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萬維讀者為首頁 廣告服務 聯繫我們 關於萬維
簡體 繁體 手機版
首頁 新聞 視頻 博客 論壇 分類廣告 購物
版主：紅樹林
萬維讀者網 > 五 味 齋 > 帖子
比堅持真理更重要的是什麼？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27日16:32:5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崔衛平教授這段話讓我心折：我最希望的是能夠有一個暢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說的平台，在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見和觀點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和充分的討論，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勢人們的利益能夠得到平等的尊重和體現


　　老高按：不記得是九年前還是八年前，有一次中國大陸學者王力雄來美國時我與他聊天時說：我認為，對於當今國人，比闡述、弘揚某種真理（當然是自認為是真理）更重要的是，開拓一個多元、理性、對立的意見能夠平等交流和交鋒、從而尋求共識的空間。王力雄聽了，未置可否。
　　後來，2004年還是2005年，我的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老同學率團前來紐約訪問，半夜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一直在體制內工作、升遷，後來在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中，負責籌備建立對中國互聯網歸口管理的部門。聊天中他說起欣賞海外一家新聞網站。正巧我給這家網站寫過東西，對這家網站有所了解，不由得好奇地問：為什麼？這位老同學說，他們提供了一個平台，做到了讓不同觀點、不同背景的信息和意見，能夠平等呈現，讓讀者來對比、鑑別，得出自己的結論。我脫口而出：你不就是管這個的嘛，你就在中國大陸推動，也搞起類似的網站呀！你們又有體制的優勢，又掌管豐厚的資源，搞起這個來不是易如反掌嘛！……
　　我的話沒說完就被他的笑聲截斷了：老高啊，你可真天真！國內哪可能搞這個！
　　雖然被否定了，但是他的話當時卻給我鼓舞不小，讓我興奮了好多天：即使體制內的高官，思想上行動上受到各種限制，但他們與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是有共識的！
　　不過，這位同學也退休了；後來幾年看到的中國互聯網，不是防火牆，就是敏感詞，還有“綠壩”，眼下又要整頓微博（甚至還有一種說法要禁止微博）……在中國建立各種信息、意見都能平等交換、交鋒平台的夢，似乎更加遙遙無期。

　　不過，這一希冀，似乎並不只是我的夢。最近讀到我很尊敬的前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的一篇文章《思想即處理內心黑暗》，標題乍看有點費解，她表達了類似意思的夢。而且，她的文章，視野更為寬闊，看法更為深刻——她講敘了這樣的夢從何而來，也追尋了這樣的夢何以迄今仍然只是一個夢。轉貼於此，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共鳴，來一起實現這個夢，來共同營造這樣的平台——從海外，到國內。





崔衛平教授在2008年紐約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高伐林攝）

思想即處理自身黑暗

作者：崔衛平，原載《思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論報》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批判，以什麼名義？〉，針對余杰不久前發表的文章〈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中對於哈維爾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批評，提出了“哈維爾為什麼要批判極權主義”、“到底我們批判是為了什麼”的問題。這篇文章是我從事社會政治表述的一個起點，在這之前我主要寫作詩歌與小說評論。
　　強調“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簡單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個延展性的視野，即對於我們從小所處革命傳統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複前人所走過的彎路，不要重複他們的錯誤。某種既定的思維方式，比人們想象的還要頑固。即使在那樣“極左”的歷史結束之後，它還會存在很長時間，尤其是同樣會存在於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們身上。
　　這個反思性的立場，開始於1980年代。更準確地說，來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結束後考入大學的第一屆77級學生，1978年春天進校。我們能夠上大學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撥亂反正”的結果，在這之前中國大學十年沒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畢業之後去農村插隊三年，在江蘇沿海的射陽縣種棉花。
　　上大學最初幾年，始終沉浸在一種思想解放的熱烈氣氛當中。1978年3月我們進校沒幾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全國科學大學，重新肯定了科學的權威和知識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錯案”，將一大批人從各種各樣的污名狀態中解救出來，他們在不同時期因為不同罪名從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時，大量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從各個角落裡走出來。
　　我與同學們如饑似渴地閱讀王蒙、張賢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歸來之作，我的古漢語老師在教授先秦諸子百家的同時，不時插進安徽大饑荒餓死人的議論，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學南園的報紙欄里，一連多日陳列着張志新烈士的美麗照片，她被塑造成堅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種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歲，正是思想成型的時期。每天與周圍人們一道經歷新的發現、新的真相、新的話題，經歷“開禁”所帶來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從一條長長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頭感受到了刺目的陽光。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詩人王小妮(當時是吉林大學學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陽光》的詩中所描寫的情況，很能代表包當時許多年輕人的心情：

