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文革”的回憶

        １９６９年早春我們搬家了，有“掃地出門”的性質。但不同於１９６６年“紅八月”里，北京市的“紅衛兵”驅趕成份為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等等的人們返回農村。我父親本來就是條“死老虎”－－“摘帽子右派”，當時“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對整治我父親這樣的臭知識分子沒興趣。但在１９６８年底，在機關正干體力活，“思想改造”的父親忽然告訴我說要搬家，而且地方也被指派好了，是臨近他所工作的科學出版社附近的個雜院裡。我們還去看過那院子公共廁所邊上的兩間小房子。當時我想，既然我“出身”不好，就不應該住在這所謂的“科學院第一宿舍”里了。

　　父親過去是上海地下黨員，解放初期做過不小的官，剛一“解放”便調往北京組建科學院，家也就此上海搬來了，當然就住進“科學院第一宿舍”。這裡最早是個清朝王爺的宅院，後成為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他曾是北大教授）的別墅。組建科學院後，有關部門看中了這套別墅，在大花園中建起了三套洋房，連同原來的深宅大院分別住進科學院副院長和所長們。那時我們家住在一個四合院的西廂房裡，居住條件不錯。

　　像父親這樣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是不會為官的。１９５７年成為“右派”簡直是必然。他到安徽某地“改造思想”了三年。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家那時竟然還可以住在“第一宿舍”里。看來那時“反右”並沒有像“文革”那麼嚴酷。所以“文革”我們家就得被“掃地出門”了。

　　但為什麼到了１９６８年底，科學院房管處才想起我們家不應該住在“第一宿舍”呢？很多年之後，知情者告訴我，是當時房管處的一位“造反派”頭頭看中了我們家的房子。所以我們必須搬家。原來如此。

　　得知要搬家後，我開始着手準備。當時我十五歲，成了家裡最有發言權的人。妹妹小，對如何進行準備毫無概念，家裡還有個老姑姑，也是毫無主張。父親早出晚歸，每天重體力活把他累得只是靠在床上一隻接一隻地吸煙。媽媽是遠郊區一所中學的教師，已經屬於“牛鬼蛇神”住進“牛棚”隔離審查，平日不能回家。大我五歲的哥哥“上山下鄉”到內蒙農村“插隊落戶”去了。我那時把書架上的書都用結實的繩子捆好，也只能幹這件事情。一見三間屋子裡那麼多的家具，真不知道如何搬運。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為什麼通知我們搬家，卻過了幾個月毫無動靜，而在一天早上房管處來人（就是那個“造反派”頭頭）突然命令我們當天就得搬走。在這“毫無動靜”的幾個月裡，發生了件對我來說是五雷轟頂的事。１９６９年春節前夕，科學出版社“文革”專案小組的人忽然來到我們家裡，很肯定地告訴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已從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他已經被“隔離審查”，讓我立刻預備被褥送去。我清楚記得自己把被褥捆好，坐公交車送到出版社。到了專案組辦公室，我還斗膽問了句“我父親到底是什麼問題”。專案組一個人打着官腔，意思這是個“機密”。

　　後來得知，父親過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曾被中共地下黨派入一個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事情在“文革”“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被“揭發”出來後，父親就成了“國民黨特務”。這麼說還真是“特務”。此是後話。

　　父親被“隔離審查”後，“第一宿舍”里的鄰居們對我的態度有很明顯的轉變（對我妹妹和姑姑也同樣，只是我沒有問過妹妹）。父親這“摘帽子右派死老虎”開始被“審查”階段，在機關干體力勞動，但每天都可以回家。那時院子裡的小夥伴們還都和我在一起玩兒，鄰居的老奶奶們會在沒人的時候悄悄問“你爸爸沒事情吧”，有時還會給我點好吃的。但自從父親被“隔離審查”，我就成了大院裡的“瘟疫”，大人孩子都躲着。我想大概他們知道我父親成為“敵我矛盾”的人了。

　　記得那是個寒流過後的日子，天空很晴朗。大清早那房管處的“造反派”頭頭出現了。他命令“立刻搬家”。我簡直懵了，問“怎麼搬”。他說“那不是我的事”。接着他進了屋子，手裡拿個單子，仔細查找各個家具上的一個鐵製的小標籤。他說，凡是有這種標籤的都是公家的家具，不能搬走。這下我才發現，家裡幾乎所有的家具都有這樣的標籤。原來屋子裡的床、沙發、椅子、凳子、柜子等等都是公家的。啊哈！這下好了，我可不用擔心家具搬不走了。

