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筆記:滸邊談屑 |
| 送交者: 虞雲國 2003年10月30日19:58:4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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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子 《水滸》七十二地煞中張青以“菜園子”為綽號,他自報家門道:“小人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水滸》記述菜園最詳細的倒是魯智深看管的東京大相國寺的菜園。不過,讀其書者千萬不要錯誤以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園。實際上,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對商品化蔬菜的需求與日俱增。有一則筆記說:宋初,名臣張詠做崇陽(今屬湖北)縣令,一日,見一農民買了菜回家,便責問他:“自己有田,為什麼不種,倒去市上買?”便以其懶惰打了他的板子。這個故事說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經波及到了崇陽這樣的小縣城;第二,入宋以後,蔬菜商品化趨勢之快,連張詠這樣有頭腦的名臣也觀念落伍了。蔬菜種植業因市場需求而獨立,蔬菜買賣也便成為獲利豐厚的營生。《水滸》所記載的大相國寺菜園,在魯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視為“俺們衣飯碗”,“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透露出的正是這一消息。 在當時運輸條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鮮蔬菜只能就近生產,於是,城郊就出現了星羅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園。打開《清明上河圖》,可以發現在即將進入市區的大道旁,張擇端就畫着大片菜園風光。這與《東京夢華錄》所說的“都城左近,皆是園圃”,倒是吻合的。北宋東京的菜園子為數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籌建開封繁塔的集資刻石,有一條北宋初年的記載:“菜園王祚,施菠稜(即菠菜)貳千把,蘿蔔貳拾考老”。從這位種菜專業戶一次施捨的蔬菜量,可見其菜園規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東南,杭州成為都城,人口超過開封,當時杭州有諺語說:“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所謂“東門菜”即因城東橫塘一帶最宜種菜,故而“東門絕無居民,彌望皆菜園”。這種菜園當然不僅都城附近有,州縣城郭也有分布。張青的菜園在孟州境內,自然是小說家語。而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就因菜園集中,俗呼之為“香菜門”。 《水滸》提及的兩處菜園一屬大相國寺,一屬光明寺,都是寺產,張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僱於光明寺專事種菜,這也算得上一種經營方式。據《水滸》裡大相國寺清長老對魯智深說:“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余者都屬你用度”,不難揣測:除去寺廟自身消費,歸魯智深用度的菜蔬也應該進入東京菜市場。官府經營,是宋代菜園存在的第二種方式。熙寧年間,福州知州通過“歲鬻園蔬”,放進自個腰包的錢每年不下三四十萬。第三種方式是由商人購置園地,僱人藝植。據《夷堅志·灌園吳六》,撫州市民王明貿易致富,便買城西空地做菜園,“雇健仆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鬻之”,種菜的與賣菜的分工明確。第四種方式是為數眾多的個體菜戶。《夷堅志·寶積行者》說台州仙居縣有陳園,就是園人陳甲的菜園,他常種蔬菜賣給當地的寶積寺。 相比糧食生產,經營蔬菜獲益更大。據《清異錄》記載,宋初,有個名叫紀生的經營菜園,一把鋤頭、十畝菜園,養活了一家三十口人,臨終,告誡子孫說:“這十畝地,就是鑄錢爐子啊!”以宋代北方的生產水平論,三畝糧田才能養活一人,而紀生一畝菜地就可以養活三個人,難怪當時流行“一畝園,十畝田”的農諺。 宋代菜園經營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張青這樣種菜的僱工才是貨真價實的“菜園子”。而菜園子用為渾號,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頭下蔬菜種植業勃興的明證嗎? 一枝花 你一定還記得:《水滸》裡有個大名府的小押獄,“生來愛戴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後,他分得的任務是專管行刑的劊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滿臉橫肉的劊子手,卻在帽檐上簪着嬌艷可人的一朵鮮花,該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噴飯啊! 然而在唐宋兩代,簪花倒並不是女性的特權,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黃滔有《斷酒》詩,自稱“免遭拽盞郎君謔,還被簪花錄事憎”,這位簪花錄事當然是男子。這裡且說宋代。當時每逢重大節慶,例如郊祀迴鑾、皇帝生日、宮廷會宴和新進士聞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習慣,此即《宋史·輿服志》所說的,“襆頭簪花,謂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聲色的風流君主,《東京夢華錄》說他他每次出遊回宮,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從駕的臣僚、儀衛,也都賜花簪戴。