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幸福”

　　我總想知道餵麻雀的老頭在想些什麼。

　　首先你得知道我家沒人綽號“幸福”，其次在加拿大大不列顛個哥倫比亞省列治文市，在一個熱門中餐廳的喧鬧包間內，我的老情人在一場麻將的豪賭中把我輸給了一個從上海來的女人。

　　這事也不算稀奇。像個鬧劇。當我情人問我願不願意當她的賭注時我是同意的。我以為我只當她幾個小時的賭注，等她翻本就沒事了，誰知道我情人輸得一乾二淨，於是那個來自上海的微笑女人接納了我，對贏來的賭注很滿意。

　　我只能順從了她，因為要是我不干的話，我情婦的下場將很悲慘--要麼送命要麼破產，也可能兩者兼有。但在一段時間之後，除了一開始有些看似不尋常的要求外，我想和其他的婚姻沒什麼區別。 當然，我並不真的知道別人的婚姻是什麼樣子。 我們之間沒多久就不再是單純擁有贏來的賭注，而是男女關係中的許多日常責任，將我和張健繼續綁在了一起。

　　不同尋常的要求?我還是不說了，那是很私密的問題。是些男人們不願意向其他男人承認的事情。不過當我順從了頭幾次後，我發現張健所要的似乎也很普通，如果我離開她了，我會想念能為她做這的些事。

　　可是我肯定不喜歡她在我右臀上紋身以宣告她的所有權。紋身很疼，那個貼鬍子的紋身師和張健還一個勁地笑。張健說我很幸運，她在最後一分鐘決定不在我的私處紋上她家族品牌標記。紋身工作間裡，熔石在角落裡閃着白色的光，烙鐵加熱後又淬水發出的聲音，仿佛是在表達人的尖叫聲和燒焦的肉味。

　　雖說紋身是殘忍的，還讓我感覺在我倆的關係中我永遠處於劣勢。不過我還是喜歡從張健梳妝檯上那個扇形大圓鏡子裡看那些反着的黑墨中國字，雖然她告訴了我寫的是什麼意思，我還是認不得上面的字。

　　隨後的聖誕節張健把我送給了她的一個上海表妹陳婕。陳婕對我說，張健向她描述了我們親熱時最私密的細節。我臉紅了。陳婕說她很好奇，她懷疑男人怎麼可能為女人做那樣的事情。於是張健說聖誕節時她把我送給陳婕，讓陳婕自己去體驗。張健邊說邊笑：“試過之後，陳婕，你可以給找個白人訓練他為你做那事。”

　　聖誕節次日我回到了張健的身邊，我心神不安，臭着一張臉。張健毫不介意，“別像個孩子似的，”她責備道，“陳婕是一家人，再說了，你是屬於我的。”

　　我們跟陳婕經常見面，一起吃晚飯飲午茶。我注意到她和張健的小手指都不成比例的比其它手指短很多。張健說，她小的時候，爸爸送她去學琵琶，那個老音樂教師把她拽回家，把她的小手指舉到她爸爸面前，急促而無奈地說：“你看看，你看看，別浪費你的錢，別浪費我的時間。”

　　文革期間，張健的父親從上海被下放到新疆挨着蒙古邊境，她父親因為思想錯誤而被清除，因他是身還絕技的工人就沒殺他。他很快東山再起，當上了機械工程師，不久就能從上海地區訂購大米，因為偏遠沙漠山區裡的那些粗糧麵條讓他永遠都吃不慣。

　　張健的兩個姐姐當過紅衛兵，她們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懷揣紅寶書，身着綠軍裝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見。不過張健堅持說：“她們沒幹過壞事，”後來張健又自信地說：“她們沒幹太多壞事。”

　　我對當時的中國學生都不用上學頗感驚訝，張健和那些逃學的孩子一連幾天都不上學。我問她：“你們去哪呢?幹什麼呢?”

　　“我們就在城裡遊蕩啊，看工人蓋房子，在水坑裡玩泥巴。”她爸爸發現後就用短而粗重的皮帶打她的手腕。那是他唯一一次打她，但她說真的嚇壞了她的是父親的他警告“如果你再這樣，你就不是我女兒了。”那天晚上，她媽媽摸了摸金屬臉盆里的水，對她說：“健，你必須出國尋求你的未來。”

　　張健是80年代後期來加拿大的，不久放高利貸的人和賭徒當學徒。我不知道整個故事是怎樣的。張健不願意多談。她表妹陳婕比我知道的多一些。慢慢地東一句西一句我從認識張健的人和合作人口中拼湊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完整的故事。

　　來加拿大後不久，張健成了一個賭博俱樂部里的經紀。在那裡她遇到了一個高利貸黑幫的老頭目，張健成為這個老爺子的貼身伴侶。老爺子建立了一個放貸的王國，放貸給賭徒和社區里缺錢的商人，利息高得嚇人，老爺子手下的收債人名聲倒不是太壞，他們向逾期30天不還錢的借貸人發去善意的提醒信。

