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得實際點兒（上）

　　“文革”那年我該高三畢業。那時同學們都積極參加運動，組織紅衛兵。可我出身不怎麼樣，是“職員”（當年頭出身的劃定：“解放”－－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父母是幹什麼的），那時我爸是個大學助教，自然是“職員”。可他後來是教授啊，還是民主黨派“民盟”在北京分部的一個什麼委員呢。我在填寫出身時，總要在後面加個括號，裡面寫上“高知”，意思是“高級知識分子”。可當時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還是不要我。嗨，那會兒出身講究“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下中農和城市貧民。不說這些了，反正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懂。

　　我得多委屈呀！自己從小立志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百分之百地相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定在全世界勝利，並決心貢獻自己的一切給黨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可是竟然得不到別人的信任！別笑，你根本沒從那個時代過來，當初像我這樣出身不是“紅五類”的人誰不這麼想？

　　那我也得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讓我參加紅衛兵，我們幾個不是“紅五類”出身的組織“革命造反團”。你說“打倒劉少奇”，我比你更革命，更左，咱“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再踏上一萬隻腳”。等你“踏上一萬隻腳”啦，我就“踏上億萬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油炸劉少狗”，還要“清蒸朱德的豬頭”。我當時揣測“上邊”支持我們這麼幹。我當時鬧騰得可以，自封“作戰部部長”。

　　後來號召“上山下鄉”了，我主動報名去了內蒙古插隊落戶。到那裡我們插隊知青就介入了當地運動。那時內蒙正在整“內蒙人民革命黨”，搞“挖肅”。我提議根據“上面”的精神，支持當地革命造反派，進一步發動群眾，把“挖肅內人黨”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屯子裡當時還真的是兩派，一派要整“內人黨”，另一派當然是反對。那反對者必定是“內人黨”！

　　插隊知青點不是所有人都想介入當地運動的，“逍遙派”占多數。但咱得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呀。我和另外兩個知青組織當地造反派搞“挖肅”，凡是被揭發出來的“內人黨”或同情“內人黨”的壞份子統統審問。夜裡我們和造反派老鄉們通宵審，不說就打！那幫傢伙，一個個都是苦苦哀求，一口一個“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呀”。不說，咱上去就是一頓老拳，聽到“吱哇”的慘叫，這心裡還真有些快意。忽然，有個挨打的老傢伙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一聽就急了，“毛主席萬歲”是你喊的嗎？越發地下手恨打。那老傢伙竟然昏了過去。這時我才覺出自己也渾身發抖，滿頭是汗。

　　可風雲突變！忽然“上邊”宣布，“挖肅內人黨”擴大化了。立刻，被鬥爭的成了我們這一派人。我和同夥的兩個知青被弄到縣裡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認真反省，每天沒完沒了地寫檢查。當時心裡真是委屈，“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一遍遍默默地唱。後來知道，上“學習班”真是萬幸，屯子裡和我們這一派的老鄉天天夜裡都被批鬥，白天干最重的農活。

　　“學習班”結束後，回到屯子裡就聽說生產隊正鬧分家。原來整“內人黨”的那派要遷走，因為他們現在又“受壓”了。我本來想跟着他們一起去新建點兒去的，後來才知道，他們這一派人實際上和另一派不是一個姓。讓我解釋得清楚些。早先這個屯子的人都姓郭，後來漸漸地來了些外姓人遷入。外姓人當然受原來屯子裡那幫姓郭的欺負，“文革”中一整“內人黨”，外姓人抱成團乘機整姓郭的人們。現在“整肅”擴大化，人家又翻過來，外姓人頓時呆不下去了，於是便遷居，生產隊就分了家。弄了半天，人家的爭鬥是外姓人和姓郭的宗族之間的恩怨。你說我一個知青跟着瞎攪和什麼呀？這肯定不是“上邊”需要的那種“革命”。真是失望。我沒跟着去新建點兒，而是轉到另外一個屯子插隊。

