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鐵和黑子（中）

（二）

    1972年以後，山河農場各地“知青”變得好管理了；大概黑龍江各個農場都是這樣吧。這其中最大的原因1971年開始有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而1972年全國各大學都正式恢復招生，至少我所在連隊就有好幾位各地“知青”在1972年成為“工農兵學員”離開了農場上了大學。作為“知青”沒有不想走這條路的。誰都清楚，通過農村的艱苦奮鬥不可能改變自己生活質量，精神上和物質上都不可能；除非你真的相信“上面”所說的一切，當個“苦行僧”。中國大陸當時很窮，不過城市生活和農村仍是天壤之別。原本來自城市的“知青”怎麼會甘心“紮根邊疆一輩子”呢？既然如此，“知青”變成“工農兵學員”，不但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謀得了“正果”，也可以擺脫艱苦的農村。我當時當然會這麼想；同時我也越來越渴望上學，從而得到大量的書本知識。從那時起我開始變得“積極要求（政治上的）進步”起來，幻想有一天也成為“工農兵學員”離開農場。

    我所在連隊原來是山河農場的一個分場；最初“知青”最多的時候有五百多人。後來農場大搞“分連建點”，又因大慶油田引水工程（“引嫩工程”，引嫩江水到大慶油田）抽調了很多青年，連隊的“知青”少了很多。記得1973年時，我所在的四連大約有兩百多各地“知青”。其實應該還有三百多“知青”才對，然而此時已有相當多的“知青”想各種辦法離開了農場，還有不少滯留城市不回來。

    在連隊的“知青”中，“下大田”的恐怕只有一百多人。下大田是農場最累、最艱苦的工作。我與黑子和任鐵都下大田，我們同住一個宿舍，鋪蓋相互挨着，開始了親密無間的日子。

    我實際上是請求從大車班調到大田隊的。自己認為只有通過艱苦的勞動才能特別突出地“表現自己”，爭取當上“工農兵學員”。這種想法十分可笑。我在連隊裡拼命幹活，對農場幹部唯命是從，可從來沒有被連隊幹部“選拔”過，更不用說分場、總場和農場管理局的“審查關”。其實道理很簡單，您得有“門路”，而且還得有“來頭”。至於“出身”不好，只要有很硬的“後門”，這也不在話下。我幹活兒好，連隊幹部當然喜歡；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道理。多少年後我遇到過一位當時的連隊幹部，他說“選拔你作為工農兵學員報上去也會被刷下來，因為你‘出身’不好。這等於浪費一個名額。與其選拔你，還不如選拔個出身好能上大學的人”。

    任鐵當時對這點看得明白。他絕對不肯賣命幹活，鏟地、割地都遠遠落在後面。我拼命幹活肯定在前頭，自己幹完了總是主動接任鐵。他見狀就讓我休息。我想當時任鐵心裡不會認同我“拼命幹活，爭取上大學”的幼稚想法的，但他尊重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最好自己去闖。黑子對我也不說什麼，何況他總是拼命幹活的。回顧當年，黑子也不會認同我的想法；知道幹活的好壞與當“工農兵學員”沒必然聯繫。可他為什麼也狂幹活呢？其實黑子並沒有主動要求到大田隊來幹活，而是被連隊幹部“精簡”下來的。原來黑子是連隊的工具倉庫保管員。連隊幹部調換後，他不買新來的頭兒的帳。被發配到大田隊就是很自然的事兒。

    那他也可以像任鐵一樣成天磨洋工呀？我想他應該是這樣的想法，“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黑子那時體格也真強壯。夏秋時節農場的農活非常繁重，每天幹活時間往往十幾個小時。天黑收工回宿舍，幹活的人們都累得勉強擦洗一下就躺下不想動了，可黑子還在油燈下看書。高興起來會通宵的喝酒，整夜不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又出工。一幹活仍然衝鋒陷陣在最前邊。

    每年到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日子，我會焦慮，當知道又是毫無希望後會沮喪。黑子看出我在掩飾自己的失望情緒之時，會笑笑，嘆口氣。他自己根本就沒想去爭取連隊幹部“選拔”他，每天就是情緒飽滿找尋自己的快樂，該幹什麼幹什麼；能幹什麼幹什麼。

    幹什麼呢？他在連隊裡有女朋友，也是“右派”家庭，書香門第。黑子除了看書之外，夜裡還可以找時間和女友度過浪漫的時光。工休日我常和黑子去釣魚。我們整夜地坐在連隊二十里外的科洛河的沙灘上釣鯰魚。湍急的河水上泛着星星點點的月光，水蒸氣在河面上冉冉升起。我們點上馬燈，披着破棉襖守在篝火旁。火里烤着釣上來的鯰魚。多麼美好的夜晚呀。黑子在這個時候會低聲說“如果能這樣一輩子的釣魚，我情願留在農場”。當時我認為這是玩笑話；但現在我認為他是發自內心的。

