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 我錯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江南的S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年後又兼任一個年級的政治輔導員，我每天的課堂教學和學生工作總是把一天的時間占得滿滿的。經歷了文革十多年的坎坷和插隊務農後我有幸考取大學，而後又是留校任教，因此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教學和學生工作都是盡心盡力，因此也得到了不少好評。

我的年級有120多名學生，女同學占了四分之三，因此學生工作之中除了抓好專業學習，其次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管好學生“不要出事”。八十年代中期國內改革開發初見成效，“西風”漸進，學生“出軌”事件也是時有發生，我是一直 “如履薄冰”，每次和學生開會談話都是不忘“諄諄教誨”要學生注意自己的表現。平時注意和學生“打成一片”，便於了解情況，一有動態，先是“苦口婆心”，然後“陳述利害”，必要時“厲聲指責”。輔導員任職兩年，倒也基本相安無事。

但是，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一天晚上半夜我已經入睡了，但是突然有幾個我年級的女同學來敲門，說是有緊急情況需要匯報。我連忙披上衣服接待她們。同學們報告說在宿舍內的一個雙人床底下發現了一雙男同學的鞋子，同時有同學覺得那個雙人床上鋪里好像有一個男同學聲音。

那個睡在雙人床鋪下鋪的同學說她過去似乎也聽到過上鋪傳來的雜音，但是沒有非常在意，覺得大概是自己聽錯了。這次看到了男生的鞋子，而且聽到有比較清晰的男聲。這些來報告的學生告訴我，她們都知道睡上鋪的那個女生和一個男生熱戀之中，平時來往比較密切，因此這幾個女生商量後斷定上鋪肯定有一個男生睡在那裡。

聽到這幾個同學的“緊急報告”，我感到此事“事關重大”，急忙帶着同學們到了我們系女總支書記家匯報情況。隨後我們一起有回到“出事”的女生宿舍。到了宿舍，我守在門外，女書記推門入室，走到床前掀開被子，果然發現了一位男生，他正是那位和睡在上鋪女生熱戀之中的男生。

這名學生隨後被我“押送”到學校保衛科處理。

此事發生之後系的總支書記，副書記，副主任和我開會討論如何處理此事。基本的情況是這個女生從小主要由爺爺奶奶帶大，相對比較任性，入校後與其他同學沒有較好的交流，這個男生來自她的家鄉，比她小一歲，談戀愛的過程也是“陰晴多變”，並且基本上被這名女同學“主導”。如此躲在女生宿舍的被子裡多達數個小時（後來查明此事過去也有發生）並不是男生的主動行為。我們討論決定，對男生是公開嚴厲批評。但是在對女生的處理上我們四人發生分歧。我堅決地認為此事性質嚴重，應該是把這個女生開除出校。我系分管學生工作的副主任也同意開除。但是正副書記（都是女性）認為用開除學生來處理此事過於嚴厲，而且對這位女生今後一生會造成極大的影響。他們提議是留校察看處理。

我在會上“據理力爭”：此事影響如此惡劣，特別是對同宿舍的女生來說，他們都是受害者，不開除不能“平民憤”，嚴厲處理此事也可以在學生中起到警誡作用。看到書記不同意我的觀點，我就一字一頓地對她說，“你到學校領導匯報此事時，一定要如實匯報，我們四個人的討論結果是兩票要求開除，兩票反對，雖然你是書記，但是你也是只有一票。”

我生怕這個書記不能如實到學校匯報，就專門找到了我們大學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校長，再一次面呈我的“強烈要求”，對這個女生一定要開除出校。

學校最後的處理決定是留校察看。我對此決定始終是“耿耿於懷”，覺得“輕饒”了這樣一個“道德敗壞”的學生。我後來自己決定在年級學生大會上公開點名嚴厲批評這個學生，並“責令”她在年級學生大會上作“深刻的自我檢討”。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她在會做完檢討之後，帶着哭聲掩面奔離會場。我當時毫無憐憫之心，在會議結束時忍不住再加上幾句總結性的“嚴厲批評”。

