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界的新人讓我刮目相看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0月29日16:45:0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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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今中國仍然處在對信息嚴密管控、遠遠談不上新聞自由的環境之中，但是，一代代、一茬茬有出息、有抱負的新聞人始終沒有放棄努力去衝破桎梏。我分明看到，年輕一輩記者更少歷史包袱、更少意識形態的悲情與憤怒，更具備現代媒體人的專業精神和技能、素質
◆高伐林 幾年前回國時策劃一個口述歷史項目，與國內一些年輕人打過交道。當時有位同齡人提醒我：別瞧不起他們，現在國內的年輕人可能幹了！我說：我哪敢呀，他們別瞧不起我就謝天謝地了。不過，共事了三兩個月，雖然發現他們身上有不少長處，說實話，這些年輕同事倒也沒有誰能讓我佩服，有的新聞系的畢業生，文理不通，時有別字，讓我也對當今高等教育的質量，印象大打折扣。 我對他們刮目相看，是今年。先是我的一位老同學，原為一家中文大報紐約版的負責人，今年夏天海歸回國在一家媒體任職，剛到北京沒幾天就寫信給我談到他的年輕同事：“北大數學系畢業的小姑娘，入行才四年，昨天下午討論此題，根據我的提示，不到兩小時，一篇3千字的稿子就出來了，文字老辣，基本不需多少改動。才來三天，就發現好幾個每小時可寫兩千字評論的‘80後’。原來以為自己寫得算快，現在才知道什麼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最近中國南方的一家人物周刊寫來郵件，要求採訪我，讓我介紹早年參與宣傳張海迪的有關問題，來信的記者寫道：“我們雜誌的宗旨叫‘重新打量每一個生命’，所以很希望在這樣一個契機下，向公眾呈現一個儘可能真實的張海迪，在去除所有被附加的光環和流言後的一個真實的人”。這個宗旨及她表述的意見都很讓我認同。 此前2008年，曾有《南方都市報》記者就此問題採訪過我，當時我書面回答了提問，於是這次我回信表示同意接受採訪，並建議也這麼辦。但接過這個選題的另一位女記者仍然堅持“最好還是電話交談”，因為“作為作家，您一定有感受，人物報道與其他新聞采寫不同，它特別注重與採訪者的直接交流，新的問題能超往事先準備的提綱，從交流的火花中不斷冒出，雙方共同思考，接近真相”。 說得也對。我說，那就照你說的辦吧。 很快，她就發來了採訪提綱。我一看，不由得暗暗稱奇，洋洋13大條，問得極其深入和細緻。而且，從這個提綱上看，女記者做足了功課，不僅將我1989年6月在《報告文學》雜誌上的《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細細看過，也讀過我2006年發在海外博客上的《重讀海迪兩封電子郵件》所講述的2001年與張海迪通信的經過和內容；甚至連我2010年發表在這萬維讀者網“老高的博客”上的《27年前對張海迪事跡的調查——答《南方都市報》記者問》，也讀過。她並沒有接受我在已有的文字中的現成說法，而是對我繼續盤根究底： ——您在文中提到調查時，遇到來自當地幹部的“抵制”、“小動作”，您能具體說說？——雖然您在文中有所披露，她為她獨立的個性與盛名之下的束縛之間還作過哪些協調？ ——您一定也關注到今天“陳光誠事件”。（身為中國殘聯主席的）張海迪對此事回應（“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事，不做稀里糊塗的事，不做沒有調查的事……”，關閉了她的微博評論，您如何看待這些？ 這些問題，逼着我也重讀當年我關於張海迪的長篇文字，以及當今國內關於張海迪的新爭論、新傳言。 在電話採訪中，這位女記者告訴我，她已經採訪了最起初發現張海迪這個人物的《山東畫報》記者李霞；還安排了採訪當時團中央宣傳部長、後來長期在黨史研究和出版部門當領導的魏久明（後來她告訴我，她已經完成了採訪，但老魏有兩個說法與我的記憶不一致，向我求證）；此外，她還要採訪最先（1983年年初）被團中央派去調查張海迪的盧山，以及當時山東省委調查組成員、時任《大眾日報》記者李遵偉；第一個將張海迪的事跡公開報導出來的新華社駐山東記者宋熙文；以及當時寫出關於張海迪最詳細特寫的《中國青年報》的大牌女記者郭梅尼；她還在設法找張海迪在農村時的朋友劉彪等其他人…… 乖乖！