    我們還會去打獵；用半自動步槍打。當時連隊裡武器控制較松，有幾杆步槍可以悄悄拿出來。可是上哪兒去搞子彈？又是黑子想辦法從北京的哥們兒那裡弄一些。不過我們打獵的戰績不怎麼樣，只有黑子打過一隻野鴨子。其實扛槍在原野里走就已經心曠神怡了；特別在秋天，濃重的秋色真迷人。打獵時任鐵當然同行。他的角色是持槍潛伏；我和黑子則從遠遠的，覺得會有狍子和野豬的地方往任鐵潛伏的地點轟趕。呵呵，這又是黑子想的主意。

    任鐵從來不釣魚。他熱愛體育。在地里他磨洋工，可回到宿舍總要興致勃勃地去打籃球，玩排球。夜晚大家都睡覺了，你還能聽到連隊宿舍前的簡易籃球場上“咚咚”的打球聲，任鐵還在那兒沒完沒了地玩兒，他同樣有着過人的精力。可他在農場為什麼不找女朋友呢？他可是比我大六歲呀。

    1974年春季分場開運動會；排球也列為比賽項目。當年農場“知青”籃球還可以玩幾下；排球是非常陌生的。我們這個連隊排球又打得尤其差。那次分場運動會上，我們連隊臨時組織起來的排球隊不但“墊底兒”，而且還被其他連隊的“知青”鬨笑。當時任鐵也在場，可以說氣憤得很。回到連隊後發誓雪恥。黑子也積極響應，連隊裡愛好體育的“知青”開始苦練排球。任鐵和黑子是中堅分子。不過在我看來，黑子缺乏體育天賦；但他是出色的組織者。平日艱苦勞動之餘，他們就組織排球訓練。他們還真的在簡易籃球場的邊上建個簡易排球場。球網高度和場地都弄得很標準。我們連隊的排球訓練在1974年一直持之以恆的堅持；到了1975年仍在繼續。到了那年春季分場運動會上，我們連隊便一舉奪魁。之後，分場組織排球隊就以我們連隊為主，任鐵和黑子都參加。稍加訓練後，在總場運動會上經過艱苦奮戰，終於以三比二奪得冠軍。這件事讓任鐵和黑子高興了很久。

    1975年夏初，黑龍江省作協有個作家來我們連隊“體驗生活”。任鐵和他搞得很熟，並心血來潮地也寫個劇本。那是個獨幕話劇，劇情是一農場“知青”在“紮根邊疆”的意志上產生動搖，此刻有一刑滿就業分子對他進行“思想腐蝕”。後來革命青年幹部及時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及時地揭露了階級敵人的陰謀。最後是革命知識青年開這個“階級敵人”的批判會。與此同時，在“上山下鄉”道路上產生動搖的那位“知青”也回到了革命隊伍中來。任鐵每天都出工幹活，夜裡就在筆記本上“吭哧、吭哧”使勁寫，特別賣力。

    我當時真不理解任鐵寫這麼個“爛玩意兒”幹什麼？或許想和那個“體驗生活”的作家拉拉關係，投機一把？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會“有病亂投醫”的。或許任鐵真的想寫個在當時來說趕潮流的話劇，就此展現一下自己的才華。

    那個劇本寫出來後，因為“主題很好”，連隊、分場，乃至總場都很重視，並由連隊各地“知青”充當劇中的角色演了起來。任鐵任導演。然而戲演完了，“體驗生活”的作家也回了省城；任鐵在連隊什麼變化都沒有，仍是下大田。我有點奇怪，怎麼“上面”後來就不用任鐵呢？看來“上面”從來就看不上他。首先，這種劇本是個人就會寫；第二，任鐵從來不會奴顏婢膝那套，那您寫了這個劇本又有什麼用？這次任鐵沒樂起來。黑子對任鐵的編寫劇本不以為然，但並不說三道四。

    1976年秋，中國政局發生了巨變，“文革”激進派隨着毛澤東的去世倒台。“上山下鄉”運動就此衰微。這一年年底，任鐵因北京市放寬有關政策，以照顧老母親為由轉回了北京。說實話，我感到突然，看到任鐵走了我很失落。還好，黑子還在。我們又一起在農場待了兩年，雖然是最後一批返城的，但我感覺活得比以前要開心些。我再也不用“積極要求進步”了。在黑子的帶領下，我們儘量地為有趣而活着。