對臣僚簪花,《水滸》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說,柴進、燕青在東京酒樓上,“憑欄望時,見班直人等多從內里出入,襆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訴他們:徽宗給每個班直“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有宮花錦襖,才能自由出入大內。宋代凡參加皇帝舉辦的宮廷宴會,大臣都能領賜到宮中名花。有一次,寇準以參知政事入宮侍宴,真宗特賜異花,說:“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歲。”這種賜花,一般官員都自己佩戴,親王和宰執則由內侍代他們將花插的襆頭上,有時皇帝也讓內侍為寵愛的翰林學士簪花。真宗時,召東京留守陳堯佐和大內都巡檢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會間,真宗命陳堯佐“盡去所戴”,“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令人艷羨不已。皇帝所賜之花,也有種種區別。其中自以真花最為珍貴。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賞,與游群臣才得遍賜“生花”(即鮮花)。真宗時,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賜花,“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才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其他則是人造生花。絹花成本較低,有遼朝使者參加的皇帝生日宴,為向遼使表示節儉,就用這種絹花。羅帛花色澤艷麗,一般用於春秋兩次宴會。大禮後慶賀、上元遊春等,從臣都隨駕出巡,到時有小宴招待,這種場合則賜“滴粉縷金花”,這種人造花以珍巧著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歷來領導着社會習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場慶典中簪花的慣例一傳到民間,則不論性別年齡,不論貴賤貧富,甚至不論平日節慶,都簪花成習了。《水滸》對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寫阮小五出場時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會上那闋《滿江紅》也說:“頭上盡教添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說,柴進、燕青在東京御街上,“見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據歐陽修所見,洛陽“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據王觀國說,揚州也不論貧富“皆喜戴花”。比較起來,人們更喜歡簪戴鮮花,於是,都市賣花業也就紅火了起來。《東京夢華錄》以優美的文字記載了汴京清晨的一楨賣花圖: 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 由於仿製生花十分走俏,制花業也應運而生。宋太祖時,洛陽有姓李的染匠,擅長打造裝花,人稱李裝花。仿生花多以絹、羅製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為材料。據《夢粱錄》記載,宋代杭州城裡,一種羅帛脫臘象生四時小枝花朵,“隨街市吟叫撲賣”。諸行市中則有花團、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裡,其間花作行銷的首飾花朵“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齊家、歸家花朵鋪最負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種不足為怪的習俗,滿臉橫肉的蔡慶自然有權在鬢邊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現在黃臉婆也有權畫眉毛塗口紅那樣稀鬆平常。黃臉橫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獻也作梁山濼,是《水滸》賴以展開的主要場景。小說描寫道:“濟州管下的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里”,“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須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裡”。梁山泊因《水滸》而馳名中外,但這部名著拍攝電視劇時,因水泊已經乾涸,便不得不藉助無錫太湖的湖光水色。那麼,歷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風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據說因西漢梁孝王曾在這裡打獵,故而改稱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澤舊地,其北則與黃河下游平原相連。五代後晉開運元年(944),黃河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決口,河水東漫數百里,積水環繞着梁山成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黃河再次在滑州決口,水泊面積繼續擴大。