　　我從長長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兩邊是反光的牆壁陽光，
　　我 我和陽光站在一起！

　　——啊，陽光原來是這樣強烈暖的人凝住腳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陽光都在這裡聚集。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存在，只有我，
　　靠着陽光站了十秒鐘十秒，
　　有時會長於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
　　終於，我衝下樓梯，
　　推開門，
　　奔走在春天的陽光里。

　　經歷過那個年代，有兩件東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並不流行，相反，它們需要有人堅持，這種堅持有時候需要頂着很大的壓力，現實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這個國家曾經走過的一段非常彎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從前被奉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謬的東西，它們或許已經深深進入了我們的思維方式，進入了我們的血液，需要不斷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種混亂、晦澀的傳統中成長起來。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中午。天氣很熱，祖母帶着我們在樹蔭下吃飯。飯菜上桌時，飄來一股非常難聞的味道，像是什麼東西燒焦了，聞着這種不祥的味道很難下咽。循着味道找過去，原來是有人將當地淮劇團五顏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點起火來燒，那些色彩鮮艷的袍子、裙子、腰帶，被伸着長長的火苗漸漸吞沒。不時有一兩個毛絨繡球滾到腳邊，沾滿了髒土。而那些美麗的頭飾和繡鞋曾經寄託了我幼年時許多夢想。我母親愛看戲，於是我們孩子有許多機會跟着她進劇場觀看那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古裝戲，雖然並不懂什麼意思。
　　從“破四舊”開始，這是我頭腦中有關文革記憶最初的鏡頭。我所居住的是當地政府的機關院子，院子裡有一個漂亮姐姐參加了這次燃燒的行動。她原先經常穿一件黑色燈芯絨上衣，扎兩個小辮，臉上始終掛着笑容。她有個妹妹叫小毛，與我年齡相仿，我們都叫她“小毛的姐姐”，應該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學生。很快，她戴上了紅衛兵袖章，走路的樣子勁頭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個去北京天安門，接受偉大舵手接見的人。
　　在《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這部紀錄片裡，有位當年北京101中學學生、現在美國某大學教書的楊瑞教授，她這樣談到當年的情況：此前作為小孩子，說話沒有人在意，但是成為偉大領袖指引的革命小將之後，在家裡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開始對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覺得神氣起來了(大意)。楊瑞所說的，與我們院子裡“小毛的姐姐”情況十分吻合。此前這個姐姐在院子裡眾多孩子中並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矚目的“明星”。與我們住得更近的還有一位哥哥，我們知道他在學校成績不好，但是成了學校紅衛兵領袖之後，也是突然神氣起來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當時我的眼裡，這些哥哥姐姐們，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將”。他們突然從天而降，來到人們中間，彷佛在某個神秘的時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並擁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們還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語言，這種語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規則和邏輯，這些邏輯有一種無可辯駁的力量，“敵人不投降，我們就叫它滅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干？”諸如此類。他們“天不怕，地不怕”，有點像我們課本中的孫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滾打鬥，俯瞰人間一切。當然遠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視”。
　　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是，被他們稱之為“敵情”的，就在我們身邊的角落，“敵人”原來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務”、“走資派”就是同學或者自己的父母，還有一些陌生的難以理解的專用名詞，比如“階級異己分子”。我們聽人說，大前門香煙的包裝紙裡面，藏着一條“蔣介石萬歲”的標語，長我一歲的哥哥帶着我，在昏暗的路燈下試圖找出它來，心裡緊張得不得了——想要發現一樁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麼辦。
　　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大街上。五顏六色的大標語，那上面將人的名字倒過來寫，再劃上叉叉；沿街的大字報欄上面，還會有一些“少兒不宜”的內容，比如我們院子裡的某位叔叔有幾任妻子之類；有將這些走資派的頭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頭集”，我的小夥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趕去之後很快發現：“你的爸爸也在上頭”，我們一同羞愧地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達的感情不僅是憤怒，還有一種悲憤、悲愴、被遺棄的感情在內，比如那首著名的歌“遠飛的大雁”，聽上去是紅衛兵本身被圍困了，他們正處於無助當中，非常Kitch。

