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鐵和黑子（上）

    他倆是我的好友，當然是鐵哥們兒，在我的生命旅途中占有太重要的位置。1969年九月我們都到黑龍江省嫩江縣山河農場“上山下鄉”。黑子同我一樣是1979年開年返城回到北京；我們作為“連隊”里的北京“知青”是最後一批返城的。那時我們已經在“北大荒”這個農場裡待了九年多。任鐵則是在1976年年底辦“困退”（北京的老母親生活困難，家裡無人照顧為由）早我兩年回來的。記憶里我同他倆真正相熟，並成為好朋友是從1972年初開始的；我們在大通鋪上一直挨着睡，行李卷並排放在一起，每天朝夕相處，度過人生中應該是最重要的時光，那時我們多年輕呀……

    可在2008年的十月和2012年的十月任鐵和黑子相繼離開這個世界。任鐵大我六歲，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該高三畢業，俗稱“老高三”的。他在農場總是顯得孩子氣，農場裡別的“老高中生”都想辦法混個不下地的“好活”，只有他在農場的歲月里成天和我們這些“六九屆”的（“文革”開始該小學畢業，1969年就算是初中畢業，其實沒學什麼中學的書本知識）打打鬧鬧混在一起，還總是公開地蔑視當地農場的土幹部。看看，他在農場還有什麼“好果子”吃？

    在我和他倆相熟之前，任鐵和黑子已經是差不多形影不離的好友。他倆也相差五、六歲，他們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原本天罡之數，自然意氣相投”----富於冒險精神，積極追求人生快樂，蔑視權威是他倆的共同點。

    農場一塊兒生活過的“荒友”們說到我們仨在農場的時候，認為我是他倆的“小催貝兒”（北京話；意思是狗腿子或僕人的角色）。我初聽到這話的時候一愣，因為我在和他們相處的時候一直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只覺的他倆拿我當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小兄弟；確實有呼來喝去的時候，特別是任鐵；黑子則愛拿我干的哭笑不得的事情調侃，讓眾人樂不可支；可他倆對我的呵護與照顧也只有我心裡真切地感覺到，今天還是那麼記憶猶新。想到我們的以往，他倆又栩栩如生地來到我面前，無論是否在夢中。意識到他倆已經和我陰陽兩隔，我每每無法控制感情的閘門，一下子淚如泉湧；不知道我一個男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眼淚？任鐵和黑子看到了會哭笑不得的。

    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着，無論在“上山下鄉”期間，還是返城後的日子，以至到後來的遠隔重洋。我在農場交結的哥們兒這些年陸續地走了幾個，“屁簾”（一個哥們兒的外號）、鐵虎和“蜜耳朵”（也是外號）等；聽到消息後當然是傷感。任鐵和黑子的相繼離去尤其讓我倍感孤獨，傷感自不待言……

    我甚至感到命苦。這麼好的哥們兒怎麼說走就走了呢？真的是我們當年“上山下鄉”太生龍活虎，把以後的日子都“透支”啦？你們一個個地走，我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感到孤獨……

    友人知道我愛在網上寫些個故事，認為我該把任鐵和黑子的經歷編成小說。我開始覺得也是，可卻無法動筆，就是無法動筆。無法控制感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潛意識裡不想在寫他們的故事時PS些什麼虛假的成分。也罷，要寫就寫我對他倆的真實回憶吧。也許這就沒了小說中應由的“佐料”；唉，我這不是不打算寫小說嘛，僅僅是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

（一）

    1969年秋剛到農場時，北京“知青”讓當地幹部們很是頭疼；這幫傢伙太能惹是生非。他們哪裡知道，北京市去山河農場的都是些“渣滓”；不是街頭“流氓團伙”，就是“出身”極其糟糕的。北京街頭的“小痞子”們都是“文革”開始這三年打架打出來的主兒，號稱“特別能戰鬥”。他們來到農場後立即在各個分場大打出手，和頭一年來農場的牡丹江和雞西“知青”頻頻發生大規模械鬥。

    本來兩地青年打群架，當地幹部應該“一碗水端平”，就事論事地客觀處理；可他們偏偏明顯偏向牡丹江和雞西的“知青”，對北京的渾小子們一味的彈壓。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引起更大規模的兩地青年的械鬥，有時是數百人的火併。我所在的九分場三年裡都發生過百人以上的兩地青年械鬥。打個頭破血流之後，總場總要派幹部來調查，任鐵每次“戰後”都會充當北京青年“參戰方”的發言人之一，和總場派來的幹部們大吵，為打架的北京混小子們陳述“不得已”大打出手的理由，指責打架另一方東北青年的無理霸道和一貫的“欺負人”。

