加。不過，問題也由此而來，比如，有一位女性對我表示好感，說他男人是書記，在派出所說得起話，只要我聽話，就讓男人叫派出所給我“揭帽”。
我實在是受寵若驚了。揭帽，是極為誘人的一件事，比現今可以貪污幾百上千萬還要誘人。但怎麼聽話呢？原來是她男人個子矮小，只生女兒，而我那一年32歲，正當身強體壯，是個優良品種，可以為她優生和傳種。於是，在威脅利誘面前，一碗紅燒肉，半瓶老白乾，色的張揚，酒的刺激，為了平安，我能不聽話嗎？遺憾的是，說不上是喜是悲，一次辛勤勞動，並未結出碩果。
我的心在滴血，古今中外的小說，我是看得夠多的了，但卻從未見識過如此變態的情慾，它被墮落扭曲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卑劣程度。當我再次被命令要完成任務時，我堅決拒絕了，結果，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一個又一個的鬥爭會等待着我。
1979年，我決心上北京找黨中央，吃盡苦頭到了西安，好不容易混上從烏魯木齊開往北京的直快，但在快要到鄭州的時候，查票的巡警把我從硬座的椅子底下揪了出來，已經餓了24個小時的我，昏昏濁濁，像是半死的叫花子樣子。當我被拖到治安室時，一位女列車長來了，她問我情況，我只說了“上訪”兩個字，我以為她會在到站時把我趕下車去。但是不，這位好心的女性，讓人到餐車去拿飯來給我吃了，竟然讓我奇蹟般地平安到達北京。到了北京車站，我沒有票，出不了站，又是一位女性的值班主任，問我情況後，竟給了我兩毛錢，送我出站，指點我坐一路公共汽車到國務院。
我落實政策以後，回憶這兩位我不知姓名的女性，心中總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如果沒有那位列車長給我飯吃，也許我已經餓死了；如果沒有那位值班主任給我兩毛錢送我出站，我又怎能到國務院呢？這兩位女性也許是出於憐憫，同情，人道，但是，如果沒有對人的崇高的愛作基礎，能有這樣的憐憫同情和人道嗎？
落實政策以後，命運讓我拿起了教鞭，傳道、授業、解惑，天哪！這為人師表的神聖和原來定性黑五類的“反”和“壞”，原來並無太大的鴻溝．．．．．．我儘量做得神聖一點，就年年贏得了“優秀教育工作者”的稱號。不過，在神聖的面具光輝之中，我仍然在狂放的情慾面前敗下陣來。去年早些時候，我把這段經歷寫成了小小說——《體驗》。
只一千多字的《體驗》，最早大概是在台灣“元創空間”的“散文閣”發表的。後來被國內外許多網站ZT，由於這篇東西是用第一人稱寫一個少女第一次奉獻出她處女之身的情景，而且留下了地址電話，結果引得許多人以為作者是女性，留言、打電話說，妹妹，我愛死你了，要和我約會等等。但當我一再申明我是一個快要進火葬場的糟老頭子後，這些尋覓“一夜情”的老少爺們，呲牙咧嘴地連喊晦氣，上了老不死的當，恨不得立即把我五馬分屍置於死地。
其實，我寫的所有“類小說”文字，都是現實生活的忠實記載，決不是靈感造就的小說創作。《體驗》中的故事，在我《謎一樣的人生》中有詳細的描述，而《白色的玫瑰》和《丁克族的故事》，則是我在八十年代下基層檢查工作時聽取的匯報材料，都是真人真事。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體驗》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慾，都是崇高的，為什麼？因為它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只有贈與，沒有索取。
最後，我想附帶說明一下，在《謎一樣的人生》中，我很少提及我的老伴，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心目中，她是中國真正偉大的女性，是聖母瑪麗亞的化身。我在她面前只顯得是渺小畏瑣。我們結婚一起走過了半個世紀的人生道路，無論是狂風暴雨，還是鮮花酒宴，她都等着我，陪伴着我。所有的卑劣和崇高的愛欲，也都在她眼皮底下發生着，消逝着。
她永遠沉靜地等待，她似乎知道，無論我這個浪蕩子走多遠，最終還是要回到她身邊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