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雪碧瓶、劉胡蘭和艷陽天
2001年春夏之交的時候,新的一輪嚴打開始了,根據中央的精神,這次嚴打重點打擊的是三類犯罪:有組織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和流氓惡勢力犯罪;以及爆炸、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我想這也許和99年到2000年發生多起全國轟動的惡性案件有關。電視的新聞里開始出現大量的公安突入房門,犯罪分子在槍口下束手就擒的鏡頭。
“嚴打”在我的記憶里好象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不知道為什麼,很多幼年發生的事情會在腦海里留下很深的痕跡,小時候我們樓下有個愛說愛笑經常帶我去打麻雀的哥哥,有一天半夜突然被警察帶走了,後來聽說他因為搶了別人的幾頂帽子被判了十年,幾年後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成了白痴,每天望着我們傻笑。
還有一次是我們學前班的老師忽然通知說全校放假了,第二天我迷迷糊糊的睡忘了又往學校趕,到了學校的時候嚇了一跳,感覺學校簡直快成了監獄,很多拿着衝鋒鎗的警察把守着各個教室的大門,每個教室裡面都密密麻麻蹲着很多光着膀子的人……長大後聽老師講刑事政策的時候我才知道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三年嚴打,那次嚴打扭轉了文革後的治安形勢,但是由於法制觀念的淡漠,公檢法甚至在一間辦公室辦案,講究的是從嚴從快從重,三家協調配合,很多只是小偷小摸的人被判了重罪,大批罪不至死的被迅速的處以槍決,在湖南邵陽等地區甚至用機槍執行死刑。現在回過頭來看,有些是那種歷史情境和治安形勢下不得以而為之,但更多的問題則值得我們這些學法律的人去檢討和反思。
2001年的嚴打的打擊重點不是經濟犯罪,可是上級的命令層層壓下來,每個警種都有要完成的指標和數字(好象就網警沒有),看着別的警種忙着掃黑除惡,我們卻毫無作為,領導簡直急壞了。因為經濟犯罪畢竟和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它和大量的民事、經濟行為糾纏在一塊兒,時而浮出水面,時而又隱而不發,即使案發犯罪嫌疑人也大多攜款躲起來隱姓埋名,不能象派出所那樣平時就盯上幾個流氓地痞,用的時候噹噹線人什麼的,運動來了就直接拿下交差。
話說回來,嚴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些意外收穫,比如說有個叫張勇的犯罪嫌疑人,這傢伙1998年的時候和別人合夥騙了本地的武警部隊2000多萬,拿着錢就躲的沒影了,這麼多年一直是在我們這裡掛號的逃犯。嚴打剛開始我們就接到北京市局的電話,說這小子被逮着了,叫我們去領人。
我們領導高興壞了,覺得這簡直是天上往下掉餡餅。就讓我和一個叫大黃的偵查員直接奔赴北京去把人帶回來,我負責和北京警方協調,大黃負責訊問。到了北京接待我們的是天安門分局的同志,我們大拍對方馬屁:“為了抓他我們算是手段用盡了,怎麼被你們逮着的?居然還是在咱們偉大的天安門廣場。”
北京同志的回答讓我啼笑皆非,原來這傢伙把騙來的錢揮霍的差不多了,決定往國外跑,遂約了聯繫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見面,搞笑的是此人這麼多年已經不看報紙不看電視了,居然拿了一大瓶雪碧在紀念碑下焦急的逡巡。很快就被便衣給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馬上就被帶走了,上網核對後居然發現其還是一督辦的逃犯,就把他扣了,我們把嫌疑人往回帶的時候,一路上他都唉聲嘆氣,“我怎麼就不早看看電視了解自焚這嗎子事情呢?”
