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讓我想起他的老鄉,真的和他老“像”的任叔叔來。
85年,上海85醫院。爸爸生病住院的時候。我認識了一位文學叔叔。他和莫言是老鄉,也是同行,一個師級文職專業作家。 我自從和文學青年,那個電視主持有一面之交後,對文人就戴上了“有色眼鏡”。任叔叔請我爸爸講地下游擊隊的故事,講土改,講文革。可能是爸爸比較寡言,他又轉移目的地,找到我的姐姐,讓姐姐給他“講故事”。還真的用個小本本記下來呢。他讓姐姐講串聯的故事,講工農兵學員怎麼競爭上大學的事兒,講大學男生怎麼追她的事兒。反正,覺得他特好玩,真像毛主席說的“小學生”。恭恭敬敬地記筆記。管那個叫“積累素材”。
任叔叔在醫院,是陪兒子換腎來着。他的兒子換腎後要終生接受藥物治療,因為排他性。據他說,五年成活率是蠻低的,十年更低。藥費是個天文數字。好可惜啊。27歲,年輕的生命要走遠,而且親人們是眼睜睜看着,盡力着,痛苦着,掙扎着。從任叔叔口中,沒有聽到他說兒子,甚至不知長相,身高,幹什麼的,倒是常常誇他的兒媳,非常漂亮,非常懂事,也將非常可憐的一朵軍花。除了他,我還從沒聽過誰家的公公夸兒媳,夸的這麼的明目張胆,誇得這麼的一往情深,誇得人們都驚詫得像畢加索的畫裡的那張着“O”型大口的人物了。幾十年過去了,我才有點兒理解,他那時的心情,糾結了很多種複雜的情感,是膜拜,感恩,憐憫還是愧對?那細膩的情感,柔進了文人特有的文字天分,卻又以口語形式表達出來。現在我從新審視,他是一個真誠的,有血有肉,敢言的人。
就像莫言,敢言,以他的獨特的方式,自由地傳播他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