此後這個學生就上了我的“另冊”，我和她再也沒有師生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我已經不承認她是我的學生了。

我平時自認為在思想言論上是比較“開放”的，自己做學生時一直在評論時局時發表“大膽言論”，特別是對政治經濟學課頗有微詞，在考卷上發表自己的“開放性言論”，結果被任課老師壓低分數。 我找到那位任課教師家裡與他去“評理”說我是完全按照你的標準答案回答每一個問題，你也沒有指出其中我有任何遺漏差錯之處。我只是在考卷的反面寫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與你商磋….。 他不正面回答我， 只是說“你作為一個班長，不應該發表這樣的觀點。”我當時聽了這位任課教師的“不講理”的反饋之後，很是“憤憤不平”，此事成為我四年大學生涯中的一個心結，多年之後只要一談起此事，心緒就會有些波動。 我自從擔任輔導員之後，我也經常鼓勵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和社會形勢，對那些在八十年代中期上級布置的“管束”大學生和所謂“不要隨便上街”的言論頗為反感。

一年之後，我來到美國東北部的一所大學就讀。記得第一天到學校報到，當時九月初，正是新英格蘭地區的金秋時節，燦爛金色的陽光灑在青青的絨毯般的草地上，一對對男女同學肆意地睡臥在草地上，或是嬉笑，或是親昵，男女同學互相見面或是擁抱，或是接吻，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美好。我當時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不久有機會到這所大學的學生報社打工，恰逢該大學校長頒布新校規，異性學生到深夜兩點之後一定要離開學生宿舍。大學的學生為此群情激動，又是集會，又是遊行，同時還和校長公開叫板辯論。此事成為學生報紙的最大新聞，我比較仔細地閱讀了學生的文章，由於該大學校長的作風一向比較專橫，對不同意見基本是置之不理。他的這個決定肯定也是受到了一些道德（或宗教）上比較保守的家長的影響。顯然，不少這些家長財大氣粗，善於使用他們的影響，私立學校的校長是輕易不敢的罪這些家長的。

來到美國，我又回到了學生的身份，我比較自然而然地同情了學生的觀點。

突然，我意識到我當年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一個所謂的“極左”錯誤。

在隨後的幾年裡我在美國生活和就學的經歷越多，我的反思也就日益加深。直到九十年後期我有機會回到母校，並應邀在教師會議上與大家做一個發言，我感到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 在我介紹美國人文教育，以及對我的影響時，就以比較誠懇的心態談到此事，以及對此事的深刻反思和懺悔。

在座的一位青年教師後來成為了學院的院長。我2010年底有機會回母校並會見了這位院長。他告訴我他對我當時的反思故事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在年前籌備校慶活動時，他特意從往屆的學校畢業生中尋找比較有代表性的校友參與校慶盛事。因此他設法找到這位二十多年受“處分”的校友，如今她已是當地腰纏萬貫，富甲一方的企業家了。

這個故事使我感到相當的欣慰，每次想到我這個不經意的道歉帶來這樣的結果，就像一縷和煦的陽光照亮了我的心頭，這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感受！

我們有些人為什麼就是不願意說“對不起”？ 明明（自己和公眾都）知道是錯了，就是不說“對不起”。 非但如此，還要想方設法強詞奪理為自己辯護，結果是越抹越黑，那既是一種愚蠢的短見，也是一種沉重的心態！

我們每個（特別是成年）人都會由於自己的社會和家庭中的身份擁有一定或者相當的權力，但是由於自己的局限，哪怕是出於所謂的“好意”，都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如果有機會能夠反思和反省，一定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是的，你或許無法知道這樣的行為是否能夠給受害人能夠帶來多大的撫慰，你也不知道這樣的道歉能夠為受害者所接受！

但是，你自己卻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不信，你不妨試一試！如果你真的做錯了一件事，鼓起勇氣，說聲“對不起，我錯了。”（天不會塌下來！）

只要是人，我們每個人都要犯錯誤的，但是如果我們從今天起，學會說“對不起，我錯了”， 我想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美好！

（此稿完成於2011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