　　有一次，一個黑幫仇家綁架了張健，軟禁了幾個星期，老爺子付給綁匪巨額贖金把她贖了回來，隨後他讓每個綁匪都死得很慘。

　　張健忠誠地伺候了老爺子幾年，憑她的聰明和意志她掌握了生意門道並且建立了自己的忠實贏利人脈網。剩下的故事就看由誰來講了，有的說，老爺子是自然死亡，給張健留下了他的生意;有的說，張健推了一把一隻腳踏進了墳墓的老爺子。就我對張健的了解，後者更有可能。張健不具備耐心。

　　張健在麻將桌上贏得我的時候，她已經當了幾年的黑幫頭目。她總是跟第一次見到我的人介紹說：“這是山姆·維克多，他是個律師，我打麻將時贏的他，我把他帶回家，不知道該拿他幹嘛。”每個人都大笑起來，以為只是個笑話。有一次在一個派對上她用這樣的方式把我介紹給了溫哥華市長、一個國會議員和一個法官，我們跟他們的合影還刊登在了溫哥華太陽報上，他們的手下經常找張健拉贊助。

　　張健身高5英尺，渾身肌肉沒多少脂肪，不像個舉重運動員到更像貓一樣敏捷。她顴骨又高又寬，兩隻黑色的眼睛分得很開。在她的下腹，有7個圓形的傷疤，分布如北斗七星。每個傷疤都有不規則邊緣的黑色環，裡面呈死灰色。這些星狀傷疤分布在張健沒有毛髮的光滑腹部上，每一個都輕微突起或者花紋，所以在黑暗中也能摸到它們。我猜它們是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用點燃的煙頭多次燙成的。當然，張健不願意說出原委，她有時說那是“恐怖星座”，但從她語氣里聽不出恐懼，她每次說時候都會哈哈大笑。

　　我們住在列治文一座灰色石頭建造的豪宅里，位於一個死胡同里。同住的還有兩個傭人和一個司機。司機身穿制服並且佩槍。張健的錢包有把小口徑自動手槍，警方稱之為“女士槍”。

　　一天晚上一輛汽車駛過，有人從後座的車窗用一枝自動步槍向房子開火，當時我們不在家，事後一個僕人辭職了。工匠人們登着梯子，用膩子填上灰色石頭牆上的彈孔，然後打磨整形，刷上油漆，顏色非常吻合。

　　張健有時候一次會出去幾天，所以當那天晚上她去賭場巡視很晚還沒回來的時候，並沒有馬上引起我的注意。有時候商務旅行後她會去香港或上海，尤其是在以前她吸鴉片的時候。我會突然接到她手機打來的電話，說她在亞洲某個城市或機場正在回家路上。

　　這次沒她的電話。我猜她運氣已盡。警方給我看賭場的保安錄像，張健跟幾個我看不清臉面的男人上了一輛汽車。就算是看得清我也不認識他們，我也不認識那輛車。

　　大約兩個月後，警方告訴我，他們在花園城市路東面、聯邦政府擁有的一片荒地里發現了一具女屍，他們幾乎可以斷定是張健，只等化驗結果了。一個星期後，警察說他們已經驗明身份，我可以準備後事了。

　　張健的表妹陳婕幫我安排了葬禮，傳統的中國式葬禮是件複雜的事。加上張健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她的生活，使葬禮的儀式更加複雜。

　　警方給前來弔唁的人們拍了照片。他們確信兇手是認識張健的人或是客戶。我不關心這事。我知道她的生活充滿兇險，坦白地講她暴死街頭並不讓人意外。

　　張健年邁的父母沒有來參加葬禮，不知他們是因為無法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還是想最後表達他們對張健生活方式的完全否定。張健的兩個姐姐——我和陳婕叫她們紅衛兵——嚎啕大哭，因為她們未能翻遍張健的衣櫥試穿她的衣服。陳婕確定兩個姐姐沒有拿走任何值錢的東西。她燒光了張健的所有衣服。這跟我沒有關係。我只記得幾天幾夜的燒香、雇來的和尚沒完沒了地念經，還有一塊黃色的絲布蒙在張健梳妝檯的圓形大鏡子上。

　　張健留了份遺囑，把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東西都留給了陳婕。在豪街執業的律師對這樣既非同尋常又不合法的、把一個人轉讓給另一個人的做法很是尷尬。律師位辦公室於街角，我從窗戶往外看，看到北溫在下雨。我感到寒冷。陳婕把她柔軟溫暖、小指短小的手放在我的手心，把她的臉貼近我的耳朵，耳語道：“你現在屬於我了，山姆，我們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