聽得我目瞪口呆。這還僅僅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與張海迪認識的人，還有九十年代呢？還有本世紀與張打過交道的人呢？我不由得問：你們要做多大規模的報導？要採訪多少人吶！你們對所有要報導的對象，都這麼捨得投入人力財力，這麼深、這麼細、這麼全面嗎？ 對了，還有一點不能不提。這位女記者還曾來信說：“由於種種原因，我現已無法找到劉賓雁當年所寫的《向命運挑戰》，既然這是張海迪最喜歡的一文，您在海外可搜到此文麼？” 該刊尚未發表這一報導，等其發表了，我將轉貼到這裡來。雖然不知她寫出來會是什麼樣子，但是當今中國一些媒體、一些記者的敬業精神、追尋真相的勁頭，以及他們不囿於成見、在各種多元甚至對立的說法中比較鑑別、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的方法，甚至讓對方打開話匣子的提問技巧，都對我這個半路出家的媒體人、歷史愛好者啟發不小（不是有俗話說“新聞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是過去的新聞”，表明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和相通規律麼）。儘管當今中國仍然處在對信息嚴密管控、遠遠談不上新聞自由的環境之中，但是，一代代、一茬茬有出息、有抱負的新聞人始終沒有放棄努力去衝破桎梏。而且，我分明看到，從胡績偉、劉賓雁、楊繼繩、李大同、盧躍剛到年輕一輩（我並不知道這家周刊與我聯繫、通過電話採訪我的兩位記者多大年齡，但直覺告訴我，他們至少比我們要小一輩吧），他們更少歷史的包袱，意識形態的悲情和憤怒淡化到幾乎看不見，但他們更具備現代媒體從業員的專業精神和技能、素質。 從這家人物周刊的記者那裡，我受到啟發，於是對我打算採訪中國軍旅女作家、林彪事件研究者舒雲的提綱，拿出來再做大幅充實、修訂。舒雲調查林彪事件已經二十多年，先後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林彪事件全景調查》《林彪畫傳》《林彪日記》，今年又出版了《百問“九一三”》和《林彪元帥最新相冊》。我對她的採訪應該從哪個角度深入探究呢？ 這篇博客文章寫到這裡，正巧看到央視年輕女記者柴靜的一篇文字，不是她採訪別人，而是她接受採訪。她也是一位讓我刮目相看的新聞界新人。就將她這篇答問放在後面作為附錄吧。 附：柴靜：記者要表達的是事實而不是情緒 來源: 中國青年報 提問：《中國青年報》記者駱沙 回答：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人物檔案：柴靜，中央電視台記者。她曾經出現在非典一線、礦難現場；她曾經隻身一人面對黑社會威脅，揭開謊言背後的真相。她就是柴靜——火柴的柴，安靜的靜。 “我更喜歡親臨現場的感覺” 中國青年報：為什麼會加入央視新節目《看見》的創作團隊？ 柴靜：做人物類節目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早在《面對面》時我就在從事這樣的工作。“了解新聞事件中的當事人”是我一直堅持的新聞傳統。《看見》這個節目的表現形式是有創新的。 如果我只在演播室里兩個小時採訪一個人，我能夠完成，但是我會覺得自己是拔地而起的，距離生活有些遙遠。這並不是我喜歡的感覺。我更喜歡一手的資料、親臨現場的感覺。 中國青年報：就目前幾期節目而言，你所選擇的受訪者從影視明星到弱勢群體，以及熱點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範圍很廣泛。這些人物之間有內在的聯繫嗎？你怎麼看待電視節目的價值取向？ 柴靜：我只採訪有新聞感的人物、觀眾想知而未知的人物、能夠反映當下社會形態的人物。這些訴求與時間、地點、人物身份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一個好的節目應該能夠體現創作團隊的人格氣息，創作者和讀者、觀眾之間應該能夠相互感應。不論你選擇的是哪個領域、哪個國家的新聞事件、人物，在節目的最終呈現中，一定要能夠傳遞出穩定的價值觀。 “傳播越廣，越需要負責” 中國青年報：這些年，新媒體的巨大衝擊會帶給你壓力嗎？ 柴靜：一定會的。但我認為有質量的報道還是會迅速傳播的。現在，媒體處在一個比較微妙的處境中，越是傳播廣泛的媒體越是這樣：你需要聽取很多人的意見，包括廣告商、觀眾、批評家等等。傳播越廣，越需要負責。 中國青年報：讓你印象最深的採訪是哪個？ 柴靜：近期最難忘的就是採訪那個因母嬰傳染而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受到的教育是“調查記者應當是不動聲色的，真相是流逝在涕淚交加中的”。因此，你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可以介入事件的發展，不可以有情緒表現。 但是在和當事人的深入交流中，我發現我在重新檢驗這些原則。在我採訪這個小孩的過程中，我落淚了。這段情節最終剪掉了，因為我認為不該在工作中表現出這樣的情緒。但這次採訪對我的觸動是巨大的。 以前我認為，完成一期節目投入真誠就可以了，但在面對這個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時，我發現採訪本身就是一種傲慢的立場，唯一消減這種傲慢的方式就是投入他的感受中。 在採訪藥家鑫父母和張妙父母時，我也有這種感覺。要是以往，看到張妙母親在裡屋哭泣，我可能會中斷採訪。但這次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胳膊上。因為那時她已經精神恍惚很難表達了，我只能用這個辦法撫慰她。那個動作是想告訴她：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無能為力，也無法幫助。這種感覺是二十歲時的我無法理解的。 我明白很多受訪者內心的傷痛是無法化解的，我能做的唯有體會他們的感受，並陪在他們身邊。 “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業” 中國青年報：在這些年的採訪經歷中，你一定也目睹過很多令人失望、難過的現實，這是否會讓你有一種無力感？ 柴靜：阿城原來說過，無奈本來是我們人類最深刻的感受。面對現實的無力感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沒有一個有勇氣的記者或作家因此不去了解真相，否則未免也太怯懦了。 這些年我的變化在於：以前每做一期節目，我都很渴望改變社會現實，干預到事件當中，推動事態發展。這個意念很強烈。這個想法並沒有錯，因為新聞報道具備這樣的功能。 但這些年，我漸漸懂得、承認一個節目和記者的局限性。或者說我不再那麼狂妄了。但即使我無法改變一些現實，我也願意共同承受。我們必須學會尊重事物內在的變化規律，而不是誇大一己之力。現實的改變需要時間，我們也需要耐心。 所以，我覺得好的節目、好的報道、好的媒體應該是有耐心的，不要聳人聽聞，而是平和地傳播事件真相和社會問題。我們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業。 一個人虛弱時才需要大聲叫喊，報道也一樣。我並不想通過採訪去教育或改造誰，我只想陳述事實。事實本身自有一種強大的力量，能夠滲入人們的內心。至於每個人心中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那就是個人領悟的不同了。如果所有媒體都能持續不斷地提供這樣的報道，那麼將來我們會欣慰地看到：自己還是為世界做了一些事情的。 “大部分採訪中的錯誤都是因為狂妄造成的” 中國青年報：當年，你在東方時空做連線記者時，曾經對受訪者提過一個很受爭議的問題。你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柴靜：記得。應該是在做《飛越的極限》這期節目時。因為意外事故，這次飛越造成了人員傷亡。在採訪死者的教練和隊友時，我問過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記得，那時我一頭短髮，穿着套裝，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我承認，當時以那樣的口氣提問是因為我的心裡預設是：你看，你們什麼都不懂，就以這樣的方式去飛越，是不是想出風頭？