天上掉下的餡餅畢竟是極少數,大部分需要我們直接去撈,為了完成上級定下的指標,平時再牛的部門也不得不低下頭來想辦法找些小案子去完成辦案指標。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大家很快發現街頭上遍布着我們的“指標”,那就是賣假文憑的和賣假發票的,特別是賣發票的,只要數額達到50-200張就可以按銷售非法製造的發票罪或者非法銷售發票罪抓起來,於是各個大隊紛紛組織“發票”專班裝成小老闆或者業務員去大街上轉悠,抓那些賣假發票的。這讓我們科長好一番感慨:我們當年可是200萬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現在居然得滿街去和發票販子和文憑販子打交道。
當時自己手上審核的案子大部分都是和發票有關的,後來我發現了些問題,那就是每起案子中被抓到的去買發票的都是一個人,我就去問辦案的偵查員:“你們是不是專門在外面找的人做誘餌呀。”他們說;“是呀,總不能咱們老是象沒頭蒼蠅一樣在烈日下晃吧,那些傢伙交易的時候只會找些僻靜沒人的地方,我們不可能那麼巧遇到,所以只好自己找些社會上的熟人去當誘餌,然後我們自己定交易地點和數額,這樣的話一抓一個準,而且絕對不會因為數額不夠而放人。”我知道,他們做的事情算是比較典型的”警察圈套“,這種手段一般都在毒品類案件運用,沒想到我們的同志們被逼急了居然在經濟案子中也用起來了,可是我能說這樣的做法不妥嗎?那樣只能讓更多人去烈日下繼續一無所獲的暴曬,我只能建議:“你們也多準備幾個誘餌呀,免得被檢察院的看出來,都是一個人怎麼能行!”誰知道偵查員們又罵開了:“上級就讓我們完成任務,哪管我們付出多少成本,找一個誘餌就得一份線人費呀,都是我們自己貼的錢。”聽着他們的苦衷,我只好保持沉默。
只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們這裡抓的人就創造了新的記錄,最小的嫌疑人只有17歲,最大的都已經78了,大部分都是發票案的嫌疑人,嚴格來說依照法律他們都該定罪,但是要不是嚴打又會有誰去關注這些在車站碼頭兜售發票謀生的人呢。就比如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平時大家頂多罵罵他們是奸商就罷了,但是當“非典”來臨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要出台專門的司法解釋將其定罪。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國家的刑法在執行的時候具有很強的政策性,有時候是開足馬力甚至超負荷運轉,有時候卻又該出手時不出手。
到了秋葉飄黃的時節,賣假發票的幾乎被我們抓光了,大家只好又打賣假文憑的主意,大批“文憑”專班又得化裝成學生或者待業青年頂着秋老虎的炎熱去打秋風,可是抓回來的大部分都是些外圍發名片的,很少能搗毀窩點或者抓到幕後的主犯。
嫌疑人基本都是女性,問籍貫多數是湖南婁底和雙烽的人,用老偵查員的話說那簡直個個是”劉胡蘭“,怎麼審問都不開口,有的從刑警隊調來的人忍不住動了手,把她們臉都打變形了,依然什麼也不說,當地之民風,可見一斑。
犯罪分子也很容易在鬥爭中學會鬥爭的藝術,很快他們就發現我們一般都不把那些懷孕的人和單身帶孩子的女人往看守所送,於是那段時間大街上到處是挺着大肚子的的和帶着小孩的女人在兜售假文憑和發票。氣得我們干着急沒辦法,只能佩服這些所謂”群眾“的無窮智慧。
有天傍晚的時候我在公園散步,居然看到一個孕婦一邊抽煙一邊向行人吆喝,她的腳下正放着一盒封面誨淫誨盜的碟片,更讓我感慨了好半天……
嚴打快結束的時候市里舉行了一次公捕公判的大會,各個警種都派人去參加,我們處也調集了一些弟兄,一大早就坐着大卡車到各個看守所去提人,當時有哥們兒拉我去,說不僅可以很威風的押着罪犯在電視上露臉還要去遊街,我說我就是不想去遊街。哥們兒很不解的看着我。
我一直認為對罪犯應該無情打擊,但是把他們架在卡車上環城一周實在是對他們人格的侮辱,特別是很多初犯和部分經濟犯,當着那麼多市民的面被五花大綁的遊街會讓他們的心靈更加扭曲,反而不利於他們的改造,即使是死囚,我們有資格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和政治權利,但是作為一個人應具有的人格和尊嚴是不能被輕易漠視的。
遊街的那天艷陽高照,萬人爭觀,同事們回來的時候一人領了100塊錢的補助,但全部被曬的脫水,人也快累癱了。可是那些人呢?在夕陽西下的時候,當他們一身疲憊的回到監房,又會想些什麼呢?
