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王府井已拆得沒有模樣了，我想起了我們的四合院。現在我們住在一座樓房的四層!我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殘了，三十幾歲就不能唱戲了，因行動不方便，我隨時都想着我們的四合院。

　　一九四九年祖光受周總理召喚從國外回到北京建設祖國。第一件事就是交給他的好朋友鄧季惺、陳銘德夫婦一筆錢，寄放在他們家中，買房、置家俱。鄧季惺大姐和丈夫陳銘德是新民晚報的老闆。剛剛解放，他們夫婦住在西城石碑胡同一個四合院裡，那房子好漂亮啊!前廊、後廈、走廊，遊廊，滿院子花草。我覺得北京的四合院是最舒服的房子。

　　當時很多作家買房。艾青買的是在東城豆腐巷，老舍買的是奶子府，趙樹理和祖光的宅院是在東城王府井師府園馬家廟，祖光買的是九號，趙樹理是六號。

　　祖光這所四合院很講究，外邊是兩扇圓大門，敞開能進汽車。通過一條小道，高台階紅漆門。門道轉過去一個小拐彎圓月亮門，有個方小院。經四扇門才進到院。東、南、西、北四面是房，北屋七間，東西屋各三間，南屋也是三間，靠外院一單間。正房北屋的廂房，東、西都是小單間。院子很寬敞，外院牆有爬山虎。北京四合院講究“天棚、魚缸、石榴樹”。這個院子進大門有影壁牆，小院有兩盆石榴樹。我們的紅石榴花可鮮紅了!相配四盆白玉簪花。里院有四棵鳳凰樹，過房高的海棠樹，白紫色的丁香；靠南牆還有白玉蘭、葡萄架、石桌、石墩，數不盡的各種盆花。大院子可以排戲，練功，讓孩子們跳繩。祖光還為孩子在院裡擺放了一個乒乓球案子。同學們常來打球。

　　住四合院種果木樹，秋天結了果子就要人受累了。好在那時有我婆婆操心，指揮管理。最傷腦筋的是果子成熟季節，鄰居家孩子上房摘果子，來回跑，踩得房檐嘎嘎喳喳地響。我的老婆婆是典型的中國式善良老人。她站在當院，仰面四平八穩不急不躁地對着在房子上跑的鄰居家孩子說：“你們快下來，別在房上跑，摔下來可不輕啊!”孩子們仍在房上跑。婆婆站在院子中大聲說：“你們下來，要葡萄、要海棠我讓老何給你們摘一筐吃，好嗎?”孩子聽了高興地說：“吳奶奶我們就下來……”孩子們下來高興地等着，老何是我們家男工，孩子們吃飽了跟老何說：何叔叔我們走了，等着你再給我們摘海棠……”

　　春天院子裡各種花開了，又要把花一把把捆好送給親友。

　　這四合院在舊協和醫院旁邊，房主原是協和的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解放後她搬進協和宿舍，把這所四合院給親戚了。祖光是從她親戚手中買來的。院子整齊講究，最洋氣的是廚房，自來水龍頭很多，牆壁是白瓷磚，大爐灶內有一個很講究的烤箱，箱內有好幾層烤盤。

　　祖光買來這所房子，首先是修繕，北屋正面是客廳和兩間套間，從新改裝了。把舊木格窗戶改成落地玻璃窗，開開窗戶可把四腳帶輕軲轆的大床推出來乘涼。這間睡房在整個四合院中算是洋式風格。北屋向東屋打通，從北屋跨進可去洗手間。出了洗手間，通向廚房、餐廳。廚房又跟東房通着。我們在這屋中間吃飯，打通了從廚房送菜方便。

　　北屋是我和祖光住，東屋是女兒霜霜和她的阿姨住。西屋是公公婆婆住。兩個女工和一名男工老何分別住在東西邊的過房。一排三間南屋兩個兒子住，還有祖光的書房。另一間南屋作客房。

