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學要感謝妓女,諾貝爾文學獎也要感謝妓女,是妓女給了作家生活的樂趣和創作的源泉,使其作品一夜而成“世界名著”,使其本人雞犬升天為“世界文學大師”。所以,凡有心成為作家或已成為作家而復想使本人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連帶自己也成為“世界文學大師”的,請馬上丟掉正讀的書、正寫的文,直奔妓女(當然,女准作家或作家們要奔妓男)可也,因為這是謀取成功的終南捷徑!
筆者得出以上結論,並非心血來潮,也不是親身實踐而成,而實在是被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作家奈保爾點化的。10月31日,也即瑞典文學院宣布奈保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20天,奈保爾就對新聞界發表演講,表示了對自己經常光顧的妓女們的感謝之情。他說:“她們給予我安慰,我知道,當我需要時她們樂意效勞。”他還強調,妓女“給我以生活中別處無法尋得的性慰籍”。
作為“後殖民時代的游牧作家”,奈保爾的社會文化背景頗為複雜。他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上的印度人後裔,懷着一種文化尋根的心理,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了一生中不間斷的旅行。與不停的行走相應,其著名作品也在行走中完成了,諸如《在自由的國度》《河灣》等。筆者以為,奈保爾的這套感謝妓女的“葵花寶典”,也應是他行走中的收穫。要知道,雖說“紅袖添香夜讀書”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閱讀心理,但文化是可以相通的,誰敢保證奈保爾沒有“紅袖添香夜著書”的創作習慣?尤其是在他長時間的寂寞旅途中,和婚姻發生危機,而力比多與腎上腺激素又特別充裕時。
其實,說到只有靠“紅袖添香”才能讀好書、著好書的習慣,又何止一個英國人奈保爾呢?考之古今中國作家的行跡,可知文學要感謝“添香”的“紅袖”(自然包括“妓女”)們,是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共性的。朝遠了說,唐朝就有以八十老朽之軀,偏偏喜納二八女郎度春宵的香山居士白居易;而曾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名世的宋代理學大家洛陽二程兄弟,也曾涉足煙花柳巷,大吃小阿嬌們的口紅與胭脂。朝近了說,當下不就有宣稱“用身體寫作”“取精液當墨水”的某些美女及流氓作家嗎?
我們知道,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而崇奉歡喜佛(其塑像為種種男女交合圖)的密宗正是佛教之一種。以奈保爾的言行來看,他是否尋來尋去,最後竟將自己文化之根落到了歡喜佛上?果真如此,那麼,他的“我感謝妓女”的言行也就有理論的根據和文化的因緣了。而今,奈保爾公然向世人宣布,他的獲諾獎應感謝妓女,可見,他確為密宗的忠誠信徒了!而今年的諾獎評價方案,更是以是否歡喜佛者為準了?
如此說來,筆者真不知道當12月10日到來時,到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參加盛大頒獎典禮時的奈保爾,是否會左擁右抱着他心愛的妓女們出席,並且是否會用這樣的開頭發表他的獲獎致辭:“親愛的妓女們……”如果真是這樣,那可真會喜煞天下的妓女,而從今以後,她們在床頭供奉的偶像,除中國式的祖師爺管仲和白眉神外,肯定還有一個國際標準的奈保爾。至於准作家或作家們是否也會追風而上,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