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個發言。他登台便罵，罵羅隆基是“撒謊大家”，罵他“從腐朽的英美資產階級那裡學會一套撒謊學和詭辯術，無恥到極點”。接着，用大量篇幅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老底，說他“早在２０年前就向日本帝國主義獻計，企圖聯合反共了。”

歷史學家吳晗對羅隆基個人歷史的敘述還在其次，而其中的兩條揭發材料，因頗能突顯羅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歷史價值的內容。一是解放前夕，吳晗從上海轉到解放區，羅隆基托他帶封信給沈鈞儒，信中羅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一）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二）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

話說至此，吳晗聲明：“我當即覺得信中主張十分荒謬，也就沒有將信交出，而信內所言條件，自己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後來證明，這封信是張瀾、黃炎培等幾人在羅隆基的病房裡商量好，由他執筆的。

吳晗揭發的另一條材料，是羅隆基與周恩來的一次對話——那是在１９４９年政協召開前夕，羅隆基到達北平，周恩來與之會面。

周公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

羅隆基當即表示，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我們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商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吳晗對此批判道：“羅隆基的這一段話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狂妄地自封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產黨面對面講價錢。”

對吳晗的發言，羅隆基很不以為然，他和父親一致認為：吳晗的積極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個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對立的章羅在對吳晗的看法上，卻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發言，是從羅隆基在１９２９年於《新月》雜誌發表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這樣兩篇文章談起，批判他“一貫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創造‘黨天下’謬論的鼻祖。”

梁思成的話是對的。的確，羅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對“一黨獨裁”，“黨在國上”。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試驗“一黨獨裁”的是俄國共產黨，故在文章里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

羅隆基既然早在２０年代，就第一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又明確地闡釋了它的政治文化內涵。那麼，梁思成所說的“儲安平不過是重複羅隆基的話”，該是恰當的了。這個與羅隆基同為清華校友的梁思成，既沒有造謠，也沒有說錯。

從１９２９年即在吳淞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與羅隆基共事、有着中共黨員身分的周新民揭發的是羅隆基堅持“中間路線”的罪行。由於周新民是法學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所以，他的揭發是切中命脈。

他說羅隆基在建國前，曾為張瀾起草一信給沈鈞儒、朱蘊山、章伯鈞、周鯨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發表文件響應中共“５１”號召的時候，要留意兩點：（一）“積極標明民盟一貫政策為‘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並說明此項政策，至今未變，但和平團結之路線，必為政治協商，而民主統一之保障，必為聯合政府”。（二）“強調說明民盟為獨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團體，堅守政綱政策，絕對獨立，明辨是非曲直，決非中立”。

周新民揭發的另一項內容，是關於（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０年１月，民盟開４中全會擴大會議時，章羅兩派為爭奪領導權而僵持一個多月的事情。這事，民盟中央的人曉得個表皮，但經他的陳述，其內質得以顯現。周新民說：“這次全會，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但是他們鑑於大勢所趨，又不敢公開反對，乃借人事安排鬧得４中全會開了一個多月，無法閉幕。羅隆基、張東蓀、潘光旦、范朴齋等４人曾請求周恩來出來幫助和指導。周總理接受他們的請求，約定沈老（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以及其他負責同志於某一日晚間，到國務院西花廳商談，沈老和其他負責同志均準時到會。等到深夜１２點鐘，羅隆基和張東蓀仍拒絕不來，四處打電話催促，羅、張始寫一信派范朴齋送來。經周總理嚴厲批評，范朴齋又倉皇奔回，報告羅、張，到了深夜一點多鐘，羅隆基、張東蓀才狼狽而來。”後由毛澤東親自出面，雙方遂達成妥協 ——盟章上從此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對盟章總綱里是否寫入“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語，精通政治學和法學的羅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識和政治概念裡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一個政黨的領導。事後，他遺憾地說：“盟章有了這樣一條，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 而那時的父親，正跟中共並肩作戰，親密無間。眼前的現實，使他難以認識到“接受黨的領導”的深遠意義。