　　院裡種有六盆曇花。一九六六年六盆曇花同時開花，有一大盆開了兩朵花。晚上我們在院當中拉了幾個電燈，照得全院子好亮啊!親戚朋友來看曇花，一直熱鬧到深夜。

　　婆婆偷偷跟我說：“鳳霞呀，花開了這麼多，這叫‘花怕開絕了，國家不太平’ 啊!”婆婆講，盧溝橋事變那年，家裡種了曇花，也是開得十分燦爛，國家就打了仗。 “唉，國家可不能再出事呀!”她真怕那兵荒馬亂的日子。

　　院裡一塊塊方磚，都是祖光親自選擇、設計，請人鋪好的。每一間房子都換了新式玻璃窗格子。洗手間，小廂房都換了磨砂玻璃。為了射進陽光，北屋到東屋，過房房頂都裝了玻璃。

　　房子大，室內擺設很重要，幸好祖光已托鄧季惺大姐買了整套紅木家具。紫檀木大木床帶有炕桌，腳踏，條幾，八仙桌。明式書桌、椅子。祖光和我各有書桌，都帶有腳踏。大書櫃占了半面牆。

　　牆上面的字畫也都是祖光一件件地選擇並掛好的。房內的各種花都是我擺放，多麼晚回家，我也是親自澆了水才放心。我養的各種吊蘭，很多朋友都羨慕。

　　那時祖光正在拍梅蘭芳先生的舞台藝術電影，請來蘇聯攝影和美術專家，經常跟祖光研究討論劇本拍攝問題。蘇聯專家說：“你們這所四合院好，顯示了藝術家的水平，我真羨慕極了。中國藝術家真幸福。”

　　四合院對我們兩兒一女也是真好玩的環境，他們的同學常來我們家玩，一起做功課，一起下棋，一起打乒乓球；最開心的是玩唱戲，動刀動槍。有時對打，把玻璃打壞，我就生氣，祖光說：“玩起來就不顧這些，破了，再配上，不要叫孩子的同學覺得家長太兇。”孩子同學的父母很多都是在附近工作。有一個叫張生的，父親是協和醫院的工人；他和在東安市場一家飯館職工的兒子比賽打賭喝豬油，廚師的兒子豢諂�喝�?兩碗豬油，喝的滿臉通紅，老婆婆看見這孩子要生病就給他吃西瓜，孩子回家拉肚子，他母親問他：“是誰叫你喝的大油，又是誰叫你吃的西瓜?”他說：“是馬家廟四合院的吳奶奶。”從這以後，兒子同學來玩都愛說：“去四合院，吳奶奶給西瓜吃。”我家成了這個胡同小孩聚會的大雜院了。孩子在院裡玩，把院子搞的很亂。老何轟他們說： “這些討厭的孩子都給我滾出去。”窮廚師的兒子，他轟趕，幹部的兒子卻一個不敢說。祖光生氣了，他認為對人對事要公平。後來祖光找老何談了一次話，讓所有的孩子隨便來我們院子裡玩，不能轟。　　因為我們的四合院是這個胡同比較大的。街道居委會也常在這開會，無論來多少大人孩子，我們的老婆婆總是熱情地歡迎。

　　住四合院最傷腦筋的是每年都要修繕。換房瓦，上油漆，修牆刷石灰，搞得滿院子都很亂。這時祖光親自泡茶給工人們，在門道鋪好蓆子讓他們休息好，並給他們送糕點水果，安排吃飯。祖光對阿姨們說：“人家是給咱幹活的，一定要人家心裡高興。”祖光還常常和工人們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聊天，後來成了朋友。

　　一九五七年，多少人一下子成了罪人，正如趙樹理說的：“祖光是個好人，也愛國呀，他的家遭了大難。”祖光被送到北大荒，我為祖光保住了一家老小，苦度了三年，祖光回來了，四合院仍然是那麼整潔乾淨。祖光不忘勞動，拾起掃把掃地，接起水管子澆花，不斷地為四合院門窗上油漆，房上換瓦，上牆灰。信心萬倍想把四合院修建好。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這個四合院遭了難，多次被抄，砸壞窗子，玻璃碎了滿地。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央美術學院，東糾西糾紅衛兵，還有數不過來的中學生，你抄一批，他搶走一些。滕某某是我們鄰居高乾兒子、東糾紅衛兵的頭頭，多次來抄我的家，一群人帶着大口罩。抄家就是為了白撈東西，因為他了解我們家有照相機、錄音機……這時的四合院好淒涼啊!風吹樹葉，陰雨天滴滴達達的響聲，冬天大雪，西北風如老牛叫。這個四合院熱鬧過、冷清過；團聚過、也分散過，如今淒涼蕭瑟冷冷清清。

