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教授跟譚嗣同的主張完全一樣，即在中國實行西方制度。但事發之後，譚說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者，請自我始，拒絕流亡。而且留有一首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方則在緊要關頭，選擇了避入美國大使館，然後流亡美國。

經過大約一百年，中國改革人士對國家體制的認識沒有改變，宣傳的辦法也沒什麼變化。但是善後處理有了很大的不同。從選擇留變成了選擇去。

譚和方之後，又有王立軍逃入使館，和薄熙來公布政治主張之後，從容走上政治斷頭台。去和留是政治上永遠的問題。如何證明你的主張？如果你宣傳一個主張，卻不肯為它付出，人們如何相信你？

魯迅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有'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不論方教授的主張是否正確。他不會成為魯迅定義的中國脊梁的一部分。因為，他沒像譚嗣同和薄熙來那樣，在“去留”這兩個選擇中選擇“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