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方言說半夜起來上廁所兩人對話，北京話最羅嗦，前後用了幾百字。膠東話簡練，是“那是誰？那是我。幹嘛去？上便所”。但河南話一共就用了四個字。其簡練可比唐人街英語。如果用上海話，字數大致在兩者之間：啥寧？我。租薩(做啥)？擦(撒)絲。

一北京人到山西住旅館，忽然進來一人，橫眉立目地說“打劫！”北京人趕緊掏錢。那人搖頭說，不是要錢，是打劫。遞給他一個本子。一看是旅客登記簿，才明白他說的“打劫”是“登記”。

以前共軍某軍官對老鄉發表講話。開口是“兔子們，鹹菜豬尾巴”，也是講山西人的。其實他說的是“同志們，現在注意吧”。他這裡用豬字，說明一些山西話有雙輔音ZH。山西當八路的多，講話八成發表於抗戰時期某個根據地。

從語音的角度，方言還是可以比較優劣的。如果方言A包含了方言B的全部元音和輔音，而且還多，那麼從發音上，A就比B更強些。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上海話就比較落後了。因為，上海的輔音缺失非常嚴重，不但沒有ZH，SH，CH，沒有知識分子，沒有牙齒，而且沒有R，也就是說沒有肉。R在上海話的發音是L。過去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閣樓里翻譯外國進步小說，把無產階級的英文(proletariat)翻譯成普羅大眾。就是因為上海話沒有R音。只能把普弱大眾，翻譯成普羅大眾。其實，無產階級翻譯成普弱大眾更合理些。因為貧困，無產階級是社會的弱勢群體。

為了迴避輔音R，上海話把肉叫“拗”。豬肉這個詞需要ZH和R兩個當地不具備的輔音，所以只能說“資拗”。如果必須說普通話，也只能把肉發成漏。資產階級這個詞，用上海話只能說自慘階級。因為，上海話沒有CH，發不出“產”的音來。資產就是自慘，產房就是慘房。

其實，湖北話已經沒有了CH，說產就說慘。但是長江以北都會說產。可見雙輔音的丟失跟長江有關係。長江以南，走得越遠雙輔音丟失越多。這個現象，肯定跟中國的某段歷史有關係。是不是南宋？這裡不考證。

口音看來事小，其實關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我國來自南方的革命家多，特別是湖南，湖北，江西。那些地方的方言都很難懂。所以我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家，以毛澤東為代表，都不在電台發表講話。這開啟了整整一代的神秘政治的風氣。有問題，我國政治家不訴諸當眾辯論，而訴諸武力。毛澤東和劉少奇，薄西來和溫家寶，都是武力解決。美國口音相對統一，政治家沒有因為口音而不到電台辯論的。所以美國的政治，顯得更透明些。

台灣近些年來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口音決定的。台灣原住民說的話跟大陸去的外省人非常不同，這顯然會增加兩類人的文化和政治隔閡，甚至敵意。

常經國得糖尿病去世前，國民黨幾位高層政治家來到病床前，問，總統，您推薦誰當繼承人？常經國先生說“你等會”，就昏過去了。結果李登輝當了繼承人。

常先生是浙江人，他說“你等會”，這些人聽成了“李登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