我的心中一陣悲涼……
第二十二章 司法考試、可樂可口和大學時代的生意經
2001年7月,司法部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宣布取消當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並擇日舉行統一的司法考試。消息傳出,學界表示了謹慎的歡迎,而對於有志獻身檢察和審判事業卻不得其門而入者來說,一條通向司法機關的大門卻仿佛向大家敞開,儘管通知對於通過司法考試者以何途徑進入司法機關語焉不詳,但卻給有所憧憬的人們留下了無限想象的空間,這其中也包括我,對於中國的法學院學生來說,留校任教和去法院擔任審判職務應該是擇業的首選,因為仿佛如此才算是一條正規的法律職業人之路,至於做律師,儘管意味着豐厚的收入,但多數同學則認為沒什麼社會地位,有點師出無名了。
為了備戰司法考試,我買了很多參考書,可惜大多是過去陳年舊題的匯編,做着做着就膩味了,最讓我鬱悶的是同樣一道題,不同編者不同出版社出的書的標準答案也不一樣,而解析的思路卻又總能自圓其說,不禁讓我大罵編者見利忘義,出版社誤人子弟。
我一直有一個習慣,就是不管考什麼試都喜歡找個夥伴,就比如說考研,當年一定要把曉翔拉着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這樣既可以互相鞭策鼓勵,也能夠查漏補缺,於是我就拉同辦公室的大軍和我一起下水。大軍剛當了父親,正每天為奶粉尿布奔波,本打算參加下一次的考試,但架不住我連鼓勵帶諷刺的激將,只好和我一起去買了教材和參考書,算是成立了司法考試的臨時互助組。當時警察部門還沒有考司法考試的風氣,同事們聽說我們打算報考都覺得是吃飽了撐的沒事情干,一位上司則總是在我們看書的時候明嘲暗諷:“人家是要去做法官的人拉,我們公安的小廟留不住呢!”
我已經算是半個久經政治運動考驗的人,總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有事做事,沒事就看書。大軍則有點撐不住了,老是問我:“上班時間看這種書不好吧?”我反問道:“難道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看看法律書也是不對的,別人看報紙嗑瓜子就是正當工作,我們鑽研業務莫非也是錯?說到底還不是看不慣年輕人求進步。”大軍想想覺得也是,便也不理會別人的嘲諷用心看起書來。
報名和正式考試的日期遲遲未能確定,學習的勁頭也開始被慢慢的磨鈍,一晃便是金秋十月,案子也漸漸多起來了。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案件的審核上來,這個時候我開始負責金融犯罪偵查大隊所辦案件的審核工作,這是我嚮往已久的崗位,幹起來也分外有熱情。經濟案件不象普通的刑事案,象殺人強姦一類的案子,往往是簡單的是非對錯判斷加上一定的倫理裁量,基本上確定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相應的證據就可以定案了。而經濟案件即使人贓並獲,罪與非罪的判斷也常常讓我大傷腦筋。
這期間自己屢屢因為案件定性上的問題和領導起些紛爭,有時候尚能以理服人,有時候則難免鬧得不愉快。一次是為一起虛報註冊資本的案件,所謂虛報註冊資本,是指行為人使用欺騙手段騙取工商註冊登記的行為,就比如說我借了筆錢擱在臨時戶頭上,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驗資報告後我再把錢還給別人,然後拿着驗資報告去工商局去註冊一家公司,這就是典型的虛報註冊資本行為。而我們處理的一起案件卻有些特殊,一個傢伙先是用真實的資金註冊成立了一家公司,接着又用虛假的驗資報告將公司股份擴大,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實際上和虛報註冊資本是一樣的,可我們卻無法追訴,因為構成虛報註冊資本罪非得是騙取工商註冊登記的行為,而這種虛假擴股後的行為顯然是對刑法的一種規避。案件主辦人堅持要把人給抓起來,我和大軍則堅持不同意,因為犯罪的本質雖然是具有社會危害性,但有社會危害性並不能就和犯罪掛起等號,只要刑法條文沒有明文規定,就堅決不能引人入罪,雖然我也痛恨那些狡猾的不法奸商,但作為一個執法者畢竟得首先尊重法律,不能讓情感好惡影響自己的判斷。