　　夜晚人們突然湧上街頭，因為要慶祝新下達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聲播送，一遍一遍，還有記錄速度的播報，很慢，很莊嚴，就像是天庭里傳來的聲音，那種時候就會覺得作為一個人不僅渺小，而且需要為自己感到羞慚。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在全國各地播出，在紀錄片中充當解說的女紅衛兵的音量尖銳、急促，聲調要多高有多高，幾乎是聲嘶力竭，表達一種不要命的忠誠與犧牲。
　　沒有人能夠抵擋得住這種東西的誘惑。雖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報的內容，自己也沒有趕得上寫一張大字報，但是我學會了當時流行的幾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紅歌”。這些東西強而有力地塑造了我們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種毋庸置疑、無可辯駁的口吻和氣勢，流進了我們的血液。後來我們都清晰地記得80年代初聽台灣歌手鄧麗君的那種震撼，原來還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樣啊。
　　當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縫。我們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長長的隊尾，不只是購買毛主席像章，還要購買緊缺的煤炭。實際上，當父母在“監管室”里，家裡的保姆、祖母被驅逐，我們還要承擔所有的家務：白天買菜做飯，晚上熄滅煤爐關好門窗，秋天給父母送棉衣等。我們是日常生活的承擔者。有一年多的時間，13歲的哥哥帶着我過日子，家中沒有大人，我們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稱之為“家”。
　　我母親(1925年生)年輕的時候，也見過“天兵天將”，那是真正的、帶槍的“天兵天將”。她當時16歲，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發生了著名的“皖南事變”，本來聯合抗日的國民黨，對安徽南部共產黨的軍隊新四軍發動突然襲擊，扣押了軍長葉挺，軍隊的其他主要將領被殺害，隨後這支軍隊殘存的餘部來到了江蘇蘇北。這年的夏天，重整之後的新四軍軍部來到了我母親所在的村莊，新軍長陳毅也住在這裡。新四軍是共產黨在長江沿岸的抗日部隊，如同總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軍。
　　“一個叫停翅港的地方，多麼美麗的名字”，隨軍部同行的電台女記者戈揚在日記里寫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親的家裡。在日記中她記載了入住我母親家的情況：堂屋裡住着一對四十幾歲的中年夫婦，應該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們的臉上顯出不歡迎的表情，但是從門背後閃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兩隻大眼睛撲閃撲閃的，她也不說話，拿起笤帚就開始掃地，意思是說“我把地掃好了，你可以來鋪草打地鋪了。”
　　這位新四軍的女記者比我母親大十歲，她是我母親參加“革命的引路人”。為了打掩護，這位女記者也稱呼我的外公外婆為“爸爸、媽媽”。新四軍在這裡進行抗日動員，發動群眾依賴文藝演出，我母親加入為其中的一員，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鄉八鄰奔走。她還是村裡的婦救會長，布置做軍鞋、送軍糧等。前幾年我回家過年她回憶說，當時她的父母對說她：“你現在跟共產黨走，國民黨回來你要被殺頭的”。在一次勝仗之後，我母親在鄉間萬人大會上作為抗日積極分子代表發言，她至今記得“場面盛大”。
　　在這篇有關我母親的日記的結尾，戈揚特地寫道，後來這個女孩“也出來了”，她指的是我母親最終離開家鄉出來幹革命了。戈揚是共產黨報界鳳毛麟角的女強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復工作之後在北京主編一個叫做《新觀察》的刊物，提倡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舉辦的改革派會議被看作是“八九動亂”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歲高齡流亡，後來病逝於美國。在那部叫做《天安門》紀錄片的開頭，她回憶道：戰爭期間，革命者能夠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護，但是後來進城了，老百姓卻無法住進他們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從南京大學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沒有住房而住進作家協會一家雜誌社的辦公室，與她在同一棟樓上，我經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當時，共產黨的部隊是受到當地群眾歡迎的，是能夠在人民當中生根的。我父親的家鄉很快也來了新四軍。父親的家庭是地主，按說算是“剝削階級”，但是父親他們弟兄四個連同我姑母全都參加了共產黨。應該是1972年春天，父親作為下放幹部重新調回城裡工作，臨別時與家裡三個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談話。他認真地向我們談了當年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對於一個地主的兒子來說，這是經過觀察和深思熟慮的結果：當時國民黨十分腐敗，貪圖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產黨的新四軍處處為老百姓着想，儘量少打攪老百姓，人來了先打掃庭院，臨走時收好睡覺用的門板。父親用“看不慣”來形容他心中對於國民黨的態度，這是他的個人用語。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術語，這放在稍後談。
　　父親的家庭屬於典型的中國鄉紳階層。這個階層處於皇帝與普通人民之間，實際上是鄉村秩序的維護者和道德擔當者。族譜里記載着比如我祖父如何辦起了村裡的第一所小學等。他們雖然是秩序愛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輕民貴”的思想，由於距離底層百姓比較近，因此他們的同情和立場放在了普通人民一邊。1922年出生的父親，是受過20世紀初新文化影響的一代，父親的父親早逝，但是他的兩個叔叔在北京學法律，一個叔叔學數學，他們假期從京城帶回來國民政府的律法小冊子以及魯迅、朱自清的著作。父親本人還是一個科學愛好者。