慶曆七年(1047)韓琦出知鄆州,路過梁山泊,有詩寫水鄉澤國的浩淼,與小說的敘述已能相互印證: 巨澤渺無際,齊船度日撐。 熙寧十年(1077)黃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陽)再度決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積達到了最盛期。據《邵氏聞見後錄》說,王安石變法好言利,有個小人趨炎附勢,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農田,那獲利可就大了。”安石見他盡出餿主意,一笑之後,慢悠悠地說:“這個辦法好倒是好,不過,那放掉的水哪裡安頓呢?”在座的劉攽諷刺道:“在旁邊再鑿一個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為這是反變法派編造的政治笑話,故事的真實性雖然可以究詰,但梁山泊在熙寧河決以後方圓達八百里則是毫無問題的,小說的記載並非齊東野語。 在山東平原上,有這麼大的湖泊,對國計民生的影響當然不小。據蘇頌說,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產大量蓮子,僅運達曹門外的就有百來車,“錘取蓮子,貨與蓮子行”。水泊周圍的濟州、鄆州農民,都“賴其蒲魚之利”,而官府則“立租算船納直”,即按船隻交納租稅,若有違犯,就以盜賊論處。梁山泊倒一向是“盜賊”的淵藪。元祐元年(1086)前後,有個叫做黃麻胡的在這裡鬧事。蒲宗孟出知鄆州,禁止當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絕其糧食,這才迫使這些嘯聚者散夥。然後,他嚴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斷其足筋。這樣,“盜賊”雖然消聲匿跡, “而所殺不可勝計”。不久,這裡又成漁者盜窟,崇寧四年(1105),許幾任知州,命漁民十人為一保,結隊晨出夕歸,否則一經告發,就窮治嚴懲。任諒任京東提刑,當地漁民“習為盜”,他先採取保伍之法,在編入名籍的漁船上刻以記號,否則不准入水泊;再劃分瀕湖各縣的治安區域,案發,督吏搜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夷堅志·蔡侍郎》說,蔡居厚知鄆州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鄆州卸任的,殺降還要早於這年,有人認為他殺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據似乎不足,因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殺降在內的這些措施,治標不治本。只要社會基本矛盾不解決,梁山泊的“盜賊”問題也只會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約在蔡居厚殺降的一二年後,宋江便在這裡演出了威武雄壯的活劇。 宋江離開水泊數年以後,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漁民張榮在梁山泊聚集舟師數百,不時出擊金軍。其後,水泊雖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蘆葦叢生,水域浩闊,易於逃匿,難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隨撲隨起的根據地。後來黃河回復故道,梁山泊逐漸萎縮。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顏亮攻宋的戰船經過這裡,便因水涸而進退維谷。據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記載,這裡多已涸為陸地,當地農民“恣意種之”,官府也忙着準備屯田。梁山泊乾涸進程在元武宗以後中斷。由於黃河堤防失修,河水經常潰決,水往低處流,便只得再度匯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後,袁桷有詩寫梁山泊,其煙波浩渺似乎與韓琦所見不下上下: 大野瀦東原,狂瀾陋左里。 梁山泊的這種規模,在元末依舊不改。胡翰北游,所見仍是“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的景象。元雜劇有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其中說到“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文秀是東平府人,梁山泊即在東平境內,八百里之說,在他應是舊聞和親見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際的施耐庵或許也目睹過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後,梁山泊陸地化趨勢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後,方圓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對黃河沙灣決口進行了較徹底的整治,遂使餘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為平陸。以至清修地方志時,頗有人以為《水滸》所敘八百里水泊在張大其辭。 沙門島 《水滸》多次提及的沙門島,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營。第四十四回說鐵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員貪婪知府“尋事刺配沙門島”。第六十二回說盧俊義因私通梁山事發,被直配沙門島。小說沒有交代其位置,卻借押解盧俊義的公差薛霸的嘴說:“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這是小說家語,不足為據。