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時事令人眼花繚亂，讓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76年10月，喬冠華最後一次參加聯合國大會，回北京前，他叫我去他房間，只說了一句話︰“我和你媽媽可能會有點問題。我給你打個預防針，你得有點思想準備。”

　　我大概知道他們政治上出事了，但是我當時15歲，又在美國待了三年，對國內的政治已經非常生疏。我不知道如果他們出事，我會怎麼樣？更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準備。我只是感覺一個巨大的、無形的榔頭在我腦袋上面，隨時可以掉下來把我砸死。

　　“這對你意味著什麼？”他問我。

　　“我不知道。”我只能這麼說。

　　過了幾個月，聯合國中國代表團打電話過來，說要接所有孩子回代表團“學習”。

　　“不是每兩周回去學習嗎？”Tony 問我，“為什麼周四把你們叫回去？”

　　“我不知道。”我還是只有這麼一個回答。

　　Tony不能接受這些，他比我想得更多，他直接給中國代表團打電話，要求跟我們的主管講話。我只是呆呆地看著他打電話，知道我的生活將發生巨大的變化。Tony 掛了電話以後告訴我，代表團說在美國學習的所有小孩都要被送回中國，應該不只我一個。但是，Tony 還是請了假，周四下午陪我一起去見了代表團。我記得當我的主管告訴他，我過幾天就要回國了，Tony怒了，他拍桌子說︰“你們以為我們是什麼？你們以為這些孩子是什麼？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晃已經是我們家的人了。她不能說走就走。”這時候我的主管走出房間，叫我去勸Tony。

　　“你願意留下來嗎？”Tony特別小聲地問我。

　　“留在哪裡？”我問。其實我心裡清楚他在說什麼。

　　“留在美國，我能養你。”Tony更小聲地說。

　　“不要。我回去。”我很堅決地說。

　　“為什麼？你知道你回去他們會怎麼處理你嗎？”

　　“不知道。但是我不回去，我媽媽會很麻煩。”我當時只覺得我不能“叛國”。如果喬冠華和章含之除了是“四人幫爪牙”還有個“叛國”的後代，就再也什麼都說不清楚了。

　　之後，在代表團的陪同下，我最後一次回到Tony家，收拾東西，和全家人說再見。

　　和我一起留學的三個小同學和我一樣半途退學，上了同一班飛機經巴黎回北京。

　　回到史家胡同，我住在車庫旁邊的小房間。我當時覺得我的待遇比“文革”時我見過的“黑五類”子女要好多了。我見過一次媽媽，她被關在外交部大樓的一個閣子間裡面，那時候不叫“雙規”，叫隔離審查。也見過一次喬冠華，他還在史家胡同後院住，但是有一個12人組成的工作組看著他。喬冠華看見我的時候只是拍了拍我的腦袋，什麼話都沒說。後來我才知道就在那天過了不久，他把眼鏡砸了，企圖用碎鏡片割自己的手腕自殺。

　　下一次再看到喬冠華和我媽媽，是在工體外交部的“喬章批鬥會”上，他們給我留了很好的位子，保證我都能看得清楚。批鬥會是在下午，晚上有馬戲演出，狗熊走的圓型木頭台已經搭好了。我看見喬冠華和媽媽像狗熊一樣被帶進場，全場立刻高呼口號︰“打倒四人幫爪牙喬冠華！打倒章含之！”我的老師嘴角帶著一絲微笑地盯著我。我傻了，我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就是再打一百次預防針，我也不會對這個場面有合適的思想準備。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很久不想這件事情了。就是跟別人說起來，我也感覺似乎在說書，講的事情都發生在別人身上。我已經沒感覺了。但是，我很清楚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課，它塑造了我的性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上周，我不由想起薄瓜瓜。他爸爸會給他打預防針嗎？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他身邊的美國人會勸他留在美國嗎？他會留下嗎？那些勢利眼的美國大學還會繼續給他全額獎學金嗎？

　　至少，不會有批鬥大會了。這也算進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