　　祖母說，父親曾經帶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沒有藏起來的“浮財”(金銀首飾之類)，需要交出來。他們對自家財產採取一種漠視的態度，因為他們相信一個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遠，這需要他們放棄個人的一切。這種自我犧牲的想法應該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夠找到源頭：“士弘毅而道遠”。父親性格溫和，偶爾也會突然嚴厲起來。
　　我時常提醒自己，我們沒有第二個出身。對於這樣一種傳統，不是簡單丟棄的問題。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們丟棄的時候，已經在重複它的錯誤。革命傳統曾經用“封資修”來稱呼所有過去的人類文明成果，認為它們是“大毒草”，棄之不顧。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時時記起自己的出身，承擔起其中的錯誤和黑暗，乃至運用其錯誤來培育新的開端。
　　我甚至不認為在目標上我的追求與我父母親的追求有很大的區別，我們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樣一個前景的出現，但是很可能他們採取的路徑錯了，他們抵達目標的方法有問題。我認識一位十幾歲在太行山參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產黨員，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對我說：“我到現在也還說不清楚我們這個時代人是怎樣變異的。為什麼人追求的東西最後轉而反對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應付他們造成的問題。”他叫何家棟。我希望他奮鬥一生的終點以及他所思考的終點，是我的起點。我願意負擔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擔負起他們的失敗、他們的理想，包括他們的宿命。我願意將他們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點。
　　今天的我已經不像當年那樣，始終需要為自己感到羞慚，甚至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恥，覺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蒼白和無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識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東西。因此，我們也需要在某種意義上肯定這樣的傳統和背景，肯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也學到了某些東西，它並非像有人所講的那樣一無是處，年輕人僅僅在狼群中喝狼奶長大。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長成兩顆頭、六條胳膊、八條腿的怪物。我們能夠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夠理解我們。當然，我這樣說的時候，不應該忘記，不管是改革開放之前還是在這之後，我本人都是這個社會的受益者，是社會資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會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這個看法，我也能夠理解。
　　這個傳統中包含了很多難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僅與共產主義有關，也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關。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在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之上被理解、接受，從中又發展出了別樣東西。這種文化既有對於平民的體恤，對於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種將心比心的悲憫，但是這種態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種看待風景一樣看待他人的心情，窮人被看做構成眼前環境的一部分，而不是與自己分享共處的一部分。漢語中“人民”這個詞，意味着不能溝通的兩個部分“人”與“民”：前者是受過教育的、主動的、應該受到尊敬的；後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動的、供驅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親經常用的那個詞彙“老百姓”，其中既有對於底層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將自己與這些人劃分開來。這之間的不同在於——許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麼就是說，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人們會將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時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與老百姓同甘苦，學習老百姓的語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們歸根到底不屬於“老百姓”。他們還有一套自己的語言、思想，身處另一個不同的秩序，這個秩序屬於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覺的人們，“老百姓”並不在其中，他們不與老百姓分享同樣的權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現在“老百姓”當中的他們，總有一種“扮演”的味道，彷佛質地不同的兩個物種。
　　而一旦有可能，他們又會過一種有保障的或受庇護的生活，享受在等級秩序之內的種種好處。所有等級秩序中的“特權”被看作是對於他們的回報，不同的特權位置體現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價值，讓他們感到找到歸宿。這之後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很少能夠向自己這個圈子之外的這個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無意認為那裡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納污的，是危險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長時間之內，“社會”這個詞代表了“體制之內”對立面的存在，因而擁有了許多負面含義：“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社會閒雜人員”、“社會盲流”、“社會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擁有一個“先鋒隊”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別動隊”，凌駕於整個民族生活之上，把整個民族的目標替換成它自己的目標，將民族數億人的生活變成它的途徑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變得不受約束，像一頭野獸橫衝直撞滑進民族的生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加以限制，沒有有效的法律來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夠得到及時調整，“老百姓”有理沒處講，有怨沒處申。