宋代沙門島在登州蓬萊縣(今山東蓬萊)北約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長島列島南端的一個島嶼,盧俊義從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東北)流配,兩地往返滿打滿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後漢乾祐三年(950),一個城池失守的節度副使被流放到這裡,沙門島自此作為重犯的流放地。十餘年後,北宋立國伊始,太祖親自下令把軍事罪犯配流該島。一二年後,沙門島同時也作為重罪官員的發配地。由於流放沙門島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時有發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規定:“遞配強竊賊,須選有行止衙校”。 沙門島也稱沙門寨,軍事兼行政長官稱監押,也稱寨主。島上流犯定額,以熙寧六年(1073)為界,此前為200名,其後增至300名,但這年實際人犯數高達650人。監管罪犯的士兵人數,據大觀元年(1107)徽宗的詔書稱,因這年罪犯超額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應增加 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額計,則這年島上的罪犯約600名,衛兵約為400名左右。島上還有原來的住家80戶,以五口之家計,約400人。這個全封閉的小島上,最多時達1400人左右。 島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慘,連皇帝的詔書也承認罪犯們“晝禁夜囚,與死為鄰”。首先,他們的人生安全沒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學焦邕被流配來島,沙門寨監押董遇向他們“責賂不足,誣以構叛”,殺死了他倆。高清之子進京擊登聞鼓鳴冤告狀,最終以死無對證而不了了之。但這兩人都是文職,說他們在孤島重兵之地“構叛”,顯然難以置信。事後,真宗給沙門寨下了“不得挾私事非理殺配流人”的詔書,但景祐三年(1036),又有官員指責沙門島對罪犯“妄以病患,別致殺害”。從《水滸》多次描寫到各牢城管營對初來流犯的一百殺威棒,不難想見這種濫殺決不會是個別現象。 其次,他們的溫飽問題也不能解決。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視察海島後證實犯人因飢餓“多殍死”,朝廷決定“量給口糧”。但似乎並未落實,直到嘉祐三年(1058)還有官員說:“沙門島每年約收罪人二三百人,並無衣糧,只在島戶八十餘家傭作”,顯然是由這些島戶向囚犯提供口糧的。其後,朝廷向沙門島提供300人的額定口糧。但島上實際人犯數字往往超過定額達一倍多。熙寧元年(1068)前後,沙門島寨主李慶竟將超額的人犯扔進大海,兩年內被他這樣虐殺的罪囚達七百人。馬默出知登州,發現了這一令人髮指的行徑,李慶畏罪自殺。在馬默建議下,沙門島其後實行流犯過額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據《自警編》說,馬默久無子嗣,其後不久,神人託夢,說他因挽救許多沙門島配犯的性命,特賜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門島上流囚的冤魂亡靈,又豈是這個因果報應的喜劇所能撫慰的? 沙門島上這些恐怖悲慘的故事,不會不在民間廣為流傳。於是,“投沙門島走一遭”,便成為官府恫嚇反抗者或異己者的口頭禪。儘管如此,政和年間(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義的前夜,沙門島的流囚卻一再額滿為患,不得不改配廣南遠惡軍州,社會危機已如乾柴獨缺烈火。 終於,宋江橫行於山東,方臘嘯聚於江南。 火葬 《水滸》第二十六回說武大郎死後,“只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實際上,這部小說人物死後幾乎都是火葬的。在較大規模的戰爭或打鬥以後,火化屍體或是出於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寫滄州知府的小衙內被雷橫殺死,找到屍體後,知府“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第七十三回記四柳村莊主狄太公的女兒與其相好被李逵殺死,“太公、太婆煩惱啼哭,便叫人扛出後面,去燒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爺,一是莊主的千金,卻都是火葬。一般民眾火葬成風,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變化。 顧炎武覺察到葬俗的這一轉變,其《日知錄·火葬》指出:“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帶的河東路和以今蘇南、浙江一帶的兩浙路最高。河東民家有至親死亡,火葬以後取骨燼入缸,寄放在寺廟或墓戶之處。兩浙火葬更是“相習成風,勢難遽革”。《馬可波羅遊記》裡記錄了這位旅行家在杭州親見的火葬場面:“設有死者,其親友服大喪,衣麻,攜數種樂器,行於屍後,在偶像前作喪歌。及至焚屍之所,取紙製之馬匹、甲冑、金錦等物,並屍共焚之。”宋人洪邁認為:佛教入華,“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響無可否認,《水滸》裡魯智深坐化,“五山十剎禪師,都來誦經;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就是例證。但唐代對佛教的痴狂過於宋代,何以火葬卻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潛移默化與唐末五代的社會大變亂倒是有關的。當時,生者尚難自保,死葬只能從簡,火葬遂在變亂中漸成風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戰亂中的變化,指出:“近代以來,率多火葬”。 