　　忽然，搶占房子開始了。進來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歲。男的是萃華飯莊黨支部書記，姓姜。他說：“我是共產黨員要進來住，你家房多人少。”說着，他手拿封條把西屋一排門封了，我們家誰也不敢回答。我們屋裡還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兩口帶着幾個兒子全部占用了。當時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許回家。

　　不久，又來了幾個三十上下工人模樣的，一進來就對我婆婆說：“我姓劉，共產黨員，西屋姓姜的住了，我來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這家搬進來，把屋裡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然後又來了房管段的人，這時房契由國家管，當時我和婆婆心裡害怕，神情緊張。我對婆婆說：共產黨員搬進好些，祖光還不知道什麼時間回來，咱們這一家還有一點保證。他們是黨員，總比搬來那渾不懂事的紅衛兵強。房契強令要走了，可房捐還得上。這兩家人搬來也是白住，一切費用都不交。他們真不知節約，大燈泡100W,照亮半個院子，而我們只用15W小燈泡。

　　我被關了一陣子，大抄大搶後，才讓回家，但天天要上班。祖光仍被關押在“牛棚”里，不放回來。家裡只有三個孩子和婆婆，我們不敢大聲說話，擠在東屋，北屋牆壁都被砸爛了，房頂也被捅了洞。滿屋子亂七八糟，沒法下腳，我不想進去看，太傷心了。搬進的這兩家人卻和親朋好友大說大笑。他們的孩子在院中踢球，砸壞了玻璃，我們不敢出聲，兩個兒了要質問他們，我和婆婆攔住說：“千萬不要。他們搬到咱們院子來，就是咱們鄰居，要忍耐……你爸爸回來一切就好辦了。”他們搶占了我們西屋、南屋，還要占我們的北屋。但堆滿了東西下不去腳，那個姓姜的站在窗外向里看說：“這屋裡可以收拾一下。”意思是他想進去。我說“這屋裡不能動，得等祖光回來，他不回來連我們都不進去。”人就是得寸進尺。他們還隨便抄走我們的東西，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對婆婆和孩子們說：“行了，只當被抄家的搶走了。”婆婆說：“不用想東西了，兵荒馬亂的年月我經得多了，日本人燒殺搶奪我都熬過來了。這些人是發國難財，打着共產黨員的旗號來的，干的是日本鬼子、國民黨的勾當!”

　　大串聯過去了，祖光被放回來；打砸搶也過去了，大夥靠邊兒站，祖光去了幹校。又有街道上的人來看房子，可能還要擠進來。一個在房管局工作的姓侯的朋友動員我們說：“現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換成樓房了，不然隨時都可能再擠進來搶占房子，你們北屋和東屋這兩邊房子可以換四間樓房。”老侯的動員不是沒有道理，但我捨不得這四合院。葉盛蘭碰見祖光說他也搬進樓房了，因為四合院老有人惦着白占房子，主張祖光去住樓房，安靜，關上門誰也找不着誰。我是個拿不定主意的人，感情上捨不得是主要的。可不搬走，這所房子也得被糟蹋。擠進來的人在院裡蓋小房，砍樹，拆牆，眼看着也傷心。祖光多次動員我：“身外之物全可不要，房子再好你不也睡一間嗎?再說，文化大革命是全國的，不止咱們一家。咱們離開為好!”街道上來的人都很兇，嚇得我心跳。眼不見，心不亂，狠了狠心，一九六七年初搬到和平里十四區——兩個單元四間房。

　　祖光他從香港回到北京，買了這所房子，又從上海接來了父母，一心想把這四合院修建好。想不到一個個運動整他、政治上害他、經濟上卡他、四合院就是見證，看着這四合院，心裡是很難受的。可祖光不說一句後悔話，也不埋怨一句，他對財和物總是看得很輕。祖光放棄了在香港的舒適生活，帶來在國外掙的錢，在國內買四合院，怎麼能擠走我們，讓這些人住呢?我認為太冤了，也太不公平了!