這裡，我又聯想起與此相類似的另一件事：羅隆基一直很想參加新中國修改憲法的工作，特別是想修改憲法裡的總則部分。（１９）５６年他曾對別人講，現在中國的這部憲法仍是一個各黨派擬定的“共同綱領”，實在不象一部法。這也是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絕無動用憲法去確認一個具體政治黨派之領導地位的先例和規矩。在這方面，父親的覺悟要晚些。他是從事事必須請示統戰部、交叉黨員過多、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等行為與現象中，才懂得什麼叫“接受黨的領導”，並認識其理論荒謬。幸虧羅隆基死得早，沒瞧見毛澤東用黨章來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則，他那張嘴，不知還要說出些什麼難聽的話來。

第３個發言的，是費孝通。他必須要站出來揭發批判。因為（１９）５６年羅隆基３次在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的發言稿里所談知識份子問題，曾向費孝通徵求意見；費孝通所寫《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也深受羅隆基觀點的影響。所以，用費孝通的話來說：“在民盟批判會上的揭批，既是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檢查，也是對羅隆基陰謀的見證”。

費孝通氣憤地說羅隆基：“做的３次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發言，是公開挑撥知識份子和黨的關係，拉攏落後知識份子，宣傳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針，煽動反黨情緒，而且發出向党進攻的號令。”

羅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樣一個莊嚴的會場上大談特談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始終認為新政權存在着一個如何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對待高級知識份子的問題。他說，當前知識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鳴”，是心存顧慮。顧慮有二：一為政治顧慮，一為業務顧慮。是種種顧慮使得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的潛能沒有發揮，個別留學生甚至在 “拉板車和擺煙攤”。其原因既來自“黨對他們的使用和待遇不當”，也由於“三反、五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的偏差”。於是，羅隆基提出了一個“黨和非黨關係問題”的概念，並認為解決中國的知識份子問題，就是解決黨和非黨的關係問題。要消除兩者間的隔膜，關鍵在於“黨員幹部怎樣來改進領導方法”。

羅隆基這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從回國就在大學任教，在清華大學、光華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都開課。熱情高漲的他既用筆、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國學到的西方國家關於民主憲政的一整套理論及行為模式，帶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給年輕的學子。建國後，羅隆基做了官，不再當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很快發現了問題，對留美歸來，在北大任教務長的化學教授曾昭掄說：“高校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是教條主義。政府不應該強迫教授去學俄文。對於院系調整許多大學教授都反對，只是沒有辦法才服從，他們心裡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會上，曾昭掄把羅隆基的這個談話作為他反對共產黨文教政策的言論揭發出來，並聲明：“據我所知，與羅所說的相反，１９５２年以後，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對院系調整是真誠擁護的。政府行政部門只是鼓勵教師學俄文，並沒有強迫任何人學。”

其實，民盟的人都知道這個曾國藩的五世孫與羅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須站出來，說出點東西才行。

繼曾昭掄發言的是盟員趙文璧，他頗得羅隆基的信任，被羅從上海調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開始的時候，趙文璧對羅隆基是有幾分同情的，曾勸他主動交代的，在聽了羅隆基傷感地說到“１０年的親密朋友浦熙修當面絕交，八年秘書邵雲慈寫信檢舉，還有孫平毅秘書在民盟整風會上也聲色俱厲駁斥我”的時候，也是悲哀難咽，不覺淚下。而此刻面對這樣一個批判會，他也不得不加入檢舉者的行列了。因為惟有實實在在的揭發檢舉，才有可能使自己逃離惡浪狂濤，不致滅頂。

