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血犧牲，到底為了什麼？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7日15:44:4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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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潛伏》，想像着每一個角色的生命背後真實的投射，想得眼睛發酸，心裡發冷。我慶幸我看完了全劇，看到了全劇最有力量的鏡頭：翠平抱着幼弱的娃兒，站在山口，望眼欲穿地眺望綿延群山，空無一人的山路；而余則成再次奉命在台灣成婚時，臉上無聲滑落的淚水
老高按：近十年我看過的最好的電視連續劇，無疑得數孫紅雷和姚晨主演的《潛伏》。許多電視劇，我看三集兩集、看五集八集就丟到了一遍，雖然認為它們不無可取，但我竟毫無看下去的興趣。但這一部《潛伏》不同，我居然一直看到了結尾。慶幸啊，結尾讓我心靈震撼！ 這部電視連續劇，我只看了一遍，但是結尾，我看了何止三遍五遍，為之潸然淚下。這個結尾，極大地擴展和升華了《潛伏》的主旨內涵，使這部電視連續劇，不再是觀眾看五集八集所感受、所以為的那樣了，甚至可以說，它的結尾，顛覆了前面99％的鏡頭和情節，讓人們深思近百年的世事滄桑和無數人的人生宿命…… 正因為如此，當我讀到范銘的文章《尋找朱楓——半個世紀前的潛伏者》時，尤其是文中寫到《潛伏》結尾的一段話，讓我將他（她）引為知音—— 我曾在深夜數遍地重溫《潛伏》，看着天花板，想像每一個角色的生命背後真實的投射，經常想得眼睛發酸或心裡發冷。全劇裡面最有力量的鏡頭，一個是翠平抱着幼弱的娃兒，站在山口，望眼欲穿地眺望着遠處綿延而空無一人的山路；一個是余則成再次奉命在台灣成婚時，臉上無聲滑落的淚水。 我之所以感動，是因為我知道，這部電視連續劇雖然是虛構作品，很多真實故事卻就是這樣上映過。下面的這一個，央視著名記者柴靜採訪追蹤過、范銘講述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文中的女主人公朱楓，接受黨組織委派去台灣與高級將領接觸，獲取極為機密的軍事情報，最後犧牲。而她的丈夫、孩子，在中國大陸，卻遭受了無窮無盡的折磨和壓抑。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無疑，她最終能被認定為可歌可泣的英雄。但我想追問的，就是本文標題這句話： ——流血犧牲，到底為了什麼？ 昨天我採訪一位研究潘漢年的學者，也談到潘漢年領導下的許多中共地下工作者，袁殊，關露……他們後來的命運，都極為悲慘。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地說：“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 尋找朱楓——半個世紀前的潛伏者 范銘，作者博客
  1. “問題處理得不好，你我都苦了好幾年。我在不能排遣的時候也會放懷痛飲，以致釀成胃潰瘍，直待出血之後，才完全戒飲。……” “你問我，將以什麼樣的態度對你，現在我回答你，我將以最好的態度對你。” 這是朱楓臨去台灣潛伏前給她丈夫朱曉光寫的信，提到的“問題”指的是她長期地下工作與丈夫分離，他們的情感曾因有第三人的出現而令雙方都備受折磨。但當她寫下後面這句時，他們顯然已經度過了婚姻的危機，她的字句里充滿了苦澀之後重新燃起的愛意與對新生活的期待。 丈夫朱曉光在回信中說：“我們的後半生該有了快樂。” 然後她拍了一張坐在藤椅中淺淺微笑的照片回贈，在照片背面是她娟秀的字跡：她已深深地體驗着“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很多時候，我會希望歷史就定格在這一秒。此時，她46歲，她丈夫朱曉光35歲。如果再往前倒，會發現他和她的結合曾面臨巨大的世俗壓力。他是她前夫的遠方外甥，在輩份上，要管她叫舅媽。兩個年齡和輩份都不相宜的青年在抗日戰爭爆發的亂世中投奔了共同的事業，經歷了生死營救的磨難、感情的分合，即將迎來來之不易的解放和團聚。如果再往後倒，她很快就要收到組織委派，去往台灣與高級將領接觸，獲取極為機密的軍事情報，她將在臨行前經歷猶豫和痛苦，但請示組織後，組織說“可將個人願望如實向組織說明，但最後還應服從組織決定”，她最終成功完成任務，但在返回途中因叛徒出賣而被捕槍決。照這張照片時，距離她生命的終點已不過數月。 我曾在深夜數遍地重溫《潛伏》，看着天花板，想像每一個角色的生命背後真實的投射，經常想得眼睛發酸或心裡發冷。全劇裡面最有力量的鏡頭，一個是翠平抱着幼弱的娃兒，站在山口，望眼欲穿地眺望着遠處綿延而空無一人的山路；一個是余則成再次奉命在台灣成婚時，臉上無聲滑落的淚水。 朱楓，我想問你，臨去台灣前的那一夜，你在想什麼？ 