    1977年春天，黑子和剛剛回到北京等待工作的任鐵策劃了個大膽的計劃－－去大興安嶺去徒步旅遊，並在那邊的河流里冒險放木排。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一條壯漢。我猜想可能是當年在那裡插隊的北京“知青”，肯定是任鐵的哥們兒。估計那是一、兩個月的行程。徒步旅遊結束後，任鐵和另外一位回了北京，黑子則返回了農場。那大概是五月底了吧？

    黑子回到農場非常興奮，總和我講述冒險放木排的經歷和在大興安嶺里徒步旅行。他們還和當地少數民族達斡爾人有過很多接觸，在一起狂放地喝酒。黑子在此次旅行中有大量日記留下來。那真是一份寶貴的人生資料。現在…現在他走了，我並沒有打聽到這本日記的下落。多麼希望這本日記還在呀。當年黑子曾想將這本日記改編成劇本，可是沒有成功。具體原因不得而知，我只能估計和他堅持要反映生活的本質有關。

    1977年是“上山下鄉”運動的轉折點。全國各地在農村的“知青”都開始紛紛返城，我所在的山河農場也如此。連隊裡的“知青”在迅速地減少，特別是北京的；時常看到路口有辦好返城手續的“知青”守着自己捆好的行李和箱子在等車。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病退”方式返城的；也就是“身體有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疾病，轉回原城市”。多麼荒唐啊。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不能從事體力勞動”？咳，反正各個城市有關部門睜隻眼閉隻眼，“知青”們就這樣返城了。

    那一年不知為什麼我竟然沒着急忙慌地搞“病退”，反而有點一心一意地享受農場的日子。這大概和黑子當時的情緒有關。後來他說，在農場七、八年後，他已經不由自主地融入“北大荒”的天地了。是啊，我何嘗不是如此？

    農場那時對“知青”的管理鬆懈了。這回是農場的幹部們對“知青”放任自流。我們每天也不怎麼幹活，或乾脆消極怠工；到時候就貓在宿舍里看書和打牌。反正微薄的工資能領到就行。剩下大量的時間都是在黑子的帶領下去“折騰”；除了釣魚和打獵，更多的時間用於寫生和畫畫兒。是的寫生和畫畫兒。黑子的父親是有名的版畫家。可惜他在1972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子基因里就有畫畫兒的天賦。他說“現在有時間也有感覺了，那就讓我們把‘北大荒’反映在畫面上吧”。

    他有個小小的畫箱和不少油畫顏料。畫就畫在固定在畫箱上的硬紙殼上。我也跟着去寫生。黑子給了我很多油畫棒，我隨意地將顏色塗抹在硬紙殼上。望着眼前“北大荒”的各種景色，一心一意地在硬紙殼上塗抹，多麼令人心醉的日子。現在想到那些美好的時光心裡傷感，因為我再也無法回到當年的歲月之中。

    黑子和我聊天，感嘆人生的變化。他說“知青”就像德國作家在《西線無戰事》中描繪的那群年輕的德國兵。那是些高中畢業後就上前線的小伙子們。他們的倖存者面對戰後的日子茫然無措。因為在他們之前的那代人，戰爭之前就一直有自己正常的社會生活，只要戰爭結束，他們理所當然地回到原來的日子中去。而戰爭之後的一代，對已經結束的戰爭毫無印象，感情上不會有戰爭的陰影。可剛一走上生活就進入戰爭的這代人，對戰後的日子就很難適應。他們總感到社會對他們的拋棄。

    其實黑子在和我聊天的時候一直猶豫是否就永遠地留在農場；但他在1978年初忽然決定還是返回北京。我猜測他認為如果單獨留在農場，恐怕也很難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決定返回北京後，就聯絡我和另外幾個最後剩在連隊裡的北京“知青”一起回到農場辦“病退”。原本我們打算在1978年春天就可以回北京，沒想到山河農場忽然凍結“病退”工作。這是因為那些農場幹部們認為，農場是以“知青”教育工作做得好聞名的，現在如果“知青”都走了，那山河農場作為“知青樣板農場”將有名無實。不過他們想錯了，“文革”結束後“上山下鄉”運動也該畫上句號。

    農場的凍結“病退”等於讓黑子和我們幾個北京“知青”在農場又多待了一年。還好，1978年這一年過得不錯。這個不錯是指我可以多少按照自己的情感活着。儘管如此，我們心中還是有着很多愁苦。農場的伙食是很糟糕的，這讓我們免不了有時會偷雞摸鴨，干點兒卑鄙的勾當。有點肉吃的時候我們就會弄些白酒狂飲，算是“精神麻醉”一下吧。黑子的酒喝得越來越多。他酗酒的毛病就是這個時候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