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皚皚的日子接到電話，九十多歲的陳教授被送到醫院去了。他在扶着那種支撐人走路的四輪車時折斷臂膀，動完手術後卻不讓任何女性護理人員碰觸自己。他家 里人都覺得莫名其妙，年邁的夫人瑪麗不得不臨時學習充當護士的角色。聽到消息後我不禁莞爾，都什麼年代了，還“男女授受不親”呢。於是我們開車前往蘇黎世 醫院去探望陳教授。

陳教授是誰？這真是一個比較難說清的話題。他以前是蘇黎世大學生物系的大教授和系主任，是生物學領域大名鼎鼎的名人。陳教授不僅桃李滿天下培養出一大幫子博士弟子，學生們目前都是世界各大學的教授; 而且在國際期刊上有無數的文章和書籍發表，並在世界最高權威的學術雜誌<<科學>>上發有著作。陳教授的腳步遍及世界上很多國家，美國和德國的大學都爭相邀請他擔任客座教授。美國科學家Weber對他給予高度評價，說：“陳教授讓瑞士的發展生物學發展到了最高峰”。其實只要一聽名字你就知道陳教授是位中國人，但是他既不會說也聽不懂中文，中國的戶籍系統裡也找不到他的名字。這麼說來他應該是一條被遺忘的中國龍。

十年前我因為博士合作項目來到蘇黎世大學。系裡上上下下從技術員到教授對我都非常的友好。他們告訴我，以前蘇黎世大學生物系有位很出名的教授是中國人。這 個消息讓我非常的吃驚，要知道華人進入白人的主流社會是多麼的艱難，而在世界一流大學裡成為名教授更是難上加難。這位神秘的教授到底頭上長着幾個角呢？可 惜老教授已經年邁退休，我無緣結識高人面目。

事情偏偏又那麼巧，一年後我認識了先生安子。有一天安子說要介紹我認識他的姑父，是位中國人。就這樣我有幸結識了陳教授，蘇黎世大學那位著名的生物學教授。

第一次見到陳教授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陳教授不僅身體健康，頭不暈眼不花而且精神矍鑠，還時不時回到他以前的辦公室里去轉轉, 去欣賞曾經的同僚們的新業績，去見證指導過去的學生後輩們的成長。見 到我時他非常的激動，不過除了最簡單的中文單詞，他幾乎完全聽不懂我的中文。我們改用德語交流，越聊彼此越吃驚。這個世界說起來很大，有時候又很小。我們 不僅在學術上專業相近，諾大的中國，我們的故鄉卻只相隔十幾公里，都是喝着一條河水長大的湖南人。隔着近六十年的時差，隔着與祖國萬里迢迢的距離，他是我 離家二十年來遇到的最近的故鄉人。雖然家鄉話陳教授也只能聽懂很少的一部分，我們仍然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這一汪汪眼淚卻引出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六十多年前還是國民黨當政的時候，蔣介石政府希望科技興國，在全中國的範圍內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選材，最後挑選出五十名在不同領域裡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來， 把他們送到世界各國最好的大學和研究所進修。當時在北大任教的陳教授就這樣被送到了蘇黎世，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政寧教授的出國時間只晚了一年。同樣是出 國，命運卻是那樣的天壤之別。陳教授來到瑞士不到兩年中國就變了天，他還沒來得及完成學業回去報效祖國，蔣介石就逃到了台灣，共產黨領導人民成立了新中 國。陳教授是一介書呆子，對於政治這種複雜的問題躲都來不及，更沒有可能去深究政治的底里，只是私下裡惶惶不可終日，如怕光的鼴鼠般把自己深深的藏在書裡 與世隔絕。偏偏禍不單行，陳教授的父親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檻上重病去世，他一介書生有家不敢回，有喪不敢奔，只是將悲痛埋在心裡全力以赴做科研，連帶着母語 中文也隨着父親的離去一起埋葬。

有幸的是系裡的大教授非常賞識這位年輕的中國科學家，不僅在學術上大力提拔他，而且經常邀請孤單的陳教授去自己家做客。大教授家裡有位年輕的女大學生房 客，那就是我先生的小姑瑪麗。一來二去瑪麗和陳教授碰撞出了火花，也算是應了“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諺了。瑪麗非常的傳統和賢惠，嫁給陳教授後息心操持家 務，不僅“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改姓夫姓，為陳教授生育一兒一女，而且一人獨攬家裡的大活小活，全力支持丈夫做科研。陳教授後來做到系主任，世界聞名四處講 學，和家裡的紅袖添香是分不開的。讓瑪麗奇怪的是陳教授與同宗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往來，不僅如此，他也從來不和自己的孩子和太太談論中國，甚至於從來沒有和 孩子們說過一句中文。不知在哪個運動中陳教授的母親也重病去世。他一個人悄然溜回中國給母親送葬，回到瑞士後卻閉口不提短短的四天之行。沒有人知道其中的 任何枝節。不過在中國那個混亂的年代，人人都在經歷着運動的洗禮，他做為資產家遺孀的母親的生活和中國一行估計不會給他留下什麼美好的記憶。

文革剛結束，陳教授做為世界著名教授被母校北大列為第一批邀請回國講學的對象。接到邀請函陳教授很高興，可是也誠惶誠恐非常不安。結婚多年，瑪麗第一次有 機會接觸中國，當然興沖沖的不肯放棄這次機會，就特地跑到瑞士使館為他辦理了一個新護照，然後陪着顫微微的陳教授前往中國。學術交流很成功，可是從踏上中 國土地的第一分鐘起他們身邊就多了一個如影隨形的“嚮導”和“保鏢”，不僅嚴密控制他們的行程動向，也嚴密監視和他們接觸的人們。他們只好匆匆結束訪問， 也沒有去陳教授故鄉父母親的墳上添上一杯新土，就又匆匆地回到了瑞士。儘管後來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步伐日益強大，陳教授卻已經逐漸蒼老，加上家裡已沒有了 親人，縱有思鄉情卻也不再重返故園。我對陳教授講述過中國的變化，告訴他中國政府其實一直努力在尋找他們這些遺落在海外的優秀學子，可惜因為他對政治的不敏感和膽小害怕錯過了機會，只留下終身的惆悵和遺憾。

站在陳教授的病床前，他消瘦的身軀完全淹沒在被單中。蒼老的他已經不再能夠分辨出誰是誰，卻開始不停的回憶生活是多麼的美好，說來說去重複的都是“桃花侖”三個字。家裡人都滿腹狐疑，只有我知道那就是他的故鄉，湖南益陽的繁華路段，一 個山好水好人多情的地方。鄉音已改，生活習慣也已改，可留在血液中的那份故土鄉情卻怎麼都抹不掉。這一生，陳教授離開故土六十多年，兩次加起來不過一周時 間的匆匆回國又怎解得了思鄉之痛？那親人生離死別陰陽隔離的哀痛又何處訴說？那操練了幾十年的母語被埋葬和遺忘，和所有同胞的交往被切斷，又有誰能明白這 是怎樣的一種訣別和絕望呢？這一切，做為外人的我只能任由自己的思緒四散飛揚，卻不能夠給出任何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