還有一次則和領導鬧得比較僵,偵查大隊辦理了一起假冒飲料註冊商標的案子,一位上司和我同去隊裡審核案卷,決定是否採取 強制措施,我一看材料不禁啞然失笑,同事問我緣由。我說我小時候經常受騙上當的買到類似飲料,比如和雪碧瓶一模一樣的包裝,名字卻叫“碧雪”,還有和“健力寶”一樣包裝的“健利寶”、和“可口可樂”一樣包裝的“可樂可口”等等,沒想到長大後還能遇到類似的案子。
其實法律對什麼行為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規定的很清楚,那就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行為”。被我們抓到的幾個制假者倒是別出心裁,在假可樂外表的商標上使用的是“可口可樂”的漢字,但英文卻把“COCACOLA”改為了“CACOCALA”,雖然只是細微的差別,但卻引起了我和上司的一場爭執。
上司堅持認為幾個制假者的行為已經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因為商標的圖形、中文拼寫都和原產品是一致的,足以認定為“相同的商標”。而我則認為一個商標由圖案、文字組合而成,其中文字又分為漢字、拼音和外文,因此由於假冒商標的“A”和“O”被互換,就不能認為假冒的商標和原商標是“相同的”,上司非常生氣,說:“你讀書讀傻了嗎?有幾個中國人買可樂會去注意英文的拼寫,往往是看到中文標識和圖案差不多就想當然的誤以為是真品而購買了,沒有人會注意到拼寫的不一致。你要了解我們的國情。”我則反駁說:“我知道我們的國情是廣大消費者都不懂英文,可是既然英文字母是商標的一部分,我們就得假設他是消費者判斷此商品和彼商品的標準之一,英文字母不相同就意味着商標的不相同。”領導被氣炸了:“你們這幫大學生都讀的是死書做的是死學問,要你們來只會把案子越搞越複雜!政治部真應該把你們都分去搞文字工作。”我也被氣得臉紅,忍不住回擊道:“是呀是呀,是需要我們去搞文字工作,否則辦了那麼多冤假錯案誰去給你們搽屁股。”同事們看場面實在不好看,只好把我們勸開,並說先向檢察院諮詢一下再說,這也算是我們對爭執的一種不成文的解決方式,就是找市檢察院負責批捕工作的檢察官諮詢下意見,看看他對爭議問題的觀點,因為案子要是報逮捕的話終究要從他手上過,他的意見儘管不是最終裁定,但對我們下一步的辦案工作也是一種預期和參考,檢察官接完電話後倒也乾脆:“我建議這個案子還是交給工商部門作為侵權案件罰款處理吧,當刑事案子辦下去在定性上是有難度。……”雖然他沒有明說,但我明白他其實是支持我的意見的,但上司為此對我很不感冒,我只好藉口學校課程緊回去上課。
這時候我已經在讀研究生二年級,所開科目大多是些專題,每堂課都能讓我大受啟迪,老師點名也很頻繁,所以也不敢象一年級那樣藉口工作忙而經常明目張胆的逃課。這一日下課後我又背着書包悠閒地往校門外走,到門口的時候我手機突然 響了,定眼一看原來是大胖,正打算接電話手機電量開始報警了,那段時間我手機屏保上被我很惡俗的寫着“天高任鳥飛”,結果手機一報警下面就顯示出一行小字“電量不足”,兩相對照,讓我大罵晦氣,只好在路邊找一公用電話給大胖打過去。
大胖在電話里說我托他打聽的那個人問了幾所監獄和看守所的人都說查無此人,並問我和此人是何關係,我笑笑說有空再給你講這個故事,正聊着突然有人輕輕拍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身材高挑、面孔秀麗的女孩,正滿面緋紅的望着我,我暗想我不認識她呀,忙問道:“同學你是想用電話嗎?”那女孩子羞澀的搖頭,我想她莫非是找我借錢,哎呀,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就算是騙子騙我也值得呀。我很賤的問道:“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心裡開始為一段設想中的奇緣做種種高尚和不高尚的設想。只見那女孩子終於鼓起勇氣抬起頭,認真的對我說:“同學,你剛才打電話的時候錢包被人摸走了……。”