宋代絕大多數士大夫激烈反對火葬,最大的理由是違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惡則焚其屍”。宋朝政府也始終禁止火葬,《宋刑統》規定:子孫燒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燒屍者判絞刑。但從《水滸》和歷史看來,這條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諸實行,因為據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時竟達到30%,法不罰眾。宋代火葬率據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費用節省。對此,《水滸》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對話: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裡,把與你,你便可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裡。你百年歸壽時,我卻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覷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這位王公是賣湯藥的小販,仍積攢不下自己的棺木錢和送終錢,故對宋江許以做驢做馬相報。聯繫到第二十四回,西門慶央求王婆拉皮條,代價也是“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斷宋代棺木土葬費用不貲。河東平民“衣食至薄”,葬儀只能“務從省儉”,火葬因而成風。兩浙路經濟儘管繁榮,但“吳越之俗,葬送費廣”,貧苦之家一下子湊不起這麼多的費用,“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故而這裡“從來率以火化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歸屬,無地與少地的貧下農戶占絕大多數,兼之面臨歷史上人口增長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銳。河東路火葬率高,並非“俗雜羌夷”,火葬遺風猶存;“土狹民眾,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兩浙路生聚最繁,不僅貧苦之民土葬“未有處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願以“蕞爾之土”安葬死者,於是這裡火葬率便高居首位。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夷堅志·鄂州遺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漢)死無葬身之地的情況:“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輿棺置其上”。顧炎武站在傳統的立場上,曾對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費解。北宋理學家程顥在觀念上也反對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後的深層因素,不得不承認:“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儘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為社會所接受,《水滸》則折射出了這種認同。 押字 《水滸》第八十一回寫到燕青通過李師師要求宋徽宗為他親書一道御筆赦書,徽宗被逼不過,只得命取紙筆,“寫罷,下面押個御書花字”。押字,也稱花押或畫押,是人們在文書上,根據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號,作為證實本人的憑據。由於它往往只是某種符號,便與署上本人姓名的簽名不同。押字始於何代頗難確證,唐代已經流行。宋徽宗押的御書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稱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樣式還保存在周密的《癸辛雜識》裡,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畫圈。後來把依樣畫葫蘆的批押叫做畫圈,似乎與這種花押不無關係。不過,從現存徽宗繪畫上的御押看來,他使用的押字符號遠不止一個。徽宗愛在書畫後押上的別致的花字,有人說是 “天水”(趙姓的郡望)兩字的草書連寫,有人以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連綴。宋代皇帝還刻有“押字印寶”,也就是把御押符號刻成圖章,以便隨手蓋章,免去畫押的麻煩。 在宋代,一般的官員,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滸》第八回寫林衝刺配滄州前休妻道:“林沖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林沖這時已是配軍,不再是禁軍教頭,他的押字既可視為官員押字的舊習,也可作為押字流行於民間的佐證。據《石林燕語》記載,王安石的花押就畫一“石”字,一橫一撇的中間加個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樣畫圈總不圓,往往窩扁,橫劃又多帶過,別人取笑他押了個“歹”字。據范成大說,“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說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還保持着這一遺風。 押字在宋代應用相當普遍。