趙文璧的檢舉揭發的內容分７大類，共５２條。一類是羅隆基的近期反動言論，如他說：“胡風問題搞錯了，得罪了３００萬知識份子，使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一類是羅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黨行為，比如當部長上班第１天，便講：“在行政單位，是以政為首的，不是以黨為中心的，黨必須服從政”。再一類是關於“無形組織”繼續往來的記錄，均有文字為憑。還有一類是有關羅隆基的品質問題，如說羅隆基是“無錢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藥生意”，“托梅（梅貽琦）夫人由重慶帶藥”……等等。

羅隆基對趙文璧的發言，可謂印象深刻。因為在幾年後，他對父親談起反右批判會的情形，總說：“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這其中所指“記性好”的人，便有羅列５２條罪狀的趙文璧。

羅隆基與民盟主席張瀾的關係一向不錯，現在一些報刊發表羅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１９）４９年５月２人在上海的合影。他倆身着長衫，面帶微笑，悠然的神態與融洽的關係，在洋樓與松柏的映襯下，是那樣地生動。羅隆基非常珍視和喜歡這張照片，因為它記載着（１９）４７年冬民盟被蔣介石宣布非法後，羅隆基同張瀾共患難的歲月滄桑。（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請張瀾和羅隆基同赴解放區的。張瀾患有口吃症，所以對外工作，如接見新聞記者和外國記者，都十分倚重羅隆基。了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讓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出場，則顯得很有必要。而呂光光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挾、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的罪行。”控訴之前，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他“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秘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我的事實，揭發出來。”

浦熙修⑽是與羅隆基同居１０載的女友。她是拿着《羅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為題目的發言稿，最後一個登台的。她的揭發，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浦熙修說：“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斗。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於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證明羅隆基的這種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羅隆基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她穿着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看探視。羅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知怒從何起。批判會上，浦熙修找到了“怒從何起”的由來，她說：“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熙修又講了個蔣介石觀劇（曹禺話劇《蛻變》）看到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的故事。她把兩者並列在一起，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對共產黨有着深刻的階級仇恨。”

為什麼說羅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護士王愛蘭的例子做實證。虐待的起因是羅丟了２００元錢，懷疑是王所為，王不承認，便大發脾氣，後羅隆基又藉故說王偷看《參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脅。事後查清，偷錢者為勤務員。王愛蘭要求羅隆基寫張個人行為清白的證明信，以便另謀生路，羅卻置之不理。——王愛蘭是個勞動者，羅隆基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跟着，浦熙修又敘述了另一件事情，即（１９）４８年７月南京《新民報》停刊的時候，羅隆基在療養院揮汗如雨整３日，幫助報業女老闆鄧季惺向國民黨寫萬言哀訴書；（１９）４９年６月羅隆基剛到北京不久，又幫助鄧季惺寫向人民悔罪的檢討書，以求過關繼續辦報當老闆。—— 老闆鄧季惺是個有產者，羅隆基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

“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羅隆基不是一隻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麼呢？”浦熙修大聲質問坐在台下的羅隆基。

羅隆基把頭扭到了一邊，眼睛盯着窗外。

羅隆基的傲慢點燃了浦熙修心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繼續揭發，說：“羅隆基解放後對於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而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聽到這樣的揭發內容，羅隆基全身冰涼，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張紙或一片葉，被暴風雨隨意吹打。

發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進入了情感狀態。她說：“周恩來在人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份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墮落為右派份子羅隆基的俘虜，感謝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清醒了我的頭腦，我願意痛改前非，照着周總理的話去做。但周總理談話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當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認識了羅隆基的醜惡面目，揭露了羅隆基的罪惡行為的時候，我的精神就覺得輕鬆而愉快些。”

由於羅隆基曾說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須用事實對“親密朋友關係”做出一個否定。她聲淚俱下，說：“象狼一樣的羅隆基毫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１９４９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後，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１９５０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父親讀罷這篇發言，對母親說：“無論是出於解脫自己，還是真的以為努生反動，看來，浦熙修是下決心要和老羅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