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雨莘：邁出國的那一隻腳

送交者: 燎原 2013年02月19日18:32:5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邁出國的那一隻腳 高雨莘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2月19日 自從去年下半年回到家中，這是我八年以來在中國度過的第一個春節。往年，我總和美國高中和大學的中國同學們借下學校的食堂，包餃子，演節目。今年，我坐在一張圓圓的餐桌旁，桌上擺着醬牛肉、錫紙鱸魚、西芹百合、炒雜菜，身邊圍着父母、姥姥、姥爺、小姨、舅舅。除夕的年夜飯——我又成了這個傳統的一部分，只是今年因為老人身體的原因，晚飯變成了午飯；以前他們妙手烹製的一桌美味佳餚，變成了從附近餐館叫來的外賣。 “多吃點！”“把這個菜放到這邊，大家都能夠着。”“這點米飯夠嗎？”熟悉的隻言片語之中，大家紛紛開動。姥爺和舅舅照例各開了一罐燕京啤酒。 姥姥今天看上去興致不錯。她點評了一遍桌上的菜色後，把注意力轉向了我。“還在寫文章嗎？以後還是想當記者？” “還沒想好，不過現在覺得挺有意思，想先干一段時間看看，”我如實回答。 “新聞可永遠是和政治掛鈎的，”她有些憂心忡忡地說。 “沒關係的，是給國外媒體寫，不會在內容方面受到審查。”我解釋道，可她仍然皺着眉頭。我可以猜到原因。 姥姥退休前從事的也是記者，而她對這份職業一直抱有一份複雜的感情。從高中畢業起加入了湖南的一家報社，到之後在北京一家大型黨報擔任骨幹記者，一生寫了無數篇新聞和評論。她曾不無驕傲地向我講述過她報道過的勞動骨幹和名人軼事，也曾哀嘆過黨媒的輿論風格和言論管制在她身上所烙下的傷疤。她曾說她想把自己的經歷記錄下來，但“我現在一提筆，寫出的便是黨八股的味道，”她總是立刻搖着頭否定掉這個想法。 “姥姥，你現在還想寫寫您的經歷嗎？”我問道。 “寫了又有誰看呢？”她苦笑。 “很多人都會感興趣呀，您的經歷那麼豐富，”我熱切地說，“如果您寫出來，我可以把一些故事翻譯成英文，我相信我的外國同學都會感興趣——” “寫給外國人？我為什麼要寫給外國人？”她打斷我。 “並不是只寫給外國人，”我連忙解釋，“我覺得會有很多人感興趣，因為您的經歷非常豐富，我們這一代都不了解，把它們記錄下來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這一輩子沒出過國，沒學過英語，”她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聲音有些不悅，“我不了解外國人寫東西的規矩，怎麼寫？不知道自己的讀者，怎麼寫？” 或許默不作聲是當時最聰明的作法。然而當時這個念頭並沒有划過我的腦海，不知是因為剛從美國回來的我習慣了心直口快，還是和姥姥多年不常見的我仍然惦記着她的開明和直爽——小時候的我和父母來看望姥姥時，總是無話不說。 “如果您希望寫，不用太擔心讀者，寫您自己的故事就好，如果外國人真的讀到，他們會理解您的視角，這種視角是最寶貴的……” “半個美國人，你還是在以一個外國人的角度說話！”姥姥的聲音突然高了八度，一桌人停下碗筷。“我這麼大的年紀，為什麼沒事做要寫東西去討好美國人？” 我愣了幾秒種，隨即明白過來，這又變成了一場關於“那個話題”的對話。而任何解釋已經為時已晚。 姥姥的話語繼續從我耳邊流過。 “美國的情況我不了解，不評論，不過你應該先補補對中國的了解！你以為你對中國很了解嗎？你還差得遠。從美國回來看中國哪裡都不習慣了吧？我看你還是趁早回美國去吧！” …… 在美國時，我曾被問到各種各樣關於中國的問題。“中國人怎麼看待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言論管制有多嚴格？”“中國的‘微博’會不會引發革命？”“為什麼中國有如此多的年輕人想來美國留學？”“中國有多少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釣魚島在中國人心目中如此重要？”這些問題的答案總無法用一兩句話概括，而我的回答總是小心翼翼，並非害怕悖離中國的“官方答案”，而是希望能提供一個客觀、有說服力的答案，既能糾正一些美國人對中國一些片面的了解，又不希望聽上去像在為自己國家的缺點做盲目的辯護。 “許多家庭從自身的角度考慮，希望不只生一個孩子，不過從社會角度考慮，他們也承認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和人口政策的必要性。另外，其實獨生子女政策在許多地區實施得並不嚴格。”我字斟句酌地回答。“中國的言論管制和西方相比仍然非常嚴格，最嚴格的是電視，其次是報紙，然後是書籍。隨着網絡的普及，在審查員管理不過來的時候，言論相比別的媒介也開放了許多。”