是不是盲目的熱情？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採訪，這個問題並不是不可以問，而是我的態度有問題。後來，一篇評論是這樣描述我的：“這個記者語帶嘲諷，步步為營”。當時我還覺得很茫然：我哪裡嘲諷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 但鏡頭是藏不住任何東西的，記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帶着什麼樣的目的，從眼神和身體語言中都會有所表露。當然，我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也是在幾年之後了。 幾年之後，我採訪過一個因為污染而被查處的工廠負責人。在採訪結尾處，負責人一直在和我兜圈子，面對證據死不承認。我問他：“你是說這個工廠沒有違規超標嗎？”他說：“絕對沒有。”我說：“那我們坐在這裡聞到的是什麼味道？”他說：“沒有啊，我聞不到。”我說：“你是說你聞不到嗎？”他說：“我的鼻子沒有你靈敏。”後來我笑了一下，節目就結束了。 但是後來，有人指出：你是在質問對方。我記得當時自己的身體是向後靠在椅子背上，面帶嘲諷的笑容。可是當時在我看來，國外有的記者甚至還會揪着受訪者的衣領子呢，因為他們實在是太糟糕了，我為什麼不可以？ 這其實是人性中非常難克服的部分，尤其是當有大事件發生時，當很多人都渴望你替他們表達情緒時，這對記者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但現在我慢慢意識到，記者要表達的是事實而不是情緒。任何情緒都可能成為你採訪中的障礙。我覺得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大時代的記者應當有公心和誠意，不要嬉笑怒罵。” 中國青年報：如果現在讓你選擇，你的問題會傷害受訪者，“問或不問”你怎麼權衡？ 柴靜：我覺得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但關鍵在於你是以什麼態度問、你的出發點是什麼、你有什麼目的。對於這些，受訪者會比誰都敏感。這才是對記者最大的考驗。你就是你，不要試圖在採訪中用記者的角色保護自己。要麼做到絕對的真誠，要麼就是不真誠。 在調查時我很自信，因為我覺得我可以非常刻苦，下得了“笨功夫”。但現在我反而沒那麼有信心。人物採訪不是說下笨功夫就能做好的，有時候過猶不及。就像我在採訪李陽的妻子時，面對內心充滿創痛的人，任何試圖導入目的的問題都顯得不妥當。 在充滿創痛的人面前，我會有一種入侵感。在汶川地震《楊柳坪七日》的採訪時，我的感受更為強烈。我發現，自己能做的只是陪伴在他們身邊，當他們願意說什麼的時候就記錄下來。我必須投身於他們的感受，而不是置身事外卻還裝出一副很了解的樣子。這樣的提問姿態是非常醜陋的。 中國青年報：你覺得自己作為記者感性嗎？ 柴靜：我覺得單一性格的人做不了好記者，因為他的局限性太大。近期我在採訪阿里木時，我試圖了解他的艱辛。我記得在我看他吃幾塊錢一碗的涼粉時，他說起家庭的情況，我很難相信。他對我說：“底層的殘酷你是不會知道的。”我當時啞口無言。 從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難是我未曾經歷也不會了解的。我自以為是的那些困難和閱歷，只不過是“女學生式暫時的貧窮”而已。所以，面對受訪者還是謙虛些吧，別以為自己的那點人生經驗能管什麼用。在我看來，大部分採訪中的錯誤都是因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為知的提問、替別人所做的總結等等。 每個人的理解力和人生體會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報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報道的局限。 中國青年報：你擔心自己會被遺忘嗎？ 柴靜：我覺得不要緊。我更關注的是走得太快會丟失了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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