國家部門本來是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的，他們如今成了這個國家最成問題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責任感的喪失，成了我們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徵。而這一切僅僅是為了維護少數人的權力和特權。
　　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從理想主義開始，最終走向徹底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從拯救開始，最終將民眾再次陷入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從擁有無限遠景開始，最終落入毫無目標無所適從；從追求自由開始，最終變成專制的維護者和專制本身。所有這些當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經有一個熱血的開始。這是怎麼回事？
　　這條道路不應該被重複。我們的任務遠非只是批評當下的專制，在這種批判中，應該始終包含一個命題，如何不讓那樣的悲劇再度上演。的確，我經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維方式上只是在重複他們批判對象的錯誤。他們與其批判對象之間，存在拉康所說的那樣一種“鏡像關係”。那麼熟悉的一種東西，也許太容易上手了。
　　哪裡是我們的起點？從這個起點開始，我們才能夠發展出新的生長空間，擁有一個可能性的未來，讓未來從現在開始取得雛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謂“天翻地覆”的某個戲劇性的日子之後，在很大程度上，那個日子並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從現在開始每天每時的變化。而實際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繚亂，問題是往何處去變。
　　前面提到關於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歡使用“必須”、“只有”這樣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維爾認為“必須簽名”，“他覺得只有承擔了歷史的苦難，才能擁有對祖國的發言權”。實際上哈維爾是將昆德拉所強調的個人自由作為一個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當中。而且哈維爾反覆強調，他與朋友們選擇這條道路，並不是因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為了獲得某個發言權(支配權)，而是出於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這樣去做。余杰的說法，讓我想起曾經流行的那種高音及個人道德制高點的意味。
　　最初的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點：比較起來，我對於人們的思維方式更為敏感，對於人們在言論和行為背後所蘊含的思維定勢更為敏感，尤其是當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強烈反對的聲音，但其背後，卻拖着一條濃重的過去的陰影，是在複製對方的思維方式，這種時刻我就會感到特別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與王怡見美國總統布什時，臨時拋開本來說好一起見面的郭飛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在我看來，作為“民主的反對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對當權者容不得異己的做法，那麼為什麼在我們自己身上，還要重複同樣的錯誤呢？
　　事情需要在兩個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所謂“後極權主義社會”，允許人們有吃有喝，用哈維爾的話來說，即僅僅擁有選擇電冰箱與電視機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務上發言，並不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話題被禁止公開談論，在網絡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劉曉波”、“艾未未”，還有許多被監禁的人們，他們的名字隨同他們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線之下。人們也不能就這個國家的去向、就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討論和參考，比如08憲章。誰要是想“突破禁區”，罰單很快就會到來，遭到嚴厲處置。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能量便越是選擇阻力較小的地方去釋放。因此，知識分子參與公共生活、擴展公共話題，尤其是不去迴避那些不能迴避的公共話題包括政治話題，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視——那就是除了建設我們的公共生活，還要同時建設我們的“個人”，這裡指的是有責任感的個人，而不僅僅是消費的個人。我們國家從前很長一個時期之內，“個人”被視為危險的和罪大惡極的一個詞彙，任何個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認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剷除的。這種情況不僅造成個人利益、個人自由的缺失，同時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習慣，那就是將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順心都是國家不好、社會不好。在食堂飯菜里吃出一條蟲子來，都是國家的問題。有些事情比如生產安全，是同時需要當事人本身也要警覺和負起責任來的，而人們會習慣性地認為這是別人應該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當我讀到哈維爾以個人良心作為立足點，感到這既是一個道德的立場，也是一個個人的立場——通過個人內部的覺醒，將個人從一種麻痹、癱瘓狀態下解放出來，恢復個人的身份、個人的起點、個人的獨立性和個人的責任感。在我們這樣有着長期屏蔽“個人”的地方，提倡一種“個人的特立獨行”，永遠都是有意義的。有“個人”在先，才會有“平等地尊重每個個人”在後。當個人意識到自身的不同意見，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學會傾聽別人的不同意見，認為它們也同樣重要。