其一,官員用於案牘公文。宋代如果僅簽名而不押字,公文無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員進呈給朝廷的文書,往往只押字而不簽名。這一慣例大約持續到孝宗朝,其後才押字簽名並用。當好幾位官員聯署一份公文時,慣例是官職越高,押字越後,因而宰相的押字總在最後。錢惟演做到樞密使,離宰相還差一步,出於宰相情結,他常感慨道:“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個字,足矣!”其二,官府用於紙幣量器。據《宋朝事實·財用》,成都富戶聯合發行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名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這種最初由出資鋪戶聯合押字的交子,後來改由官府發行,實物雖然迄今未有發現,而與南宋對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紙幣倒頗有傳世的。此外,宋代各官倉使用的斛、斗、升、合等量器,也都“各刻倉分、監官押字”,以取信於民。其三,工匠用於工藝器物。宋代曾規定:官鑄銅器必須鑄上主副工匠姓名和監官的押字。現存宋代文物中,留有工匠或窯戶押字的漆器、瓷器也頗不少。其四,平民用於契約訴狀。據《袁氏世范》,買賣田產,“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而《作邑自箴》交代訴狀格式,狀末應寫“姓某押狀”,如果起訴人不會寫字,則由代筆人當眾宣讀,“親押花字”。這些無不說明押字在平民法律文書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押字流行,也容易帶來假造仿冒,營私舞弊。仁宗時,有三司吏人模仿三司使的押字,“脫賺錢物”,居然還瞢過了三司副使。另一方面,因押字流行,文人雅士中便有人開始研究收藏。北宋有個名叫施結的知州,好蓄古今人押字,認為從押字的放恣或謹小,可以窺見一個人的性格和度量,便將所藏唐宋名人押字,“盡以刻石”,摩娑把玩,而每次轉任必“用數人負之而行”。倒也堪稱一痴。 刺青 刺青,即文身,宋代也稱花繡、文繡、刺繡、雕青、錦體等。梁山好漢中,刺青的頗多:史進因“肩膀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鬱郁一個豹子”,魯智深的背上也“刺着花繡”,而燕青的紋身更是美不勝收,“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 在宋代,男子文身並不罕見,女子刺青則僅見於南方少數民族。這是因為文身的動機當然希望公開展示人體美,這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漢族女性中自然絕無可能,而南方少數民族大多為越族之後,還保持着“人皆文身”的舊習,以至於“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賞文身之美。這裡只談宋代漢人男子的文身。愛國名將岳飛背上的刺青是最膾炙人口的。據《宋史》記載,他被秦檜誣陷入獄,命他承認謀反,他憤怒地“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里”。荊州有個名叫葛清的,通體遍刺白居易的詩句二十餘處,且以畫配詩,人們乾脆稱他為“白舍人行詩圖”。徽宗時,睿思殿應制李質因為刺青而被賜號“錦體謫仙”。南宋時吉州太和居民謝六“舉體雕青”,他自稱“青獅子”,人們稱他“花六”。據《夢粱錄》說,都城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陳花腳麵食店,店主顯然是雙腳刺青的,倒也因此產生了廣告作用和品牌效應。現存宋人絹畫《雜劇眼藥酸》中,就畫着一個手臂雕青的雜劇演員。 據南宋初年的《雞肋編》說,“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夸”,宋代市井顯然把刺青視為時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也印證了這一說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漢起事前後,東京大街上每有節慶遊藝,少年狎客總是輕衫小帽,跨着馬追逐在妓女隊伍後邊,另由“三五文身惡少年”為他們控御着馬匹,由於這些惡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戲稱這一馬隊為“花腿馬”。這種時尚南宋依舊長盛不衰,都城杭州社團中有錦體社,成員即由刺青者組成,迎神、比武是他們大顯身手的兩大節目。儘管明令規定皇室趙姓後裔“不許雕青”,但時尚的誘惑力難以抵抗,據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撇開文身在人類學上的意義不談,宋代刺青似乎更多體現出時人對男性形體上健美的一種審美觀念,《水滸》以燕青為典型,對此多有着筆。第七十四回寫到泰安州燕青智撲擎天雕時,說他“把布衫脫將下來,吐個架子,則見廟裡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眾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對這種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李師師聽說燕青有一身好文繡,“三番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則以女性的視角對這種男性健美表示欣賞。 文身是一種複雜的技藝,需要有一定的醫學知識和藝術造詣。於是,就有專門為人文身的工匠。《水滸》交代九紋龍史進時說道:“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交代燕青時也說:“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宋時稱這種高手匠人為針筆匠,他們往往“設肆為業”。 