　　接下來幾年的日子除了單調、苦悶，還是單調、苦悶。說實話，只要有希望，苦和累又算什麼呢？轉去的知青點兒我誰也不認識，知青之間關係也不好，彼此都很冷淡。我覺得每一天都那麼極其漫長，那麼無望，簡直就象在服無期徒刑。被拋棄的感覺占據了我所有的心胸。想到這兒我就痛苦。

　　事情後來又了轉機，我的一個堂姐當年嫁給個解放軍“四野”的軍官。這老頭兒轉業到河南省一個地區當了革委會副主任。堂姐寫信給我那個高知的老爹，說這下可好了，炳梁可以轉到他丈夫那個地區去插隊，然後走後門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

　　喜出望外，喜出望外！我原來怎麼就不知道這麼個關係呢？可你猜我老爹怎麼說？“我一個需要改造的、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怕連累了他們呀。所有避免和他們來往。”你明白這意思嗎？就是說，他的侄女和侄女婿都是革命部隊上的人，如果他這個“需要改造的、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總和革命隊伍上的人來往，怕有人說三道四，影響不好。罷了，他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可他對我要去走後門很憂慮。“還是不要轉到河南去吧。走後門是不正之風。”哎，我度日如年，顧不了那麼許多了。說辦就辦，我立刻從內蒙轉到了河南。

　　記得我是冬天轉過去的。到了夏天，我插隊的公社就開始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我堂姐是非常能幹之人，她告訴我，“一切事情上上下下我都給你疏通好了，你就等着錄取通知書吧。”

　　我報的是北京的大學，北京出來的，當然希望回去。那陣子我是又興奮又緊張，翹首以待那張立刻改變我命運的上學通知。但大學錄取通知書下來竟然不是我，而是生產隊支部書記的兒子！我極其震驚，不但我，姐夫和姐姐都非常意外。怎麼回事呀？！姐夫以地區革委會的身份去去招生辦公室尋問。人家說，公社根本就沒推薦我。怎麼回事呀？！姐夫坐着吉普車直奔我所在的公社興師問罪。人家不慌不忙，把一頁筆記本的紙給這老頭兒看。那是我的一頁日記，上面寫着我對走後門的想法。大意是誰有本事誰就可以走後門，社會就是這樣，有權就得用。

　　我姐夫當時就含糊了。當時“上面”正狠批走後門呢，他怎麼敢再頂風上？原來人家公社的人早就捏着我的把柄了。但人家秘而不宣，悄悄地把自己想讓上大學的人－－我所在大隊支部書記的兒子，選送上了大學。他們之間什麼交易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如墜冰窖。糊塗呀！我丟了篇日子怎麼都不知道？那個支部書記的兒子，那個僅僅初中畢業的農村後生，他怎麼就這麼詭詐，這麼陰險？竟然趁我不在偷看我的日記，還撕去一頁作為物證。

　　姐夫直接來到我住的地方，說接我去地區住幾天散散心。他一說“今年上大學不成了。明年再說吧”，我這眼淚就流下來來。到了他家，老頭兒叫我到他屋子裡去，陰着個臉，半天才開口，“你以後不要寫日記了。”我當時又哭，二十好幾的人嚎啕大哭。堂姐不住地抱怨我，姐夫聽不下去，說：“事情已經這樣了，咱們以後再想辦法嘛。”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寫日記了。當然，第二年我被“推薦”上了大學。我沒敢再報北京的院校，報了個河南省的，還是農大。我真怕誰又眼氣，告我一傢伙。咱這是走後門，心虛呀。

　　可上農大又上出麻煩來了。等畢業時，按當時的規定叫“社來社去”。意思是你是從農村來的，還得回農村去。回農村？那我上大學幹什麼。又是姐夫想辦法，把六神無主的我通過關係安排在省城的政府機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