2 去年七月，柴靜和編導王映潼、攝像焦陽，去往舟山拍攝《尋找朱楓——半個世紀前的潛伏者》，他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和檔案，走訪了朱楓的兒女、重回了朱楓少女時代的紅色繡樓，翻閱了她與丈夫和親人的通信，詢問了朱楓被抓捕時的見證者、也拜祭了朱楓在明孝陵山頂的衣冠冢…… 朱楓到底是誰？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她在那個特殊的大時代裡如何選擇獨立自決的命運？她為她內心的忠誠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對她的追問，長久地盤旋在我們的內心。 龍應台在《一個主席的三鞠躬》裡，寫到馬英九在2005年如何以黨主席身份向台灣上世紀50年代前後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受難者家屬鞠躬致歉，在文中，她回憶了許多在她童年記憶中突然失蹤的人，許多在那句著名的“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口號里，被懷疑、被舉報、被清洗，被消失的人。在這個段落的末尾，她筆鋒一轉，寫道，“當然，還有真正的‘匪諜’，譬如朱諶之，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後一刻。” 她文中的朱諶之，就是朱楓。 朱楓確實是有真信仰的，為了支持革命，她數次變賣家產，包括收藏的字畫和手上的戒指。女兒對她最深的印象就是慷慨，“從來不吝嗇錢，把錢都捐出來，都給這個團體，給那個，就這樣。” 為了隱匿身份，她讓唯一的兒子住在繼女家中，長期管自己叫外婆。她不讓女兒隨便把朋友帶回家，因為她深知地下工作的形勢險惡、怕女兒不能鑑別。她為了營救丈夫，曾經三次喬裝成闊太深入上饒集中營，她也曾在刑訊導致的腿傷未愈時，爬入日軍封鎖的“新知”書店，就為拿出革命所需要的物資。她是那種大膽、潑辣、有急智的女性。女兒日後在得知母親犧牲的消息時並不覺得驚訝，“我覺得她時時刻刻都有這個可能性”。 為了幫助組織完成任務，她去往台灣，借住在前夫女兒阿菊的家中，而更大歷史的巧合則在於，阿菊是國民黨的特工，而朱楓作為共產黨的特工，與繼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對此阿菊在朱被捕前一無所知。 因為尋找朱楓遺骸而無意中發現此事的台灣學者秦風后來回憶說，“信仰至高無上，到底至高無上到什麼程度，到底要高到什麼層次，才能夠讓你有一個決心，能夠犧牲到你最淳樸人性中的那種基本關係？”朱楓的兒子說，她的內心肯定是有過不安的，但她“必須克服，這些基本人性中可能產生的傷害跟殘忍那一面”。 阿菊在朱楓案發後，沒有去領取繼母朱楓的遺骸，60年後，她對於前去尋找遺骸的秦風說：“朱楓是共匪。”可見兩岸的隔閡在阿菊心中烙印之深。
  堅定如朱楓，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場運動中，她也被質疑曾經叛變，甚至有人說她沒死，變成了國民黨的特務，還有人聲稱“看見”她返回了國內……朱曉光也受到很多衝擊，挨打挨整，剃陰陽頭，在寒冬臘月雙手綁高，“坐飛機”挨斗。兒子朱明唯一堅持的，是每年自己在家中，暗暗地保持着對母親的祭奠。 柴靜：那你心裡不覺得委屈嗎？ 朱明：委屈。 柴靜：你父親呢？付出了這麼多…… 朱明：不是感覺委屈，就是不相信，就我們每年紀念的是實際上是，表示一種抗爭吧。 朱楓的丈夫朱曉光雖然後來另娶，但他始終忘不了朱楓和他的患難感情。上饒集中營一共關過三千多人，成功脫逃的也就58人，如果不是朱楓三次冒死探營，朱曉光也許很難活到今天。為此，朱曉光一直說，朱楓，是他這一生的“護法韋陀”。晚年時，他曾一張一張悉心收藏整理朱楓的照片，他還專門請了新華書店的一個畫匠，把兩人與一雙兒女四個的照片拼在一起，組成了一張現實中從未存在過的全家福。 1949年10月，去台灣一個月前，朱楓在香港時，曾在寄給丈夫和兒女的信中寫道：“我常想念你們，只要腦子一有空，無論在船上、車裡，或在夜深人靜時，都念念不已……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 4 2000年，秦風在編輯《二十世紀台灣》畫冊時，偶然在一家報社檔案室里發現一個“軍事新聞社”的袋子，上面印着“匪偽”的字樣，裡面就有很多因為血腥和政治原因，未曾向外界披露過的照片，包括朱楓被判決和赴刑場的兩張。 當時，龍應台是當時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長，秦風希望能夠說服她以“文化局”的名義在台灣辦一個展覽。他曾經是中國時報的記者，與龍有些私交，但他說，他去找她，不是作為“同事”，也不是作為“部下”，而是以獨立文化人的身份。他說他很清楚，“龍應台並不需要說服，她需要說服的，唯有她自己，不在於知識層面的考慮，而在於她是文化局長，這個角色上來做這個事情，會有政治的效應。所以她的考慮是作為一個官員的考慮，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考慮，如果作為知識分子，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對於展覽，龍應台是贊成的，但辦展覽需要經費，“只有老闆馬英九有錢”，於是龍應台安排秦風去見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馬英九，給他看這些照片。