“微博在中國非常流行，現在已經有了三億多的用戶，不過用戶多數是年輕人，談論的話題也五花八門，政治和社會問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引發革命的可能性目前不大，不過這只是我的看法。” …… 快要回到中國時，我曾如釋重負地想：回到自己的親戚和朋友中間，總算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中國，並和周圍的朋友取得共鳴了。總算可以不用擔心自己的話被誤解，因為談論的話題是中國人有目共睹的事實——從微博上日益高漲的對社會的批判之聲看來，似乎這樣的討論也在中國變得逐漸普遍。 然而回到中國後，情況卻並非如我想像一般簡單。 在前些日北京空氣污染數據爆表的一天，我和朋友走在灰濛濛的街道上。看着幾十米開外的一片茫茫霧霾，我苦笑着感嘆了北京空氣質量的現狀。本以為朋友會點頭同意，不想她聽了後卻是一陣長長的沉默。“美國的空氣質量很好吧？美國沒有這樣的問題吧？”半晌，她悻悻地問。 和中學同學聚會時，在飯桌上議論起了習近平“四菜一湯”的規定。旁邊的同學抱怨起規矩的滑稽可笑，我也十分同意：“是啊，說起來還是指標不治本的方法。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體制，在健全的體制里是不需要這種規定的……”不料同學話鋒一轉：“不過體制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嗎？總要一步一步來，這已經算是共產黨做出的值得鼓勵的努力了。中國可不是你習慣的美國民主社會。” 這樣的時刻，我往往希望試圖解釋，我無意將中國和美國放在天平兩端比較，來使中國難堪，然而卻感到這樣的解釋或許最終只是徒勞。比起和美國朋友談論中國時言語中的謹慎，我發現和許多中國的同學親戚在討論中國時，似乎存在着一條更為微妙的界限：我可以對如同韓寒、李承鵬等社會評論家的批判性言論全力聲援，然而自己在做出類似評價時卻不能不小心翼翼，因為語句中並不存在的潛台詞在對方耳中或許昭然若是。 隨着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的激增，每年便有大量歸國的學子。從他們的口中，我有時也會聽到類似的體會。“仿佛在別人眼中，（我）邁出國的一隻腳就再也邁不回來了，”一位同樣留學美國的中國高中朋友這樣形容她的感受。 最近，在微博上一條帖子在留學生中盛傳，其中列舉了一系列留學生歸國後常常被問到的難以應對的問題。從帖子下的留言中網友的反應看來，“外國條件如此優越，為什麼要回國？”，“為什麼不移民？”等，均為留學生回國後面對的最司空見慣的問題。雖然這樣的問題所折射出提問者對外國和對留學的態度，和之前所描述的我的姥姥和同學的態度似乎天差地別——一者排斥外國，一者追捧外國，不過支撐兩種態度的卻是同樣的假設：留學如同選擇題，留學生在認同外國的體制和文化的同時，必然對中國與之相比的落後嗤之以鼻。 然而留學並非“站隊”，許多留學生對中國的看法也無法用如此單一絕對的方式來概括。走出國門讓留學生們得以對外國社會建立更細緻、更立體化的了解，這樣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看到中國社會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例如貧富差距的加大，中產階級對政府的不滿，年輕人的就業難——在其他國家中也十分普遍，而另一些問題——例如人口壓力，經濟轉型的緊迫性，環境惡化的速度——它們在中國的規模和嚴重性又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這種認識可以幫助留學生們不再僅僅以簡單衝動的好惡之情來對待中國種種令人沮喪的社會現象，而能更客觀理智地分析這些現象背後折射出的問題。中國古人便認識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道理，而出國留學的價值，不正是在於它給了人們一個跳出“廬山”的機會嗎？ 例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國人對留學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正是個合適的例子。這些看法背後所折射出的心理，或許遠比乍看之下要矛盾而複雜。 在吃完那餐除夕的午飯後，我獨自來到書房，趴在床上看書。客廳里，長輩們的議論仍然在繼續。姥姥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傳來，“傳統文化”、“不了解”、“外國”、“什麼都好”、“盲目”等等從我耳邊流過，一串我無法不去拼湊的詞語。我有些傷心，更後悔剛才向姥姥提起“外國讀者”。 “不過，我也不操這些心了，”最後，她感嘆道，語氣忽然一變。“你們也不用操心了，”她又對我父母說，“她到大學畢業，你們的任務也完成了。還是去外國讀的書，多好的機會！”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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