我大驚失色,一摸口袋發現錢包果然不翼而飛,什麼浪漫邂逅和一見鍾情的設想頓時灰飛煙滅,忙追問道:“小偷呢?”那女孩子看着我有些猶豫,我知道她是害怕別人報復,忙掏出警官證說:“你別 怕,我就是警察,快告訴我小偷在哪裡我去把他抓住!”那丫頭看到警官證後反倒釋然了,目光變得有點蔑視:“你還是警察呀,怎麼一點警惕性都沒有,那個人都跟了你老半天了。”我急得簡直快跪在地上了,錢包里可裝着我所有的卡和一個月的工錢,只好忍辱負重 :“同學,是我不小心,求你快告訴小偷是誰吧?”那丫頭後面的話快把我活活氣死:“已經晚了,你剛才給我看警官證的時候他剛上了一輛摩托車走了。”……
回單位後到科長那裡開證明,被科長大罵一頓:“你小子還算幹過防暴警和經濟刑警,居然連個錢包都被小賊摸走了!”我本來就覺得沒臉,被罵了頓更覺得面上無光,只好拿了本司法考試的習題集去沖淡鬱悶。錢被偷走了沒什麼,但所有的銀行卡都要重新辦,我去發卡行一問居然要等七天,我暗想這七天莫非得借錢度日了,回頭找大軍借錢,大軍問明原來是銀行卡的事情便罵我:“你是別的警種倒也罷了,身為搞經濟犯罪的警察居然還得去給銀行當孫子真是太丟人了!這幫小子老找我們幫他們追債,還敢不給我們辦個卡?”說着便介紹了江南支行的一位劉主任給我認識。
我打了電話約好了時間便去找劉主任,他倒是個爽快人,聽說我是大軍介紹來的就更是熱情,叫來一位姓石的主任很快就把卡的事情辦妥了,並告訴我明天差人給我送到單位去,讓我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忙說屆時自己過來拿就好了,劉主任說:“那怎麼行呢,你們平日裡不知道幫我們解決了多少事情,以後還是會有很多事麻煩的。”我只好客套着答應了。
晚上和大飛聯繫,他聽說我錢包被偷了先是大怒:“xxxx是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呀?’接着就是例行的哀其不幸和冷嘲熱諷,最後大飛說:“我和那一片兒的派出所很熟,轉頭幫你問問看有沒有下落。”我說:“得了吧,我又沒報案,再說傳出去也挺丟人的。”大飛堅持要去試試,我就說你看着辦吧反正我也不報指望。大飛接着對我說:“有件事情你這個學經濟的幫我參謀一下吧。我熟悉的一個開發區的戶籍對我說,打算幫我投資弄筆錢。”我罵道:“xxxx你不會跟他們去弄黑錢吧?”大飛說:“不是,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說幫我搞個指標在開發區那裡弄幾畝地。”“你小子不會窮瘋了搞個農場去種地吧?還是中金庸的毒太深學楊過和小龍女搞些小雞小鴨養殖的副業?”我詫異道。大飛急了:“你他媽聽我說完呀,我先弄塊地,然後在上面隨便搭幾所破棚爛房子,馬上政府就要在開發區 大興土木了,幾所高校也正在擴建,到時候我們的地肯定要被徵用,房子也要被拆,那補償費算起來一轉手可就是十幾萬呢!”我聽了後覺得這倒也算是一生財之道,但是總是不那麼地道,就勸大飛看着辦吧,後來大飛思考了半天,也覺得雖然很多人都在用此道生財,但委實有些缺德,便推掉了。
掛了電話我也開始琢磨着做生意的事情,那段時間經常被一些同事莫名其妙的宴請,到的場所檔次往往也不低,酒足飯飽之餘我們會被暗示的告知同事們在該酒家有或多或少的股份,並再三囑咐我們多來光顧,廣拉客源,讓我暗自感慨公安里倒也不乏大膽開拓進取的創業先鋒,而自己要關係沒關係要資金沒資金實在不是經商的材料。不過說句實在話,在大學裡自己倒是首批探足下海的吃螃蟹者。
