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薪養廉

反腐得用高薪，重罰。先說高薪。高薪養廉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您雇一個廚師，讓他每天給人做燕翅席。但同時給他的待遇，只夠他一家天天吃糠咽菜。現在你發現他借職務之便，多嘗了幾口好菜，或者留了一些好菜往家帶。就把他抓起來槍斃。這合適嗎？這等於雇主創造條件讓大師傅犯罪。

因此，給國家公務員的薪水，必須讓其家庭過上在中國基本滿意的生活。這時對貪腐進行懲罰，才合乎邏輯。否則就叫苛政。孔子過泰山側，苛政猛於虎。不可把公務員趕入虎口之中。

高薪政策在中國遇到的阻力絕對不會小。因為，中國近代官員的薪水極其可憐。大家習慣了。清朝的縣令年薪是四十五兩白銀。一品文官如李鴻章，年薪為一百八十兩白銀。給他這麼幾個錢，卻要他談判四億多銀子的馬關條約。一品武官 (大學士領兵部尚書銜) 年薪為六百零二兩。這麼少的年薪是清朝腐敗的溫床，因為它迫使官員犯罪。於是，冰敬，炭敬，節敬，火耗，各種名義下的貪污就開始盛行，終於不可控制。到了最後，朝廷也冠冕堂皇地用捐官的名義開始腐敗了。社會的流行說法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知府的年薪是一百兩左右，三年十萬銀子，是正工資的三百三十倍。咸豐皇帝曾經把一條褲子拿去打補丁。經過層層貪污，等褲子補好了，花費的銀子總額為數百兩。可見貪污甚至滲入了皇宮。

中國不但有着這種摳門傳統，人們還長期受到極左思想的薰陶，鼓吹為人民服務，官員當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僕。所以要給官員高薪，一定阻力重重。但是，為了反腐，這道坎是一定要邁的。要承認官員不是誰的僕人，他們有獨立的人格，也是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的理想經濟人。他們向政府和公眾出售他們的技能，應該得到相應的補償。

一個管理一萬工人的私企經理，年薪可能超過百萬，一個管理十三億人口大國的國家元首，年薪卻只有五萬出頭。這完全是荒謬的，違背經濟規律的。為了防止制度性的腐敗，必須支付給官員合理的薪水。

左派朋友指着主席時代說，那時工資低，怎麼沒那麼多貪污啊。他們沒認識到公有制社會貪污的機會比私有社會少。沒有競地投標沒有地產開發，沒有股市沒有國企私有化。總之，那時權力是有賣家，沒買家。這就基本杜絕了大宗的貪腐。況且，當時全社會普遍貧困。這把當時的腐化，限制在提兩瓶二鍋頭，送一盒大前門的級別。但是小規模的腐化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嚴重的。這是毛澤東要發動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的原因之一。

主席時代的幹部，不僅拿得少些，效率也低些。他們管理下，中國十分貧窮。

現在的情況是，最低的二十七級官員，級別工資月薪四百二十塊，低於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最高的一級官員，級別月薪三千八百塊，相當於民工或者小保姆的工資。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這麼低的工資在鼓勵什麼，應該是很清楚的吧。

即使在物質極端缺乏的戰爭年代，我軍官兵待遇也不平等。排長以上佩手槍，連長以上佩通訊員(實際上是僕人)，團級娶媳婦，騎馬，師級配吉普，領袖佩一天一雞。這是因為責任不同。責任大風險就大，待遇就應該好。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職業之一。他就應該拿四十萬美元的年薪。中國國家領導人職務死亡率遠高於美國元首。甚至有總理抬着棺材上任的情況。難道他們的薪水，不應該高於小保姆嗎？

這些都是定性討論。我國官員的薪水，到底定在多少比較合適？俺主張國家領導人的工資定在二十八萬人民幣左右。而二十七級幹部的年薪，定在兩萬八千左右。

理由是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十倍。為了表示跟人民同甘共苦，國家級領導的收入定在美國總統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四萬美元，合二十八萬人民幣。最低官員的工資，不能低於國民的平均收入。中國目前平均收入，是四千美元左右。合人民幣兩萬八千。

(二)    錢從哪來

高薪養廉僅僅是治療腐敗的一半。這一半不得人心。正如打破鐵飯碗不得人心。但鐵飯碗還是要打破，經濟還是要起飛。威權政府的作用，這時就體現出來了。可以用強力貫徹正確的決策。

多數人在他自己買到三環以內的房子，開上大奔，或者銀行存款達到七位數之前，不會同意別人加薪。實際上，群眾反對貪腐，但也反對治理貪腐。總之不送他大奔和房子，政府怎麼做都不對。因此這事不可徵求公眾同意。要用政府指令實現。