    平心而論，在場的農場幹部應該覺得任鐵有“強詞奪理”成分，怎麼他總是振振有詞地強調東北青年的問題呢？但當時在場的也有東北青年的激烈告狀者，他們當然也把全部打群架的責任怪在北京“知青”頭上。不過任鐵特能說，每次都顯得特別有理，並對東北青年們打架的理由予以“嚴正”駁斥；對方是張口結舌。這讓農場幹部和東北青年相當惱火。兩地青年打群架的事情可以不了了之，然而任鐵就此被當地幹部們認定為“刺兒頭”，在農場的日子裡他總是被幹部們“穿小鞋”。

    任鐵不光是能說會道，在打群架的時候也能力挽狂瀾。記得有一次，東北青年發起了一場蓄謀已久的械鬥。北京的渾小子們依仗勇猛在開始時占了上風，可沒想到各個宿舍中湧出很多拿着拖拉機鏈軌軸和鎬把的東北小伙子，他們吶喊着從各個方向圍攻上來，氣勢洶洶。北京混小子見狀就有點“篩糠”，左右一看自己這邊就幾十個人，而對方一、兩百。不知道誰叫喚一下“還是往屋裡撤吧”；頓時大家的鬥志就泄了不少。任鐵見狀就急了，大喊一聲“是站着撒尿的跟我上”。說着他就脫個大光膀子，亮出健壯的身軀，順手撿起兩塊半頭磚，大步流星，領着北京渾小子們叫喊着迎上去，一個個面目猙獰。這幫傢伙都拿着四齒叉子和鐵鍬，更有甚者舉着大板斧和大扇刀。嘿，一下子，還真把對方鎮住了；這架就沒打起來。事後任鐵講，如果退到宿舍里，東北青年圍上後就成了瓮中之鱉，氣勢上就被對方壓倒。這時再想衝出來就很困難。他這麼講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別的分場發生過北京青年在打群架時退守宿舍的情況。結果東北青年包圍上來磚頭如雨一般砸過來，宿舍的玻璃都粉碎。東北青年還拿出好幾杆獵槍，獵槍的霰彈鉛粒都換成鹽粒和小米，裝上這種特殊的霰彈後便不斷地朝宿舍里躲着的北京青年頻頻射擊，不少北京青年中彈，小米和鹽粒打在肉里可不是好滋味兒。那次北京青年被打得狼狽不堪。

    當然，這都是“知青”們剛到農場頭幾年的事兒，再說，離“文革”剛開始鬧“派性”武鬥也沒幾年。那幾年全國因武鬥鬧得一塌糊塗；任鐵是“老高三”的，當時可以說是“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時每個學校里都成立了派系林立的紅衛兵組織，他在其中一派里任“作戰部部長”。想必這傢伙還真是能打架，但我現在想，他有點過於魯莽。由於他當年在北京鬧“派性”打架的時候很能出頭，所以難免與其他派別的紅衛兵結下梁子。我們“荒友”中就有人看到任鐵在北京“走麥城”。那大概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天，有一天回家探親的任鐵在北京買東西，買的是兩個暖水瓶，恰巧碰上當年鬧“派性”對立面的幾個人。人家還沒忘了當年被任鐵他們痛打的時候，看見任鐵就一個人，立即上來圍打。任鐵掄起兩個暖水瓶抵擋，當然招架不住。“怦怦”兩聲，兩個暖水瓶就砸啦，任鐵奪路而逃，三下兩下就跑沒影了，那幾個追打任鐵的人悻悻然，罵罵咧咧。這麼說，任鐵也是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主兒？

