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老鼠

一
美國有這麼個童話故事：一個鄉下老鼠請城裡老鼠到鄉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穀子招待他。飯後城裡老鼠不吭聲，只是請鄉下老鼠到他那兒去做客。有一天，鄉下老鼠進了城。讓它驚呀的是，城裡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乾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裡老鼠驚呼：“快逃命，惡貓來了！”四爪狂奔，剛逃過一劫，又差點兒被滿街飛跑的汽車軋死。最後，鄉下老鼠喘着氣說：“我還是在鄉下過太平日子，總比這好吃好喝可處處擔驚受怕的生活強。”

我就是這麼只鄉下老鼠，整天仰望藍天白雲。要說此前我也做過好幾十年的城裡老鼠，“四十不惑”那年大惑，我滿世界流竄，神不守舍。五年前終於搬到加州的小鎮，定居下來。每回到城裡做客，好吃好喝，還是惦念鄉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們小鎮真正算得鄉下了。五萬來人，除了一家西紅柿加工廠，無任何工業。四周全都是農田，一馬平川，遠處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馬。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學院在全美國數一數二，由於用動物做實驗成了綠色和平組織攻擊的重點。市內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本地報紙無新聞，每天公布的空氣污染指數表低得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鳥叫聲中醒來的。仔細聽去，兩隻紅嘴山雀之間的調情過於誇張，一隻喜鵲呱呱地說單口相聲，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搖過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兩點准醒。對面酒吧關門，酒鬼被轟出來，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點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車吵醒，趕緊用枕頭堵住耳朵，沒用。那車重如坦克，轟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橫衝直撞，似乎要直接開進屋裡，把我也裝走。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對面就是家紡織廠，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廠房上的窗戶統統敞開，就像一百個高音喇叭朝我們喊話，用的是最單調的語言。每星期五廠休，靜得倒讓人受不了，夜裡翻來覆去睡不着，盼着人家趕快開工。

要說這和紐約的噪聲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前兩年某日，我住紐約曼哈頓中城的一個朋友家。半夜三點，一陣清脆的槍聲，緊接着是警車救護車呼嘯而至，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兩傷。你跟紐約人提這個，人家嫌你少見多怪。

別忘了紐約人是在槍林彈雨中長大的，有極其堅韌的神經。據說要是街上有人開槍，多數紐約人像游擊戰士那樣經驗豐富，最多低頭哈腰，避開危險。他們隨後會罵幾句髒話，撣撣灰塵，舒展一下腰肢，繼續奔向各自的戰場。

我在巴黎被搶過，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點多鐘，朋友開車送我，在東車站附近的臨時住處下車。我發現兩個男人尾隨在後，一高一矮。矮個子緊竄了兩步，和我並排，用蹩腳的英文說：“錢！我們有槍。”我往後掃了一眼，大個子把手揣進懷裡，那架式不像有槍，倒有可能是個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剛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奪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過附近酒吧，看見那兩個業餘強盜正用我的錢喝酒呢。

我認識個丹麥漢學家。他頭一回去紐約，拿着地圖在曼哈頓街頭東張西望，突然一個黑人親熱地摟住他，刀尖頂在腰眼上。沒轍，他只好從上衣口裝往外掏錢，本想五塊十塊打發打發算了。可美元的顏色尺寸全一樣，一不留神，他抽出張一百美元的鈔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罵美國的種族歧視。黑人樂了，打了個折扣降到八十塊。他接着大罵當時的總統里根，罵得狗血噴頭，黑人拍拍他肩膀——哥們兒，你真夠意思，降到五十吧。臨別，漢學家和強盜互相握手，難捨難分。

能碰上這麼通情達理的強盜，那是運氣，當然最好是別碰上。自80年代初起，大批大陸留學生擁進美國大城市，窮，只能住最差的地區。面對危險，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紐約見過個大陸留學生，他打扮特別：黑呢大衣、墨鏡，黑禮帽壓得低低的，歪叼着煙捲，兩手揣兜，螃蟹般橫着走路——典型的好萊塢電影裡三四十年代聯邦調查局探員。雖說這打扮有點兒過時，可還是讓惡人心裡犯怵，儘量躲他遠點兒。

大理是我的中學同學。他在紐約讀了四年書，住哈雷姆——紐約最危險的黑人區。他問我他橫刀立馬於亂軍之中，何以毫毛未損？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搖搖頭，掰着手指頭，總結了三條經驗：第一條，見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過馬路繞着走；第二條，若躲閃不及，要盯住其中可能是頭目的眼睛，讓他知道你記住了他，以減少犯罪衝動；第三條，也是最關鍵的一條，一旦有人尾隨過來，要馬上沖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東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樂，說，要是你比他還窮，搶你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