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語的幾點常識

美國人經常講的一段很挖苦人的話是：一個人上大學時，讀了什麼專業，他就終生認為自己是那個專業的專家，儘管他可能根本沒學懂。這樣的人，固然有一大批。但還有另一種人。他對某個專業的知識不具有任何常識，他甚至連對此方面作一下簡單的思考都沒有過，就滿天胡扯。並且要以權威的派頭自居。

這兩種人是同樣的可笑。

漢語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你必須先去讀一些基本的研究成果，才能發言。否則，就是胡言。

記得錢寧在一本書中介紹過這樣一個例子。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在一次研討會上發言後，照例有問答時間。在下面坐的一位中國人，認為凡是涉及到中國方面的，他就是天然的專家。他站起來，東拉西扯，胡謅了很長時間，就是把發言的那位專家亂罵一頓。在下面坐的其他中國人，簡直無法坐下去。深感和那個人是一個民族（國籍）的，真是莫大的恥辱。

可惜，這樣的中國人到處都有。網上更甚。

一扯到漢語，某些人認為，他會說漢語，他天然就是這方面的專家。這樣的狂徒，天下少有。

如果你沒有讀過王力的《漢語史稿》，你就要來扯漢語如何，那就像你根本不知道牛頓三定律，要來計算恆星和行星的軌道一樣的有趣。

我把王力先生書最基本的東西抄來幾點。

關於漢語的分期：

從語音、語法、語彙三方面來看，是哪一方面的大轉變可以認為語言發展的關鍵呢？我們認為應該以語法作為主要的根據。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而語法結構比基本詞彙變化得更慢。如果語法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就可以證明語音的質變了。語音和語法有密切關係（在西洋傳統的語法裡，語法是包括語音的），都是整個系統，所以語音的演變也可以作為分期的標準。

……

現在只提出一個初步意見，如下：

（一） 公元三世紀前（五胡亂華以前）為上古期。（三、四世紀為過渡階段）

（二） 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紀為過渡階段）

（三） 公元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為近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過渡階段）

（四） 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為現代。

上古時期的特點是：（1）判斷句一般不用系詞；（2）在疑問句里，代詞賓語放在動詞前面；（3）入聲有兩類（其中一類到後代變了去聲），等等。

中古時期的特點是：（1）在口語的判斷句中系詞成為必需的句子成分；（2）處置式的產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動句的普遍應用；（4)形尾“了”、“着”的產生；（5）去聲的產生，等等。

近代漢語的特點是：(1)全濁聲母在北方話里的消失；（2）-m尾韻在北方話里的消失；（3）入聲在北方話里的消失，等等。

現代漢語的特點是：（1適當地吸收西洋語法；（2）大量地增加複音詞，等等。

第七節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

漢族的文學語言自始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論語說：“予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註：“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可見先秦已有文學語言的存在。其實，“雅言”就是“夏言”。夏族最初在陝甘一帶，但是後來所謂“諸夏”是指黃河南北各國。“夏言”應該就是北方話。當時北方話為文學語言的基礎，所以越語和楚語都不算雅言。許行因為是楚人，孟子就說他是“南蠻鴃舌之人”。可見一般人對於正音是有一個共同標準的。

楊雄方言裡有所謂的“凡語”和“通語”都大致等於現在的普通話。可見在方言分歧的同時，也有共同語的存在。

荀子所稱的楚和越，到了後來情況大不相同，因為漢族人民是逐漸向南遷徙的。第四世紀，北方大族（貴族地主）和流民大批南下，所以吳方言不能不大受影響。江西和廣東的客家，也是這個時期由中原南遷的。粵方言區的漢族人民入粵的時期更早，秦始皇略定揚越，發卒五十萬戍五嶺，從此以後，漢族在廣東發展起來了。就語音方面來說，離開中原越早的，保存古音越多。六朝以後，漢語方言更加分歧了。北方是漢語的策源地，北方的漢語無論在語音、語法、語彙各方面都發展得最快。周德清《中原音韻》等書批評《切韻》系統為“吳音”，以為不是“中原舊韻”。實際上不是這樣：越是離開中原遠的，越能保存“中原舊韻”，而北方話倒反先發展一步，不能保存“中原舊韻”了。但是，文學語言不是以古音來決定的，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決定的。

中國政權統一的時候，一向是建都在北方的。這一個事實非常重要，因為一個政治中心往往同時就是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可見經濟和政治對語言的影響很大。其中應該特別提出北京來說。自從1153年金遷都燕京（即今北京）以來，到今天已經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國民黨遷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為首都的。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響，就決定了民族共同語的基礎。

用北方話寫出的文學作品，對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唐人的小說一般還是用“古文”，到宋人的話本就變了語體。這種語體自始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元明清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都是北方話寫的（王力在此注曰：這裡的所謂‘北方話’是廣義的，不一定就是華北話。例如，《儒林外史》可能就是用皖北話寫的）；其中《紅樓夢》還是用北京話寫的。這些作品不但流行於北方話地區，而且往往在非北方話地區刊印，可見影響很多。這樣就把普通話（民族共同語）的詞彙和語法基本肯定下來了。

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對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也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從這一運動以後，文學語言逐漸定於一尊。五四以前“文言文”是正統，“白話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五四以後，“白話文”在書面語言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並且逐漸代替了“文言文”。……。

語音的統一是比較遲緩一些。語音一天不統一，民族共同語就不能說是走完了它的形成的最後階段。但是，至少是六百年來，全國都承認北京的語音是“正音”。國民黨反動派曾經遷都南京（包括“陪都”重慶時期）共二十多年。但是他們所用的“國語”仍舊是北京語音。……。

深山蘭評論：語言的狀況是使用它的民眾的歷史決定的。不是誰的願望決定的。歷史不可更改。就這樣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