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底層心理生存狀態的女作家方方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9月01日17:13:0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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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單寫出了城市貧民“活着”的物質生存狀態，更寫出了他們“死去”（或者說“瀕臨死去”）的精神生存狀態。幾乎人人都在精神泥沼里打滾，要麼，根本不打算掙紮上岸，要麼，為了自己爬出泥沼而將別人蹬向深淵——這兩種，到底哪一種稍微好一點？
◆高伐林 老高按：大前天，我的一位同窗借給我一本中國女小說家方方的長篇小說《武昌城》，是作者題簽贈給他的。這位同窗在與我酒酣耳熱之際，告訴我，方方的這部新著，是這次中宣部在建黨90年時推薦的七本書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我想，這應該不會是他的醉話，也應該不是我半醺時聽錯了。
方方的長篇小說《武昌城》 方方求新求變，許多作品讓我為之眼前一亮。不過，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她十多年前的幾部作品。 這裡，我找出我12年前所寫的一篇對她作品的評論。這篇評論，發在比較偏僻的媒體上，方方本人不一定讀到過。但我自我感覺還是寫得不錯的。 12年前，女作家方方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國人的心理生存狀態之黑、之深。現在如何？人心恐怕更往黑處、深處墜下了幾層！ 無疑，方方的小說集《風景》中的三部長中篇（它們當初在刊物上發表時也曾被某些編輯冠以“長篇”），都是力作。其中兩篇《風景》與《落日》，我在幾年前就讀過，我還記得我是如何一口氣將之讀完，深深為之感動。 我可以列舉三重理由解釋對它們為什麼感到格外親切： 第一，她筆下的場景就是我的故園——我也是在漢口土生土長的，她筆下人物生活的地方“三眼橋”“四官殿”“鐵路外”，離我童年到青年住的地方一箭之遙甚至一牆之隔，作品提到這些地方，我仿佛一閉眼就能看見那讓我怦然心動的大街小巷； 第二，她筆下的人物，也正是我在年輕時經常見到甚至朝夕相處的人——我的親戚，我的同學，我的鄰居……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愛好綽號，都似乎就從我的熟人的言行中信手拈來——例如，《風景》中那位中心人物“七哥”在團省委任職，而我憑在團的機關工作過數年的體驗，確實嗅到他身上那股說不清道不明卻繚繞不已、揮之不去的“青年官”氣味。 感到親切的還有一重特別理由：我很榮幸是比她高一屆的大學同窗——當年恢復高考，我是第一屆的幸運兒，她則趕上了第二班車。而我與她相識，要追溯到更早，1977年春天的一個豪雨之日，《詩刊》的編輯王燕生到湖北來組稿，我與她都被看成“有潛力的文學新秀”叫去座談——此公眼力可打50分：看她，看準了；看我，看錯了。 當然，如果方方的小說只能撥動同窗、同鄉的心弦，那是無法解釋她的這些小說不脛而走、走出武漢、走向全國、乃至走出國門的——它們接連獲獎，難道評委們全是她的同窗、同鄉麼？儘管湖北出了無數在當代文學史上赫赫震耳、熠熠耀眼的名字（需要我列舉嗎？聞一多、胡風、光未然……），事實上，楚韻楚風卻好象從來也沒有在文壇上取得什麼“話語權”，文人墨客好象壓根兒就沒有想到去開掘自己的地方特色——這個從建築風格到烹調菜式都像南北雜拌、東西混攪的“九省通衢”，有特色麼？在人口和經濟規模上，它號稱全國第五大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它卻只比湖北山鄉水寨的村民高一個等級，只以其人多貨多被他們所仰視。武漢人被全國人看作粗漢潑婦，武漢生長的文人筆下避武漢方言之鄙俗惟恐不及。就連我，當年不也是大學一畢業，就飛也似地去了北京麼？ 