秦風說，他看慣了各種首長去看歷史展覽時耳朵閒掛着，眼睛飄來飄去、走馬觀花的樣子，“到底有沒有興趣，天曉得”，但馬英九在他看來，是在“真的在觀賞”，他看完照片跟人的討論“不是一個首長裝出來的興趣，是他真的對那個事情有熱情”。 最終，馬英九動用了只有首長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動用的第二儲備金，決定辦這個展覽。對此，秦風評價他是“大智若愚”。“有時候他感覺他傻乎乎的，你感覺不出他是像一個智者，一個勇者……你感覺這個人好像就是有點傻氣，然後沒想太多，是這種感覺……一個看起來很不聰明的決定，實際上事後看是充滿着智慧。”但這樣的決定，在當時的台灣，無疑會備受爭議。秦風說，馬英九最大的優點，是“善於挨罵”，“當你碰到兩個政治的領導人，罵其中一個人的時候，他就一副欣欣然，傻乎乎的，也不知道怎麼回應，甚至有點慌張。那麼你在罵另外一個領導人的時候，那個領導人是能幹的，然後他很嚴肅地回看你一眼，讓你全身發毛，那後來你在投票的一剎那，你會覺得還是投那個傻乎乎，比較可靠一點的，這是民主的文化。” 但無論如何，兩岸曾經的對立和仇怨，必然會給這次展覽帶來憤怒和不解的聲音。有人希望能移除一些照片，有人在留言本上偷偷寫上辱罵的話，也有人怒不可遏地想把場地砸了，更有人當面質問秦風，問得非常直接：“如果他們成功，我們失敗的話，那我們的下場是什麼？” 柴靜問：“那你怎麼回答？” 秦風說：“我說當然你可以不斷的責怪彼此，你不斷地埋怨彼此，永遠責怪不完的，那麼我請問你，你只會不斷地陷入那個深淵之外，只會無形中強化中國人政治文化殘忍陰暗的一面，你有沒有一個擺脫的方法，你有沒有可能再從那個點上找到一個共同的未來？” 5 最終，2000年8月25日，秦風的老照片展覽在當年槍決政治犯的馬場町開幕，被命名為《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展覽中，按照龍應台的建議，展覽仿照德國的方式，用黑布遮住了照片中死者的遺容，供想祭奠的人掀開紀念，也同時對死者表示最後的尊重。這是台北第一次以這種方式，來反思一場半個世紀前的政治殺戮。 秦風對我們說，“兩個曾經敵對的黨派，過去有這麼深的仇怨，如果其中一個黨能夠首先站出來說，對不起，當年我不應該這樣對你，如果其中有一個黨能夠有勇氣站出來說這個話，你知道這個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有多少深遠的影響，你會有一個新的起點。當你跨出一步的時候，那個時代的風向，已經存在這個土壤了，就因為你的某種做法，它會轉變更快。” 十年之後，秦風回顧這場展覽時，用三句話總結了他的思考：“應當對過去，採取一種更寬廣的心胸；對異己，有一種更包容的態度，對時代曾經有過的悲劇，抱着一種更慈悲的心。” 我忍不住想起胡適說的，“容忍比自由重要”，“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 朱楓去世後，因為遺骨在台灣，家人只得收起她的衣物，在明孝陵的山坡上，尋到一顆最高、最直、最雄偉的大樹，將她的衣物葬於樹下。柴靜在樹下曾有過一段串場： “朱楓就被葬在這棵無名的樹下，人們一直在追尋她，但是就像台灣的秦風所說，我尋找他並不僅僅是為了尋找他的遺骸，而是嘗試回答很多中國人內心的疑問，就是流血是為了什麼？他說今天我們才發現，流血不是為了仇恨，這不是那些流血的人的願望，他們願望的是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什麼？朱楓的照片在台灣展出的時候，有一位讀者用筆在留言當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希望歷史的悲劇永不重演，恐懼永遠消失，這是那些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讓下一代生活的更好的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6 我記得無數次看到帶有歷史揭秘性質的紀錄片，都會聽到一個熟悉的男低音，用一種熟悉的語調，念出一句熟悉的台詞：“這是一段塵封的往事”……我以往每每聽到這裡，都會大罵文案舊朽，但今天，當心中浮現起“塵封”這二個字時，反而異常安靜，仿佛因為歲月而逐漸悟到了這個詞的無奈與深意，仿佛突然明了，“塵封”是這世上多麼重的一種封……它要牢牢封住的，有時是事實，有時，是對事實的認知…… 灰塵積得那麼厚是有理由的，四兩撥得了千斤，卻未必撥得了塵埃。 朱楓的骨灰，在台灣停留了六十年，我們的節目從製作到播出，間隔了八個多月，思考依然無法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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