　　比較起來，捷克的反對派運動，帶有更多知識分子的色彩；而波蘭的反對派運動，則扎進廣大社會之中，與工人階級的要求齊頭並進。波蘭反對派知識分子庫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會”，同樣切中了這種制度的要害。在這裡，“社會主義”分成兩個互不相干且互相對立的詞彙：“社會”與“主義”。結果是要“主義”不要“社會”，儘可能切斷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平行聯繫，將這種聯繫當做一種挑釁，不管是行業的還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學聯盟，都被視為有潛在危險，從而把人們陷入徹頭徹尾的原子化狀態。前面說過，這種體制從根本上就不信任社會。最近最高當局正在試圖用“社會治理”一詞代替被詬病的“維穩”，然而在其表述中，“社會”仍然是一個被“管理”的對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學習、聽取的主體。在他們看來，政府是老師，社會是學生。甚至“公民社會”一詞，從2010年10月份也開始從報紙上消失。
　　在種種箝制之下，不管是社會還是個人，都有一個自我發育、自我建設的過程。個人自主性與社會自主性一樣重要。尤其是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得由自己動手，來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經舉行過這麼一個類似的“手續”或者“儀式”，哪怕到了美國、英國、瑞典、墨西哥，這個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樣的東西，比如恐懼、冷漠症、搶奪道德制高點、患了關節炎的病態自尊心，以及不善於與那些不同意見的人們相處共事等。因此，在今天關注民主、人權的人們，包括那些被官方視為敏感的人們，他們實際上與這個社會中的其他人們一樣，並不擁有某種天生的免疫力，並不擁有任何特權，稱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專制的陰影。他們並不會因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壓制，就免除了學習民主以及向他人學習的過程，免除了聽取不同意見和自我修正的過程。
　　我在那篇《我為什麼要在憲章上簽名》的文章中寫道：“我們也是可能犯錯誤的，也有可能在這件事情並非恰當，所發表的看法、憲章中的表述也許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因此，我們是願意隨時傾聽批評的，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包括來自官方的，來自我們社會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見都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從而可以調整自己的立場，知錯就改。對於將自己所做的事情說成多麼了不起，想方設法為自己唱讚歌，那樣一種做法人們並不陌生，也不是我們所認可的。”我們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將”，不能再來一次——懷揣着自己認為正確的真理，從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相反，我們需要回到社會和公眾中去。在接受種種限制的條件之下，拓展思路和開闢工作。
　　在這篇奉命作文、題目是“我們到底要什麼？”的文章中，我最後想說的是，當然我們認同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但是面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公眾，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麼”，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麼不可”，或者我(與我的朋友們)設想中國未來一定是個什麼樣子，那麼就得按照這個方向去做。不是這樣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夠有一個暢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說的平台，在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見和觀點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和充分的討論，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勢人們的利益能夠得到平等的尊重和體現。至於中國往何處去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社會矛盾的問題，以及各種具體的政策，則需要允許不同立場、意見衝突的人們來討論，讓大家來選擇，而不會因為有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獄之災。言辭是行動的引導，沒有身處其中人們的充分討論，誰能夠知道事情應該怎麼辦？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什麼和能夠做什麼？我非常贊同台灣學者錢永祥先生的這個表達，錢先生本人經歷了台灣民主轉型，有着許多切身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漢語世界的知識分子極具警醒意義。他說：“如果社會還不允許差異存在、不容許非權威的方式形成共識，知識分子該怎麼辦？我想，除了協助差異的論述出現、協助非權威的說理方式之外，並沒有什麼事是一定需要知識分子做的。”(〈略談“公共型”知識分子〉)
　　作者崔衛平，原北京電影學院基礎部教授。研究和寫作的興趣在於公共文化、反對文化、電影及詩歌等。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
回國機票$360起 | 商務艙省$200 | 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出爐：海航獲五星
海外華人福利！在線看陳建斌《三叉戟》熱血歸回 豪情築夢 高清免費看 無地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