搬　家 　

　祖光和我商定搬家後，日夜收拾東西，我把零零碎碎的裝進紙箱，兒子找來了同學幫忙，當時我和祖光都是審查對象，親朋都不敢來幫忙。兒子同學馬小力的父親為人好，是搬運工人，他們是勞動人民，什麼都不怕，全家熱情地來幫忙。一些搬不走的東西，自然就給馬家了。人就是“善財難捨”。抄家時抄走的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連問一聲都沒有，眼看着戴大口罩的紅衛兵明搶、明拿。特別是那個姓滕的幹部兒子，他隨時帶來一幫東糾紅衛兵明是抄家，實是搶東西。現在把搬不走的大批東西送給人，落個人情。我還把床、沙發和一套木器都送來院裡掏大糞的師傅了。沒有人幫助出車，只好從東單三輪車站請了十輛三輪車。祖光騎自行車在前頭領路，浩浩蕩蕩十輛平板車成長龍式。祖光為了讓他們別太累了，有意慢慢地蹬車。用了兩天總算把東西搬完了。多難啊!我想把澡盆搬走，把搭走廊的門窗格子搬走。祖光不肯，他說：“你把一所四合院都不要了，還心疼這點東西嗎?有人搬進來住，又要叫人費事再修理……”我都依他了，祖光哪裡知道我們搬走後，房管部門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東屋、過房都搬進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過了，太傷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裡的樹全砍掉了。從進門就起了小房子，成了破破爛爛的大雜院。有人說：“王府井帥府園馬家廟，有這個廟可就不是這個神了。” 　　和平里這邊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蓋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來的幹部還沒有搬來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聯接待紅衛兵站接收了，地上鋪稻草招待串聯的人。房子髒得下不去腳，氣味難聞，地上堆滿稻草，到處是髒布條，干屎蛋。牆上畫得亂七八糟：“打倒劉少奇”，“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資派”。

　　祖光跟兩個兒子一起打掃這間房，先從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車推到垃圾站，收拾了近一個星期。　　從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進這僅有四間的單元房，我覺得入了鴿子窩，心裡可憋悶了。

　　住在這接待紅衛兵的房子，看着牆上寫着“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痕跡，我想着當時的情景。那是1996年紅衛兵串聯鬧革命，每天我都被他們叫出來打罵，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幹什麼的，為了表現他革命，舉手就打。那時祖光被關在他的機關“牛棚”，我留單位審查。單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聯，留守人員在家接待紅衛兵。單位大屋子排演場全騰空了，地上鋪稻草，草上是麻袋，留出當中一條走路。我們單位接待的是南方來的紅衛兵。北京的冬天冷，凍得一群孩子縮着身子擠在一起，好可憐哪!單位動員給紅衛兵捐獻衣物，我把棉褲、棉襖、毛衣、毛褲、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誰家都有兒女，他們太可憐了。他們中間還鬧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因為爭風吃醋大吵大鬧。我給他們生爐子，打掃衛生，他們在牆上寫“打倒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和平里剛剛蓋好的新樓，也搞得這般光景，這叫文化革命大串聯。

　　這時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這四間小房。不久我就又被送進牛棚，兩個兒子上山下鄉走了，女兒跟着帶她的阿姨走了，家裡只有老婆婆一人。讓我閉上眼想誰呢?丈夫他心寬能想得開，我放心；老婆婆有知識經過大災大難，能忍耐，我放心；兩個兒子上山下鄉，年輕力壯，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兒跟着張阿姨去了她家，帶去了錢和物也不會受苦。想來想去還是自己怎樣對待審查我的這些“群眾”吧。