    豈止是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主兒，任鐵應該是有大志向的人。他體格相當強壯，上高中時是學校舢板隊的隊長。然而並非他健壯就好打架，而是他總有大幹一番事業闖天下的理想，再加上他外向的性格，所以他願意積極參與各種他感興趣的事情。其實黑子何曾不怎麼想呢？不過對於大群架的事兒，黑子並不積極，當然啦，兩地青年發生械鬥他還是站在北京青年一邊的；這是因為當地農場幹部袒護東北青年是非常明顯的。北京“知青”初到農場時他並不起眼；那時他給我的印象是特別愛看書。這是他來農場時帶的；大部分小說名著，小部分哲學書籍。這些書都是他從北京市文化部臨時倉庫中偷的。“文革”初起，大部分書籍都屬於“封資修”的“糟粕”。當時文化部里這樣的書籍都封存起來，放在不用的辦公室里堆放着。黑子發現後，約了文化部大院裡的哥們兒，通過鑿牆挖洞偷到不少書。他後來得意地對我說了盜書的過程。他們幹得非常隱蔽，夜裡鑽到那堆放書籍的大樓內，從別的辦公室鑿開了兩道牆鑽了進去。為什麼不把門撬開去拿書呢？黑子笑笑，“那樣拿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就會被發現。我們想老鼠一樣打洞鑽過去，誰能知道呢？”黑子他們打通了洞後高興得什麼似的，每天夜裡都拿着手電筒悄悄潛入堆書的臨時倉庫里大翻特翻，只要是自己喜歡就拿走，一書包一書包的書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渴望讀書的黑子他們拿走了。去農場時他便帶了一些書，有時間就看。

    黑子是相當早熟的。這大概和他的“出身”有關吧？父親是“右派”，摘了“帽子”仍然是“右派”；母親是“叛徒”，當然是共產黨的“叛徒”。其實我的“出身”和他完全一樣；可“上山下鄉”那會兒，思想上完全是個不開竅的傻小子，而黑子早已確立了他的人生觀。回憶那時的情景，黑子在自製油燈下默默看書的情景又歷歷在目。晚上宿舍里一片嘈雜，人們在嬉笑打鬧；角落裡黑子抽着煙，捧着本書看。九點一到，連隊裡的發電機就停止發電，燈閃了三閃就漸漸黑了，大家都忙着放下行李卷鑽被窩；而黑子則點上了小油燈繼續看書，神情專注。

    他最初給我的印象是相當隨和的一個人，中等身材，總是顯得目光炯炯，頭髮黑黑的，顯得特別硬，總是豎起來，膚色很黑；要不然怎麼被稱為黑子呢？那時他就顯示出自己超凡的口才，特別能講故事，尤其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九三年》、《悲慘世界》、《福爾摩斯偵探集》、《海底兩萬里》、《海狼》等等，他都能娓娓道出。人們愛聽他“說評書”，他晚上看書看得乏了，只要宿舍里有人希望聽故事他就把油燈一吹，鑽在自己的被窩裡開始講，往往是接着頭幾天的故事講下去。小說中的情節讓他講得出神入化，宿舍里只要是沒睡着的人們都默默地聽。有時窗外的月光照射進來，撒在睡滿了人們的大通鋪上。屋裡黑子一邊抽煙一邊緩緩地講，大通鋪上聽故事的人們也有幾個抽煙的；吸煙時那煙頭就亮一下。煙頭的亮光不時地閃動，漫漫夜晚就這樣悄然地度過。

    在農場時間長了，黑子就會漸漸成為中心人物。他不但口才好，人也隨和，同時不乏幽默。他內心深處還有着桀驁不馴，不過他不輕易表現出來。黑子不像任鐵那樣愛衝動。在我印象里他幾乎沒有和別人發生過衝突動手打架。不過後來我和他的家人熟悉之後被告知，實際上黑子特別不善於打架，因為他運動天賦較差反應相對慢；另外他也從來不動手殺生。他為什麼連只雞都不肯去殺呢？我揣測是某種心理障礙吧？黑子實際上總是不由自主地掩飾這些或被他人視為可笑的地方。我和他成為朋友幾十年，若不是最後他妹妹告訴我，我根本就沒意識到黑子從來沒殺過小動物。從這方面應該體會出，黑子的內心世界是高傲的，也是非常敏感的，他極其不願意表現出個人的弱點。其實這也沒什麼，天下怎麼可能有完人呢？但他似乎不能容忍自身的不完美。

    黑子不像任鐵那樣表現出對世俗的不耐，他會和農場的連隊幹部聯絡感情，為的是謀個相對輕省的活；這樣他可以儘可能多地讓時光屬於自己。那時他幹上了工具倉庫保管員，這樣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看書，去干自己喜歡幹的事情，當然包括找女朋友，養狗；而任鐵仍是我行我素，在下大田的北京渾小子們中充當孩子王。令我不解的是，任鐵在農場從來沒和任何一個女青年有來往，好像一個和尚；同時他很討厭狗。看起來黑子和任鐵在個人行為上有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他倆成為莫逆之交。來農場的一年多以後，任鐵和黑子就總在一起“折騰”了。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打橋牌吧？他倆都酷愛橋牌藝術，作為搭檔他倆不斷切磋牌技，以至日後打橋牌的水平相當高。任鐵和黑子在農場的歲月中少不得打橋牌，常常是整宿整宿地玩兒。其實他們能成為好友還有着思想認識上的因素，前邊講過，兩個人都是“富於冒險精神，積極追求人生快樂，蔑視權威”。