　　因為這位“造反派”命令我們今天必須搬走，我和妹妹只得把被褥、衣物和大量的書籍等搬到院子裡。我那老姑姑也瘟頭瘟腦地往外搬東西。記得我們只有個非常破爛的雙人床和幾個皮箱，我那老姑姑有個單人床和一個小柜子。我一看，搬了家我還需要個床睡覺。於是求“造反派”給個床。他開恩給了副床板，另外給了個破桌子（都是公家的）。

　　忽然，“造反派”告訴我說，在這宿舍中的公家的鐵製單人床少了一個。我茫然地搖頭，表示真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他也沒說話，穿上他的軍大衣走到四合院的走廊里抽煙，冷漠地看着我們狼狽地從屋子裡往院子裡搬東西。這單人床的“案子”是後來父親告訴我的。在父母剛剛搬進“第一宿舍”時，父親的好友許良英先生常來我們家作客。他是個率真又有些不管不顧的人，一天說到自己家裡少張床，於是就來搬我們家裡那沒人睡的單人床。父親說那是公家的。許良英先生說“不要管是誰的，物盡其用才對”。就這樣“強行”把床搬走了。我那時根本不記事，當然不知道這情況。

　　在妹妹和我，還有老姑姑往院子裡搬東西時，大院裡沒有一個人出來幫助。這麼說也不確，鄰居一位三歲的小丫頭過來幫我們搬東西。她不知怎的在院子裡把我老姑姑泡灰指甲的藥湯－－就是醋和姜泡在一起－－弄撒了。頓時小丫頭胸前全是醋，整個院子裡都是酸溜溜的氣味。她的小姐姐立刻從自家屋子裡衝出來，大聲斥責小妹妹，然後牽着嚎啕的小姑娘回了家。

　　小小的搬家插曲剛結束，我忽然有看見妹妹搬出來的一個鞋盒子裡沒有鞋，而是一窩剛生下來的小老鼠，眼睛還沒睜開，粉紅色的，還不會爬呢，大老鼠已不知去向。她根本沒注意到自己搬出來的是什麼東西。“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默默地把小老鼠放在院子的角落裡。對不起，自生自滅吧。

　　整個四合院裡攤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忽然我醒悟到，我得去找車搬家呀！我又去問那“造反派”。他還是那句話－－這不是我的事。

　　我深呼吸着，極力鎮靜着自己。想起來了，街道附近有個平板三輪車運輸站。當我上氣不接下氣跑到那兒，把搬家的事情說了之後，那幾位五十上下的工人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漢子只簡單地問了我住在哪兒，往什麼地方搬後，跟其他三位說：“怎麼樣？咱們都去吧。”又跟我說：“孩子，別着急，搬家的事情交給我們了。”我一聽就哭起來。他摸着我的頭道：“這麼大了還哭呀。要經得住事兒啊，小伙子。男兒有淚不輕彈。”現在想想，他們心裡什麼都明白。

　　四個工人蹬來四輛平板三輪車。他們什麼都不問，很利索地把攤了一院子的東西往平板車上裝。我還在別的四合院裡找了個破舊的大木箱，很多書都裝進去。工人們來抬這木箱時，我也要搭把手。他們阻止了我，“你身子骨嫩，不能抬這麼重的東西，傷了身體可不得了。”他們還幫着我把我們自己蓋的小廚房拆了，拿走了些可以用的木料、油氈和磚頭。

　　搬家共拉了七平板車東西。裝好車他們就仔細地用繩子把車上的東西捆好。到了地方，又幫我們把東西搬進屋子。搬完家都下午了，這才想起來他們工人還沒吃飯。工錢一共是２８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半個月的工資）。那微胖的漢子說“有就給點兒，沒有就算了”。好在我當時還有三十幾塊錢，把工錢付了。那微胖的漢子什麼也沒說，只是拍拍我的肩膀，接着又使勁拍幾下，盯着我看。我記住他說的話，“男兒有淚不輕彈”，淚水在眼睛裡打轉，就是沒讓流出來。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就用搬來的那點木料、油氈和磚頭，在房門邊搭個非常簡陋的小廚房。雜院裡的鄰居們都圍着看，說“這孩子真能幹”。嗨，幹什麼只要一逼，硬着頭皮也就撐下來了。

　　我們家後來在這雜院裡住了十四年。鄰居之間關係都挺不錯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