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過年了，不大願意就這麼唧唧喳喳、噼里啪啦地草草了事。總想寫些東西，以為加強些心境體驗。寫什麼呢？山川大河對我來說差不多都被別人寫完了，自視少了份資質，那就說說祖國各地的同胞吧！

我對地域之爭基本不參與，因為這要是弄不好很容易滑向無謂的仇視，愛國首先要愛我們國人自己嘛。但話又說回來，一些地區差異也確實是一種客觀存在，如果一概不理，或自命清高，倒成了助長地域歧視的一種暗因。其實，往寬里去想，這地區之間的人文差異是由我們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以及民俗文化方面的長期積累所導致的。總體上來看，中國歷史中的都城一般設立在北方，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甚至遼寧等都曾經有過不少王朝中心，而封建歷史的價值觀就是皇權至上，一切社會思潮都逃不脫權力觀念，這在中國文化的記載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政治色彩的濃郁。論道、論政、論權，都充斥着我們的《古文觀止》，文化和藝術的發展也基本都在官僚政治的氛圍中進展着，中國歷史的“正統”，基本上建立在皇權文化的框架之中，卻也不乏永恆的經典。

北京人比較典型，因為長期的都城所在地，導致了豐富的京官文化。由於朝中有人，故說話大多正面相對，喜歡使用較大的字眼兒，愛談政治，為人浩氣凜然，然後慢慢形成習慣。這也使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當之無愧。上海的歷史比較短，以前那個灘涂也不成什麼政治氣候。自鴉片戰爭開阜後，由於傳入了海洋文化，使上海的地理價值大大地升格。過去的中國以中原為中心，從來都以為，靠近海邊就是到了天邊，因此有“天涯海角”一說。但從亞洲海域的範圍來看，上海自然是舉足輕重的，今天一開放，立馬顯現顏色。這是隱藏在海派文化中的根基，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我們意識的底部。由於上海遠離權力中心，商貿意義又如此重要，使得上海人對於政治需求必然採取其符合實效的對策。上海人處世的傳統就是“利用別人的嘴說話”，善於調動積極因素。與其說，上海人表面恭謙，不如說是內心宏志。這是沒辦法的辦法，人微言輕嘛。廣東就更遠了，遠到沒法來關心日常政治的程度。我說“日常”是有根據的，因為在歷史上廣東人確實不在權力政策的左右，而這又不可能讓人的權利願望消失，所以廣東人是，要麼不政治，要麼就大政治。象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等偉大壯舉，都是廣東人謀求政治權利的見證。由於地理和氣候環境的基礎原因，中國南方的廣大疆域非常適合以農耕為主的封建經濟模式，物產豐富；又由於皇權的集中以及諸侯和封建領地的割據，產生了朝貢矛盾。“南方澤國、富兵糧倉”，朝廷看南方是這麼個角度，而地方看朝廷卻是另一個角度，龔自珍在《明良論二》中說：“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益工。”正因為集權勢力和藩屬在利益上的基本衝突，在官本位思想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歷史中，一定會給民風民俗留下深深的烙印。

“京片子”也好，“上海小男人”也好，“廣東幫仔”也好，雖然都是一些帶有貶義的詞彙，但從歷史和地理位置的背景原因上看，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各色人等，都是按照特定的來歷被塑造的。我在北京上過四年大學，我喜歡北京人的正氣；我出生在上海，又帶着上海人的內質；我同廣東人做過生意，卻佩服他們的民本思想，他們讓你無法拒絕的理由通常是：“既然我們做了，總得讓我有點賺頭吧？”。其實都無所謂對錯的，各有特長，歷史使然。我們都認同歷史唯物主義，但這裡應該包含地理唯物主義，因為歷史是時間的縱向，而地理是空間橫向。一切文化首先必須承認，他們的來由都同人類的生存邏輯有關，都構成某種能在當地普遍通融的定數，個人是無法隨便改變的。籠而統之，北京人代表着北方人的文化特徵，廣東人為南方的另一級。以長江分割南北為界，居於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可謂是兩者兼而有之。因此，上海人的特點，儘管同江浙一帶還可沒必要地進一步細分，但還是代表了中部沿海地區的風格的。北、中、南這三大部分的特點，又何嘗不能成為地理差異具體的“三個代表”呢？凡事放遠了去看，往往能讓我們心情平和。這就象我們練字：兩橫一豎，須弄清楚下面到底要不要畫鈎，而“人”字撇捺的主次也要分明，不能寫得象“入”。做人做不好，就入了邪門。該較真的地方要叫真，但這總是在對待少數原則性的問題上的。不管怎麼去摳蛛絲墨角，我們終歸還是要退後幾步，望遠處和寬里去看，才能看出寫出來的字，是否成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