南宋初年,四大將之一的張俊抗金雖不行,搞錢卻來得,他讓士兵在行在杭州為他每天搬運石頭,營造名叫太平樓的酒肆,以便下海撈上一把。苦不堪言的軍士接二連三地逃亡,張俊便想出一個絕招,選擇少壯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目的是為了“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為驗也”。不久,張家軍里便傳唱開了一首士兵歌謠: 張家寨里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 纏足 在《紅樓夢》研究中,對大觀園的群芳到底是天足,還是小腳,有過不少考證文章。這是因為曹雪芹是旗人,而旗人女性不纏足不以為怪,於是有考證的必要。類似問題在《水滸》研究中,似乎沒人重視。實際上,宋江鬧事的徽宗政和、宣和之際,倒是女性纏足史上由宮廷波及社會的重要時期。 女性纏足較早的可信記載,是南唐後主李煜見宮嬪窅娘纖麗擅舞,便命她“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使舞姿更婀娜輕盈。入宋以後,雖有仿效,也主要在宮中。據研究,纏足的影響途徑大致是由宮廷進入教坊樂籍,再傳到京城,最後流行各地的。但據《輟耕錄》說,“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之少”。蘇軾也許是宋人中最早詠贊小腳的,其《菩薩蠻·詠足》下半闋說: 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 蘇東坡這首詞的寫作年代大約也在熙寧元豐(1068-1085)前後,那時還是教坊樂籍的舞女仿效宮樣的階段。紹聖元符年間(1094-1100)任相的章惇所見就已不同,他把婦人腳和洛陽牡丹、建州茶並列為“古所不及”的近世三事,看來纏足在這幾十年裡已經不再局限於宮廷和教坊了。據《楓窗小牘》,徽宗宣和(1119-1125)年間,纏足走紅京城,東京“花靴弓履,窮極金翠”,裹小腳的“瘦金蓮方”也開始“自北傳南”。《老學庵筆記》說,宣和末,婦女的鞋底尖尖的,都以兩色合成,名曰“錯到底”,足見京師已纏足成風,連尖底繡鞋都有了流行款式。 《水滸》群像雖然以男性為主,但涉及的女性也不少。作為一部反映宣和遺事的小說,且看它對婦人纏足是如何描寫的。梁山好漢中女性僅有三人,孫二娘在孟州開黑店,顧大嫂在登州大劫獄,小說沒有寫到她們的腳,但肯定不會小腳伶仃的。扈三娘活捉矮腳虎時,說她“鳳鞋寶鐙斜踏”,避免用“弓鞋”、“金蓮”等詞語,而特地用“鳳鞋”,暗中點明她沒有纏足。魯智深救下的金翠蓮,小說倒是兩次寫到她的腳:魯達初見她時,但見她“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魯達打死鎮關西逃亡雁門縣,再次與其父女相遇,看那女子時,但見“纖腰裊娜,綠羅裙微露金蓮”,明確交代她是纏足的。被宋江怒殺的閻婆惜也是小腳,小說的贊語說她“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被武松所殺的張都監的養娘玉蘭,“綠羅裙掩映金蓮”,也是纏過足的。第七十三回“黑旋風喬捉鬼,梁山泊雙獻頭”,寫到被李逵救出的劉太公之女“雲鬢花顏,其實美麗”時,有詩為證:“弓鞋窄窄起春羅,香沁酥胸玉一窩”,竭力渲染其纏足的性感。李師師無疑是《水滸》裡的花魁,第八十一回寫燕青再次找她,但見“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裡面”,用蓮步來說明這位花魁娘子是三寸金蓮。潘金蓮是《水滸》裡刻畫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儘管是反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就是小腳的雅稱。據說女性纏足是男性為了滿足自己變態的性需要,倘若如此,施耐庵在為她命名之際,也許是有過一番考慮的。在西門慶與潘金蓮勾搭成奸的過程中,小腳的作用不可小覷: 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箸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蹺在箸邊。西門慶且不拾箸,便去那婦人繡花鞋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羅唣!你真箇要勾搭我?”西門慶便下跪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 小腳引起的這種性臆想,在南宋文人中已經十分猖獗。劉過(1154-1206)有一首《沁園春·美人足》,簡直恨不得做一切與三寸金蓮有關的事和物: 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 不過,總的說來,北宋纏足主要還是有閒階層的女性,《水滸》的描寫也能印證這點。金翠蓮自小會些小曲兒,“來這裡酒樓上趕座子”的,閻婆惜因父親傳教 “也會唱諸般耍令”,玉蘭也是唱曲的,李師師是煙花女子,似乎都與樂籍演藝有關。劉太公的女兒乃大戶千金,也是養尊處優的。只有潘金蓮出身大戶人家的使女,算是例外,但大戶使女總有點以色事人的意味。 纏足在南宋進一步普遍,這也反映在當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裡。《馮玉梅團圓》中的玉梅出身官宦,“腳小伶俜”是不足為奇的。《錯斬崔寧》裡的陳二姐雖是賣糕的女兒,“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腳疼走不動”,分明是裹小腳的。連《碾玉觀音》中郡王府的使女秀秀“蓮步半折小弓弓”,《西山一窟鬼》裡陪嫁的侍女錦兒“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也無不纏着足。纏足風氣經南宋和元代的推波助瀾,到元明之際,據陶宗儀說,已是“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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