那時候我的主營業務是CALL機,1995年的時候CALL機尚是一種奢侈品,那時候如果誰的腰上別着那麼個東西,哪怕是數字的,就有那麼點傲視群雄、富甲一方的感覺,就好比今天背着個重重的筆記本電腦滿大街轉悠以標榜自己資深IT背景的白領一樣。記得大一時有個室友買個一個可摺疊的眼鏡,說明書上其中一條這樣寫的:“本品眼鏡盒外觀設計流行,別在腰上酷似BP機,可滿足各界成功人士時尚需求。”真是嘆為觀止!還有一個比較誇張的哥們兒,在地攤上買了一個BP機手錶,每天坐在圖書館裡女生最多的地方,定好時間,等“嘀嘀嘀”聲響起來的時候再裝作很不耐煩的樣子跑出去復機,後來有個新聞系女生對他暗送秋波的時候,我就不懷好意地說:“既然這麼熟了,留個CALL機號給人家吧。”
大二CALL機就慢慢變成了一種時尚品了,當時感覺自己也是這種潮流中一個推波助瀾的中流砥柱。因為我是最初為數不多做CALL機生意的人士之一。起碼給各大高校的大學生們裝備過不下50台CALL機。入行原因很偶然,有個朋友的家長是一個CALL台的市場部經理,那時候管制嚴,帶機入網還需要購機發票,有一次幫朋友忙,報着試試的想法和他聯繫黑機入網,結果不但對方滿口答應,還給了我50塊說是佣金,並讓我留心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回來後,那個朋友又請我吃了頓飯以示感激。那時市場需求非常大,於是不知不覺就做起來了,開始也還賺了些錢。當時賣CALL機主要是兩個途徑:一是帶機入網,二是舊機賣終免號。具體的技術問題大家不一定感興趣,反正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個差價。
等嘗到了甜頭並選擇好幾個戰略性合作夥伴,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卻發現生意越來越難做。客戶越來越挑剔和專業,不再滿意哪些諸如 “全功能”、“終免” 等模糊的功能描述。那時候滿大街都是各式CALL機的消息滿天飛,隨便找個電話亭就能看見有些形跡可疑、用含混不清的各地方言對電話另一方說:“對,摩托羅拉精英型200台,下午交貨,單價700。”其實純粹就是狗屁,那些人未必見過精英型CALL機是什麼樣子,甚至連一台的錢都未必買的起。這些一傳十、十傳百的各種“走私”、“水貨”CALL機在市場上根本沒有成交過一筆。我現在至今還保存着一個寫着“茲收到摩托羅拉火鳳凰型數字機200台定金五十圓整。1997年6月14日”的收條,至今沒有取回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人隨即就如鳳凰涅磐般的化為灰燼消失在茫茫人海。
最後一筆生意是幫同學蓓蓓做中人賣一台CALL機給一個成教生(那個人叫王中文,蓓蓓當時給我留了一個條子“中文系王中文要買中文機。”,我感覺象一幅上聯。),後來對方發現功能有缺陷蠻橫提出退貨,一語不和竟打了起來,差點動了刀子,鬧的沸沸揚揚,雙方都很下不來台,事情平息之後,大家也都覺得很灰心,慢慢就不做了。我大學時代的商業生涯也就畫上了一個句號。
第二十三章 失而復得的錢包、香煙美女和裸奔往事
第二天劉主任就讓人把新辦好的銀行卡送了過來,我又是倒水又是上煙好一番感謝。吃午飯的時間大飛來了,這小子瞅着四周沒人就隨手把一樣東西丟在我桌子上,我一看:“這不是我的錢包嗎???”大飛得意地點上一支煙:“你點點看,少了什麼沒有?”我檢查了一下,除了少了150塊人民幣外,所有現金和卡一應俱全,大飛說:“少的錢我給派出所的同志買了條煙啊,你可別小氣……”我一邊說哪會呀一邊問:“怎麼找回來的?敢情現在派出所辦盜竊案的水平有長進了。”大飛回答道:“屁!你怎麼熟悉公安業務的,我讓刑警隊長把他們那一片兒的賊頭拉來問了一下話,今天一早賊頭就把包送過去了。”我詫異不已:“靠!這基層業務還真跟俺們的運作方式不一樣呢。看來我還真得好好學學。”
大飛一臉鄙夷的坐在我辦公桌上看着我,句句是語重心長:“小朋友,要學得多拉。你知不知道,有一次一位省里領導的親戚在長途車站包給人用刀劃了,裡面3萬塊全被偷走。上面層層壓力下來要求限期破案、限期交人,把基層的同志們急壞了,只好把當地的賊頭們全部招來,勒令三天內交人交錢,否則就一網打盡,賊們也急,因為這一單還真不是他們自己人做的,估計是外面流竄做案的賊在車站順手牽的羊。最後賊們自己湊了三萬塊交給派出所,為了對上級有所交代,還專門找了個自願的替死鬼去應付上面,於是這案也就算破了,上級嘉獎,兵賊都相安無事。”大飛的一番話聽得我瞠目結舌,暗自嘆息為警之難,為一好警察之難。