    在農場那種生活氛圍下他們難以實現個人奮鬥的理想的。他倆天生的蔑視權威，對“文革”的種種荒謬怎能不是憤慨就是質疑？“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文革”的狂熱已大大退潮，“知青”們如想在農場混得好，附炎趨勢、溜須拍馬恐怕是終南捷徑，但任鐵和黑子這種人是決不肯失去做人的尊嚴的；而況他倆“出身”都不好，本來就被農場幹部歧視。如何追求自己的快樂？現在回想，他倆好像頑童一樣，成天惡作劇。幹得最“出圈兒”的事就是把女青年宿舍燒火取暖攢好的木柴偷走很多。那年冬天他倆留在農場過冬。寒冬臘月農場青年宿舍取暖都是山上拉下來的樹木。快過年的時候女青年宿舍那邊開始攢木柴，說是到春節時大家都不用辛苦地到宿舍外邊鋸樹劈木柴，好好地過節。女青年們動員了好多人螞蟻搬家一樣地把山上拉下來的樹木拉走好多，劈好木柴後堆放在不住人的房間裡，堆得滿滿的，預備過節期間把宿舍燒得暖暖和和。黑子和任鐵就想出了偷木柴的惡作劇（我在網上寫過這個段子）。那天夜裡任鐵負責堵住女青年宿舍的門。他還特地反穿棉襖棉褲，戴上大口罩，頭上裹上白頭巾。等任鐵潛入女宿舍堵住了門，黑子就指揮男青年宿舍的人們去偷木柴。整個“偷襲”的過程能把人笑死。當然，事後把女青年們氣死，包括黑子當時的女友。

    冬天農場裡是非常沉悶的；可有任鐵和黑子在，宿舍里總有熱鬧和歡笑。他倆還悄悄地干更令人吃驚的事情。曾把附近空軍後勤農場的大狗引來殺掉。那次任鐵在抓狗的時候被狗咬傷了下巴。他倆還夥同宿舍里另一北京青年抓住一隻其他連隊養的肥豬。那豬有將近三百斤，任鐵躲在玉米秸中隱蔽，黑子他們把豬趕過來。豬到了玉米秸堆邊任鐵就撲出來死死地抱着豬，那北京男青年手持大板斧上來就砍，把豬活活砍死。這都是黑子策劃的。狗肉和豬肉都藏好，到時候燉好全宿舍的人們一起吃，號稱吃“野豬肉”和“狼肉”。當時也沒人懷疑這到底是不是“野豬肉”和“狼肉”。我們離開農場很多年後才漸漸知道怎麼回事。後來說到這些，黑子就笑笑，“MD，農場的幹部們隨便拿公家東西歸為己有，他們那是公開的偷。我們只不過是偷偷地搶罷了。彼此彼此。”

    他倆還愛唱歌，願意在冰天雪地的原野上引吭高歌，並且音調唱很準。任鐵是“老高三” 的，所以會唱很多前蘇聯的歌曲，黑子當年是北京市重點學校的，也會唱很多前蘇聯歌曲。他們是我們男青年宿舍的“歌星”。我們“荒友”後來能唱很多前蘇聯歌曲都是聽他們唱才學會的。在沉悶的冬天我們少不得喝酒。白酒都是農場自己釀造的，雖然味道差些可度數高達六十度以上。喝着酒唱着歌，發着酒瘋，日子就這樣打發了。可我們還能幹些什麼呢？

    1971年的十月底的一天，一位北京“知青”探親回來帶回來了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消息。我當時震驚得目瞪口呆；但黑子靠在行李卷上不動聲色的抽煙，沉吟半晌憤憤地低聲道“（林彪）這個王八蛋，他也有今天”。後來官方文件不斷傳達下來。有一天人們在宿舍里議論林彪事件，任鐵感慨道：“林立果二十多歲就是空軍作戰部部長了。憑什麼？！我任鐵哪點比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