　　我被關了一年多回來了，已是一九七一年底。一天，街道上的積極分子馮素英讓我們給她騰一間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間中最大的一間。我前腳進門馮某後腳就逼我騰房。她那黃臉上的薄嘴唇可能說了。她說：“論階級，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論革命，我們是造反派，論人口你們家現在只有三個女人，我們三口人占一間，這是合理公平的嗎?再說你們是被抄被斗戶，要不是為了革命，叫我搬進你們這裡我還怕受牽連呢。” 我氣得簡直要發瘋了，我說：“你不該要我騰房，你們這麼革命還要非擠進我們家嗎?”馮某板起面孔說：“對，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戶籍警還不錯，他對馮某說：“你想搬進新鳳霞的房子，等她下個月從幹校回來再說吧。”馮某表面答應了，可是她天天來找婆婆，今天她搬來一個爐子，明天拿來一卷破席，老人實在受不了，我也沒有辦法，能賣的找到張自忠路委託店，請他們來我家幫忙，把屋內家具賣掉了。

　　馮某住進我們單元，老是鬼頭鬼腦偷看我們家的情況。1974年我的二兒子吳歡從黑龍江兵團回來，他是得了肝炎回來養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褲、棉被給他用上。一天深夜十二點多，有人砸門，我們一家嚇得一動不動相互看着，婆婆用小女兒的手指着馮某那屋，我明白了，準是她又在搗鬼。我起身開開門，五六個警察手提着電筒進來問：“吳祖光回來啦?”我心一楞，我還以為真回來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兩層台階。警察很兇地說：“你們都出去!”女兒和婆婆被他們推出到樓道，兒子吳歡躺在床上。警察看見床上躺着人說：“這是誰?”另一個說：“吳祖光。”他們野蠻地進了我的房裡，一個上去掀起被子，看見是我兒子，有點心虛了。我看他們這樣無理，氣得渾身發抖，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相互不開口，看看馮某那屋，我明白了。大聲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說吳祖光回來了?”沒想到他們說：“有人匯報說吳祖光回來了。”

我知道是馮某匯報的。氣得上前一步對準馮屋大聲說：“吳祖光真是回來了又怎麼樣? 現在受查審還沒定性呢。住在我們家屋裡，水電費一個錢不拿，還偷偷地害我們。”我說着出門對着我婆婆、小女兒說：“進來!為什麼讓我們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們刨刨底，還不一定誰是資產階級呢!”我理直氣壯，馮某躲在屋裡不出來，警察一聲不響。我又說：“你們看看，我兒子是從東北建設兵團回來探親，他有病啊!你們闖進來好象是抓特務!”警察一個個灰溜溜的，我又大着膽子說：“我是受審查，但我有組織，你們來我家可有單位的信?吳祖光在幹校，現在多少人在幹校，難道你們都去人家在夜裡搜查嗎?匯報的人你出來，當面說說見見陽光!”我問得他們無話可說。馮某一直沒有出屋子，警察們一聲不出，虧心地下樓走了。

我對準馮某屋子說： “以後你放明白了。我們受審沒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讓你搬走!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換來的。房權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擺擺手，我也擺着手說：“別怕，我明天去幹校，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費水電費。住在這裡一文不交，還想撈點什麼政治資本!說好了，政治運動過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國家不會剝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負老百姓。咱們是朋友，是鄰居，就知點趣。現在，打倒，油炸，炮轟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審查會有結果，誰是什麼問題誰自己知道，以後大家得相互照應。”

我這一大串話是對着馮某的門說的。她一聲不響，也不出屋，從此馮某也不那麼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婦女，丈夫可是黨員，有時借用東西，跟我老婆婆還說謝謝。只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我們這，我在幹校也放心。想想馬家廟那家姓姜的他們還算好些了。只是馮某她嘴裡不斷說：“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好討厭! 　　我從大興縣天堂河五七幹校回來，調到西城區挖防空洞，比在幹校不能回家強多了。每天早晨頂着星星出門，晚上披着星星回家。跟馮某很少見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電一文不給，我也不為這事跟她糾纏。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響，我因病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這時，給祖光分配了房子在東大橋。這次搬家祖光沒有通知我，他又雇了十幾輛三輪板車，騎着自行車跟着一人搬好了家，然後從河南洛陽的軍隊醫院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實，我和祖光，幾十年錯劃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們全家高興極了。記者、編輯都一個個來約他寫有關1957年錯劃右派的回憶錄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說：“我不寫，這事過去了，沒有再寫的價值了。”祖光一個字也沒有寫。我從河南回來，房管局辦公室的同志來談關於私房落實政策的事。當時因趙樹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在山西；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飯店，要求把房子修繕成原來的樣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雖早去世，但夫人兒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來的房子。我們這些人都是挨整對象，房子都被人搶占了，改建得亂七八糟了，再恢復需要大工程。