談完了公事,大飛要拉我去喝酒,我忙追問緣由,他黯然神傷的說:“她出國了。”“誰呀誰呀?”我忙追問,要知道大飛可是兄弟幾個裡面為數不多的偽道學先生,從他嘴裡掏出點過去或現在的桃色緋聞還真是難。於是大飛開始給我講他的故事……
1995年9月某日是北京大學95級報到的日子,入學那天我和無數人一樣忙於找所在院系報到、填表、找寢室,正擠得一頭臭汗的時候一位天仙般的美女突然騎着單車從我面前緩緩滑過,兩目相錯時我突然感到陣陣眩暈,靠!這麼多年來美女見過無數了,卻從來沒有過象那天那樣眩暈的感覺。
後來聽說,她和我同系,其父當時官拜副部,也算是一高乾子女吧。最神奇的是她到了寢室放好行李後也不干別的,直接騎單車繞着整個北大環行一周,什麼紅樓、三角地、未名湖無一遺漏,最後回到寢室,洗手整裝後環顧諸位姐妹道:“我觀察了一下,整個北大,所有教職員工、外加各類學生,論長相,我排第五……。”
這個傳說迅速在坊間流傳,也不乏好事者真的去考證誰是狀元或是榜眼、探花,但北大第五的名分則算在民間給暗暗確定了下來,並沒有遭到任何人質疑,相反甚至有人覺得以她的長相就算自居花魁也未嘗不可。
和她熟悉始於我去她們寢室談工作,那時候我是班長她是團支書,那是第一次去女生寢室,事先也沒打招呼,門開了後我完全沒見到想象中女生寢室的整潔芳香,相反卻看到他們努力往床下踢的一地煙頭,我頓時對這幫平時看起來高不可攀的女孩子多出幾分親切之感,那北大第五倒是不緊張,很爽快的招呼我坐下,旁若無人的和我談起幾次郊遊活動的組織工作,聊得興奮起來我煙癮發了便掏出煙問是否可以抽幾口,她則笑着說見者有份,於是用纖細的手指夾過一支,由我謙卑的點上,接着以極為幽雅的姿勢吞雲吐霧起來……
後來她就把我當做一個很值得信賴的人。每次下午下課就和我一起走,走了一半就找我要煙抽,我只好把為數不多的幾根廉價煙點給她,兩人邊抽煙邊縱論古今,直到我的煙抽完了她會說:“抽我的吧。”接着從書包里拿出幾包“中華”或者“熊貓”在我面前拆開,後來我才知道她是看到我經濟條件不好又愛抽兩口而故意變相給我煙抽。我那句“抽煙有害身體健康,抽差煙更有害身體健康”就摘自北大第五的語錄。再後來我幫書商寫稿也有了些收入,每次去她那裡就帶幾包專供女士抽的“摩爾”,每次她看到後都是樂不可支。
後來我慢慢地就落了俗套,每次進教室都想第一眼看她在不在,每次她在身邊我說話就不免提高音量、文才飛揚,我知道這也許就叫做愛情了,可是每次在他面前我都不免自慚形穢,我們一起去游泳,她以各種姿勢姿態優美的在水中衝浪划水,而我則以農村池塘里學會的狗刨式苟延殘喘;我們一起去吃西餐,她神態自然地點着各種熟悉的小吃和甜點,而我則一直在為哪支手拿叉哪支手拿刀而納悶,後來我知道了,這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和一個副部長的女兒的差別,它與生俱來且深植我心,那種潛在的自卑感讓我揮之不去只能黯然神傷。
再後來就是一段經典故事了,我和當時校籃球隊的隊長和校吉他隊的隊長關係甚好,他們二人都或多或少的對北大第五有些好感,每次都為如何給北大第五當裙下之臣而殫精竭慮。有一次他們打賭看誰能在周末把北大第五約出來看場電影,並約定輸者只穿鞋襪圍操場裸奔一周,並由我當公證人,我暗想要是我參賽的話說不定你們倆小子都得光屁股跑了。
最後的結果是籃球隊長勝出,邀得美人出閨觀影。吉他隊長如約來到操場,好事者紛紛來到大操場看熱鬧。此時最讓我感動的一幕出現了,在我吹響口哨表示裸奔開始的時候,系裡的數十位男女生自發地圍在已脫得精光的吉他隊長身邊,豎起一道人牆,然後他們一行人緩緩地在操場上奔行,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動了,沒有人起鬨和喧鬧,也沒有人覺得淫穢,大家心目中都只有對守信如節者的嘉許和對同學間互敬互愛的情誼的讚嘆,唉……那白衣飄飄的年月和那年月的學生呀。