經過加薪，低薪鼓勵的腐敗就不存在了。唯一的問題是八百萬公務員，平均年薪四萬，一年三千二百億從哪來？第一個來源是我國官員的公款吃喝。這項費用是每年三千億。挪用一下就夠發工資了。如果不夠，其他來源正多。執法系統懲治腐敗費用降低，國有財產貪污流失減少，官員貪污數額減少，鎮壓社會不滿所需的軍警費用減少，這都是來源。

如果資金還不足，就加一項捐。官員管區的私企，凡是盈利的分給當地官僚千分之一的抽水。名目暫定為“孝捐”。企業能賺錢，跟父母官妥善治理社會，提供了一個好的軟硬件環境有關麼。誰要是不滿意，告訴他民國二十四年時，人民需要交納三百四十六種捐稅。

給官員高薪，不能平均分配。不能幹好干壞都一樣。這會造成新的財富流失。官員薪水要浮動，底薪定為當地人民的平均收入。若官員能提高效率，節約下來的行政費用給他們提成。要是當地私企發展了，也給他們提成。哪個官員能幹三個人的工作，讓他拿雙倍的薪水。讓能幹的官員首先富起來。公務員總數就會從八百萬減少到四百萬，五百萬。出現都拿高薪，反而給國家省錢的情況。

現在的電視劇，清官都穿得破破爛爛，貪官倒穿得衣冠楚楚，去赴商人的宴會。治理腐敗之後，這種鏡頭就不會出現了。電視劇會出現清官半夜在辦公室加班，一邊吃着魚子醬三明治。這時到澳洲旅遊的老婆孩子打電話要他早些休息。他看了看表，說才凌晨三點睡覺還早，同時簽署一份文件，把一位跟商人吃了頓便餐的下屬官員送進大牢。

(三)    重罰和重獎

反腐另一半是重罰和偵破。兩者都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經驗。美國官員用公家信封發私信，每個信封罰款三百美元。是貪污金額的三千倍。新加坡官員的退休金可達數十萬新元(大約是一百多萬人民幣)。一旦發現貪污，退休金全部取消。罰金可達貪污額的一百萬倍。這實際上是對貪污的零容忍。

相對而言我國就寬鬆多了。不久前中國某地號召貪污官員退賠，退賠了無罪。貪官踴躍響應，退賠了五千萬。結果個個沒事。這種處理實際是零倍罰款或者不罰款。不是鼓勵貪污也是容忍貪污。容忍當然有它的合理性。給官員低薪，只能容許他用別的方式撈一點，否則誰願意來當官？沒人當官，政府也只好打烊了。

新，美那樣的嚴刑峻法，只有在給官員高薪之後才能立。因此，和國際接軌得在高薪和重罰兩方面接。為了防止社會動盪，接軌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先給官員加薪。讓他們悶聲發財，並且用他們鎮壓不滿的群眾。等局面趨於穩定，再公布“零容忍法”。回過頭來修理官員。

為穩妥起見，中國的“零容忍法”罰金倍數可以暫定為比較少的三千倍。為了樹立法律權威，可以參考商鞅的徙木立信，找人到政府部門去查報銷的發票，看誰搞了公款吃喝。數額多少。然後，按發票處三千倍罰款。假如某人用了一百塊公款請客，甭送監獄，直接把他家抄了就行了。然後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在各類媒體宣傳。做到盡人皆知。

這種媒體秀迎合一般群眾喜歡看人倒霉的心理。他們見官員倒此大霉，必定如文革一樣狂歡。這時公布“檢舉提成法”的時機就成熟了。這條法律規定，任何人檢舉官員貪污，使得政府回收一定款項，都可以得到該款項的百分之十。

它利用群眾的貪婪，和嫉妒他人發財的心理，把治理腐敗變成了一種政府主導的，跟群眾合股做的全國性生意。那時市面上會迅速出現一批私人的偵破腐敗公司。四處調查官員貪污的線索，以謀求百分之十的獎金。到了這一步，治理貪腐的子彈才真正飛了起來，貪腐的末日就到來了。“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會大膽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 治理貪腐的專業公司為了偵破貪腐，必定無惡不做。讓貪官無所遁形。

那時貪官拿着公款走進飯店，很可能馬上就被偵破公司的便衣偵探盯上了。飯桌下面安着飯店老闆(他也想賺錢) 的秘密錄音機。天花板上安着偵探的秘密攝像頭，陰謀還在襁褓中就被偵破，而群眾的仇官仇富心理能量，也將裝入親手射出的子彈，擊中貪腐的心臟。

(四)    轟擊火藥

英國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說，“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會是自私的”。“成功的基因的一個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無情的自私。”“我們的本性生來就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