　　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同志多次來找祖光說：“馬家廟這所房已經住進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亂七八糟了。如騰空再修繕，國家得拿出幾十套樓房錢。你如果放棄這所房子，就給國家解決很大困難。”祖光厚道。他從來沒有伸手向國家要過什麼，為了國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盡辦法從國家手中要這要那，爭出國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為人多可貴呀!他再次動員我放棄四合院，住樓房。我說：“國家困難是自己造成的!鬧革命，好好一個家左一運動，右一革命，專整有本事愛國的老百姓!國家整得窮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們一起買房的人，不是都決定要回老房，物歸原主嗎?咱們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殘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國家自己的問題自己承受，我們是受害的。”

　　最後，祖光還是同意寫一個捐獻給國家的信，收回很少的象徵性的錢。 至今我仍說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讓出了，住房還自己拿房錢!祖光從沒有一句怨言，他說：“全北京不都是這樣嗎?只有個別人有辦法要回原來的房，咱們那兒有這個功夫?再說咱們如回四合院，兩個兒子都成家了，兩個兒子，兩房兒媳，孫子，孫女，兩個家庭住在一起要你當這個大院的院長啊?你身體受了傷，行動不方便，不能操心受累。現在兩個兒子他們單住，要求咱們住得離兒子不遠，每家裝一個電話，過來更方便。住單元房處處省事，兒子問題也都解決了。

　　我們家有現代化的傳統，我的老公公最早是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十一個子女，都是自己成家立業，也都是國家重要幹部。我們的兩兒一女也是青年時就自立。他們從小上學因受父母株連，處處受歧視，不許上大學，不許入團帶紅領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進，“四人幫”被粉碎後都上了大學。大兒子吳鋼，魯藝美術學院畢業，現是藝術家，在巴黎；二兒子吳歡，電影學院畢業，現在中央電視台當編導；女兒吳霜不許上中學，自學了大學課程，第一次高考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中央音樂學院，又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深造。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勞動改造挖防空洞長達七年，手腕膝蓋都有傷，氣候一變化，關節疼痛。怕冷喜歡暖和，往東大橋搬的時候，祖光把我的書桌擺放在向陽的窗子暖氣旁。為了開門關燈方便，都為我換了順手的開關。我不能坐低的沙發椅子，書桌上檯燈、電風扇、時鐘等樣樣順手。筆紙、畫畫寫字都準備得方便、好用。書架上我愛看的書都是他親自擺放，伸手就能拿到。雖說我們夫妻是國家幹部，可說實在的，任何事我們都沒麻煩過組織，他從來沒有沾過組織的光，自1949直到現在沒有住過組織上分配的一間房子，也沒有用一件組織的家具。

　　自我做了吳家的媳婦，40多年，祖光從來沒有跟我發過脾氣，也沒有為什麼大小事情吵過，總是誰對就依誰。但為了這所四合院，我經常留戀地說：“你就是不聽我的話，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帶，你替房管局幹部着想，可我的身體誰管?”可祖光火了： “我管!咱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讓人家佩服，不沾一點國家的光。”

　　現在我們住的樓是五層樓，我家住四層，對我這個腿受傷的人來說，上下樓是十分困難的。但我這個人從小就習慣以苦為樂，我認為這也好，逼我下樓鍛煉克服困難，這也是生活中的動力，正是因為四層樓，我必須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動治療。看來這個四層樓是我終生的住處了。可是身在四層樓卻永遠留戀着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經給了我最大的幸福歡樂。我也永遠忘不了那時的中國，那個血山火海，盜匪橫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經歷過來了。

1997年3月北京東大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