接着籃球隊長和北大第五開始交往,而我則一如既往地和他們保持着友誼,一起穿梭於各類校園活動和不醉不歸的飯局中,北大第五始終把我當做最可信賴的異性朋友,每當和籃球隊長鬧彆扭的時候總來找我訴苦,而我則強忍苦痛做着和事佬。
有個下雨的夜晚終於一切都爆發了出來,我請第五和籃球隊長喝酒,先幹了一箱啤酒,北大第五提議再來些白的,於是幾瓶白的又下了肚,這時候天上開始下起雨,我們三個都有些喝高了,就跌跌撞撞在未名湖邊走,我心中突然一種苦痛,大聲唱着那首〈團支部書記〉沖湖水那邊歪,在“團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其實你的笑容也很美麗……”的歌聲中我摔到了湖裡,北大第五和籃球隊長好一陣功夫才把我撈上來,我的拖鞋掉到了湖裡,籃球隊長只好回寢室去拿鞋……,我則和第五躲在一棵樹下避雨,這時候我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帶着哭腔對她說:“你知道嗎?我喜歡你,真得很喜歡你!從我你第一次找我要煙的時候我就喜歡你了。”北大第五一臉認真的告訴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可你為什麼從來不說呢?為什麼要把所有的感覺壓抑在心裡那麼難受。”“因為我自卑,我在你面前什麼都是笨手笨腳,總是感覺到我們有差距,我鼓不起勇氣說呀……!”“可你知道嗎我不喜歡男生顧慮太多、牽掛太多,你要是當時說了我一定會答應你的!”我突然有種強烈的握住她手的衝動,這個時候一道閃電從天空划過,一片白晝間我看到北大第五那深情款款的眼神和她身後籃球隊長那張慘白的臉……
後面的日子沒有任何波瀾,我們三人依然是好朋友好兄弟,北大第五依然會把我當做情感苦悶時的最近傾訴對象。那個雨夜成為我們交往歷史中的一段被遺忘的盲區。
很快就到了畢業的季節,北大第五和籃球隊長都選擇了出國深造,這也是他們各自的家庭在他們入學伊始就為他們鋪好的道路。吃散夥飯那天,同學們個個喝得東倒西歪,北大第五偷偷把我叫出飯廳,靠在一棵參天大樹下,悠然的對我說:“大飛,你就要到遙遠的長江邊當警察了,我們可能會成為兩道永無交集的平行線,你最後幫我做件事吧。”我問:“什麼事情?”當時我想,就算她讓我去炸萬人食堂填平未名湖我都眼睛不眨說干就干,她狡猾的嫣然一笑,從口袋裡掏出一根煙叼在嘴上,把身體輕輕靠在樹身上,說:“最後幫我點根煙吧。……”我摸了半天方找到火機,手忙腳亂好一會才打着,小心翼翼地給她點上,她便一聲不響的靠在樹下吞雲吐霧,而我則死死的看着她,恨不得把她的倩影刻在心上,什麼高天流雲,什麼鳥語蟬鳴,在這靜謐的一瞬仿佛全部在我們的世界裡消失了……
一根煙仿佛吸了一個世紀,當煙灰落盡的時候,她突然湊到我面前,嘴唇在我臉上輕輕一觸然後又閃電式地挪開,接着她俯身把煙頭埋到土裡,我不解地看着她,她沖我回頭一笑:“今天我戒煙了,我會永遠記住抽這最後一根煙時的感覺,你以後也少抽點啊,尤其少抽壞煙。……”
畢業那天我拎着大小包裹如難民般走出北大,北大第五和籃球隊長都沒有來送行。臨上火車的時候,有同學告訴我北大第五放棄了出國也放棄了籃球隊長,而是選擇了彩雲之南的一個小縣城去參加世界銀行組織的一個教育項目。我良久無言,在開向長江之濱的火車上我一根接一根的抽煙,直到所有的記憶如煙霧般變得輕盈、平淡……
做警察以後,間或也聽說過她在雲南的消息,生過一次大病,也做過很多大事,但我從來沒有嘗試着去聯繫她,或許是我膽怯,也或許是我覺得那次大樹下的離別是處理我們之間關係的最好結果,我甚至沉湎於對往事細節的回味而不敢直面將來,直到今天,我聽說她已經了結束了在雲南的項目,坐上了去大洋彼岸的班機,我才開始心疼,那可是真的痛呀。
大飛的故事講完了,我的辦公室里已是一地煙頭,我同情的看了看他,說:“每個人的青春記憶里都有道暗傷,偶爾緬懷一下就算了,不要總在心頭牽絆着,走!晚上咱們找大胖喝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