我知道，評論家們會很自信地將方方的小說安放進貼有標籤的某個檔案抽屜——按文學思潮劃界的“新現實主義”呀，以題材類型歸檔的“新城市小說”呀，以文化地理命名的“漢味小說”呀，以作家性別為準的“新女性小說”呀，不一而足。對於讀者來講，這些其實並無多少意義。有意義的是它們經得起時光的沉澱過濾，在它們發表數年乃至十數年之後再來重讀，光彩依舊、魅力依舊。 而我更驚喜發現了它們具有感染力的深層原因：與其說它們讓我與多年不見的熟人重逢，不如說介紹我認識了我曾自以為熟悉的陌生人——那些與我雖然朝夕相見的鄉親，難道我對他們不正可以用上那句成語“知人知面未知心”嗎？ 我的家庭，就像《風景》中楊朦、楊朗的家庭，只在某種偶然機緣中才能夠瞥見那些掙扎於社會底層，被命運的車輪碾壓得死去活來的城市貧民的人生境遇，一瞥，僅僅一瞥就趕快移開眼睛，為自己不曾落入那樣的境遇而暗自慶幸。而方方的筆鋒卻向我們展示了他們全部殘酷的現實，那不是一個點，也不是一條線，甚至也不是一個面，而是從上到下、從前到後、從裡到外：“父親帶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河南棚子一個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裡”，大兒子只好找了個天天上夜班的工作，第七個兒子每夜得在潮濕的床底下入眠，全家吃的是揀來的爛菜，燒的是揀來的煤渣，渾身臭味，走到那裡都讓人掩鼻（《風景》）；丁如虎一家四代同堂，七口人同樣擁擠得要命，祖母不得不擠在孫子孫媳的洞房棲身——那是這家人私自加蓋七八平米的披屋（《落日》）。生存資源如此匱乏、生存空間如此仄狹，人們渾渾噩噩，讓我們只能想起那部著名小說、電影的標題——“活着”，活着而已。 不僅如此。 方方這些長中篇作品更普遍意義的深層意蘊，在於她不單是寫出了城市下層貧民“活着”的物質生存狀態，更寫出了他們“死去”（或者說瀕臨死去）的精神生存狀態。“父親買了木料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把小嬰兒埋在了窗下。那就是我。我聽見他們每個人都對着窗下說過還是小八子舒服的話。”我們看到了這些羨慕死去嬰兒的人比經濟狀況無望、社會地位低下更可怕的心靈黑洞：“七哥的眼睛充填着仇恨。隨時要起爆，而他的生命正是為了這起爆而存在。”說的是七哥，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他們的心靈充滿了恨。幾乎人人都在精神泥沼里打滾，要麼不抱任何改變自己處境的希望，根本不打算掙扎出泥沼，要麼為了改變處境而不擇手段，為了自己爬出泥沼而將別人推向深淵——我們難以權衡：這兩種到底哪一種稍好一點？ 這種跡近完全乾涸的心理生存狀態，回過頭來加劇了他們物質生存狀態的惡化，二者形成了惡性循環。每個人都是他人痛苦的原因，每個人都因為他人的存在而更感到壅塞窒息，要麼對他人的命運漠不關心，麻木不仁，要麼更落井下石、朝已經在地上爬不起來的人更踹上一腳——這中間，有人是為了藉此改變自己的命運，有人則什麼也不為，僅僅是想使自己的生活起點波瀾，添點滋味。更多的時候，似乎並沒有有聲的衝突，對人心卻更有無形的腐蝕力：“骨瘦如柴的母親一見男人便作少女狀，張嘴就說誰家的公公與媳婦如何，誰家的岳母勾引女婿”；而書中人物一段一段的情史（其中多數，準確點說，應該算是“無情史”），不是悲劇就是鬧劇。《落日》中發現祖母喝敵敵畏自殺時，兩個兒子和孫子、孫媳對此事的種種盤算，將活人從醫院搬出送去火葬的駭人計謀，讀來讓人不寒而慄！作者最高明的就是，她並沒有着力去渲染全家人作出這一慘無人道決策的“戲劇性”，相反，她寫出的卻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而正是從這一決策的“合乎邏輯”中，我們痛切地看到了人性被扭曲成了何種程度，這種“情”、這種“理”、這種“邏輯”到了何種萬劫不復的境地！ 今天當然時代不同了，人們的物質生存狀況有了很大改變，但是人們的心理生存狀況是好轉了，還是在繼續惡化？我們順着作品所描繪的軌跡往前瞻望，對這一片“落日”的“風景”，實在無法樂觀。 （寫於1999年）
34年前我認識方方就是這副模樣，時光好像在她身上沒有留下痕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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