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糧店和糧票

    提前北京市的糧店，1990年代出生的人不會有印象。但我這個1950年代出生的主兒就忘不了。現在住在北京如果想買點米和麵粉，或者雜糧，到附近超市溜達一趟就買得到。可在我們小時候得上糧店。那時中國的糧食是戰略物資，統購統銷；城市居民根據個人情況定量，每月發放糧票。那會兒這糧票比錢金貴得多，丟了是了不得的事情。記得我有一回鬧着要吃冰棍兒，我哥哥去買的。結果他在買冰棍兒時把十斤糧票丟了。哎喲，我們家跟天塌下來似的。而且不知為什麼把丟糧票的責任都推給了我，說“就是他非要吃冰棍兒”。那個月我們家裡六口人只能少吃了。正是所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本來就吃不飽，這一下子又少了十斤。我貪吃得很，剛想在多吃點兒，家裡人就嚷嚷“你還吃哪，就是因為你丟了糧票”。我知道自己在家裡不受待見，可明明是我哥哥丟的糧票呀？嘿，您看看，我這是扯哪兒去了？

    我和妹妹那會兒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子，好像每個月是二十來斤糧食。我哥哥是個十幾歲的青少年，定量會多些。我的老姑姑是家庭婦女，一個月只有二十四斤。爸爸、媽媽好像也沒到三十斤。這點糧食，當時副食又很差，當然是吃不飽的。

    糧票是每月一發。當時北京市的居民是到指定糧店買糧食。那時北京跟個超大的村子似的，到處都是胡同。我們家指定的糧店在一里多地的一條胡同里。糧店的人要把下個月的糧票提前發放到每戶居民手中；他們很辛苦，一個大院、一個大院地發放，進了院子就找當地居委會指定的一戶人家。那家裡多半會有閒在的老人或退休人員，他（她）會挨家挨戶地通知領下月糧票；於是家家戶戶都拿着自家的糧本來了。糧店的人會有個很詳實的本糧店買糧的每戶居民的定量記錄，再和每戶糧本各口人的定量核對，準確無誤後就把已經分好的下月糧票交給這戶人家的人。

    糧票是分面票、米票和粗糧票的。這三類糧食都按每個人的定量按統一的比例分配。在我的印象里，麵粉占30%多，米不到30%，剩下是粗糧。您看這得多亂乎呀，發放糧票可是個細心活，一點差池不能出。發多了誰也不言聲，發少了誰也不忍。這活兒多是女人干，看她們反覆地點糧票，心裡真是有些佩服呢。多有耐心呀。對了，同糧票一起發的還有油票。油票是每月每人半斤，不論男女老少。如果趕上節假日前的那個月，糧店的人還要在每戶的糧本上註明節假日期間有什麼好東西在糧店定量銷售；或許每人一斤半“富強粉”，或許三斤天津“小站稻”等等，當然也得要糧票，不過是花粗糧票。您看我這兒囉嗦的。那會兒過日子還挺費神的嘛。

    這每月糧票上都有四個字“當月有效”。您一聽可能有點犯愁：忘記買可就糟了。要買糧食了，一看，有的是上個月的，傻了。嘿嘿，別自作聰明了。當時家家戶戶糧食都不夠吃，怎麼能忘買了呢？北京的糧店規定，下個月糧票可以在月底二十五日以後用。嚯，每月二十五日一到，糧店那個熱鬧，排大長隊；恨不得排一個多鐘頭才能買上糧食。這都是人們要斷頓啦，再買不上糧食就揭不開鍋啦。其實我家糧食還算夠吃，從來不去湊這個熱鬧。因為爹媽沒乾乾重體力活兒的，總會剩下點兒糧食。糧票不能浪費的。可米買來時間長了會生米蟲。發現米里有蟲了，到了好太陽的日子就在院子裡攤曬生蟲的米，能看到不少蟲子往外爬呢。我結婚在1980年代，那時家裡有個電冰箱。發現米長蟲後，我靈機一動，把米口袋塞到冰室里。哈，效果特好，米蟲全部凍死。死掉的米蟲迅速脫水，一洗米時都漂在水面上。這是後話。

    買糧食先去交錢交糧票，然後到夥計那兒去裝您要買的糧食。我說，能否作點手腳？跟秤糧食的夥計撒個謊，多說些？這，人家糧店容易防範。買糧食時交了錢和糧票，算賬的收銀員會給您開個一式三聯的發票。一張自己留着，一張給你，連同一個帶有號碼的竹牌。另外同樣號碼的竹牌和另一聯寫好您要買什麼樣糧食，多少斤等等的發票加在一起，放在靠夥計們幹活的窗口排好。到時候，夥計過來按順序那牌叫號。您一過去，他先問您：秤什麼？您一報要買的各種糧食的斤兩，他便開始給你秤，一點兒錯不了。

         糧店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場景？以下有這樣的描述：

　　“進得門來，或左或右一般都是個小窗口（櫃檯），裡面坐着收錢、票的服務員，對面是一排半人高、七八十厘米寬的方槽子，裡面分別裝着米、面、棒子麵及各種豆類雜糧，槽子旁放有秤和用來鏟米鏟面的高幫鐵簸箕，每個槽子前面是一個白鐵皮做的大漏斗，再往裡面就是碼放整齊跟小山似的米、面垛。那時的糧店都是賣散糧食，所以您得自己準備米麵口袋。當身穿白制服頭戴白帽子的售貨員稱好您要的米麵後，總是熱情地提醒您把口袋套在大漏斗下，然後 ‘忽’地一下傾倒下來，有較真的老太太還會敲敲大漏斗，不剩一點面渣。”“每當趕上糧店進貨，准能招來許多小孩子圍觀。就見一輛帶斗的大卡車上裝滿整袋整袋的米麵，裝卸工穿着白制服，頭上戴着帽子，帽子下邊耷拉着到肩膀的布條，頗像日本兵的樣子。那裝卸工個個都是棒小伙兒，每人一上肩就是三四袋面，而且是氣不喘、腰不塌，腳底生風，將整袋的米麵碼放得方方正正。”

　　下面我還找了一段糧店深秋買白薯的情景。那時候每年秋天糧店總會賣一、兩次白薯，都是郊區拉來的。好像是每戶可以買二百斤，按五斤白薯交一斤糧票。白薯是幾分錢一斤：

　  “當時白薯對於家家特別是小孩子來說可是個稀罕物，一聽說來白薯了，街坊四鄰立馬兒放下手中的活計拿起口袋前去排隊，那隊排得里三圈兒外三圈兒的，輪到自己了，人人都不忘說上一句：‘謝謝您，多給挑點兒紅瓤的。’”

　　1993年，糧票結束了歷史使命。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糧票和油票，糧油實行敞開供應。此後，伴隨城鎮居民達四十年之久的各種票證券開始退出歷史舞台，轉而進入了收藏者的藏冊。我聽說這事兒應該在1993年之後。那時我們還在美國到處“漂流”呢。第一個想到的是，哎喲，我還藏着好多“全國糧票”哪，全作廢啦。

　　那時“全國糧票”可是“寶貝”。因為“全國糧票”全國通用，同時，沒有時間限制，不會有“當月有效”的字樣。我在1984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家統計局幹活。在那兒我這“菜鳥”總出差，當然就少不了需要“全國糧票”。不知為什麼，我一出差，到人事司就無償地領到“全國糧票”，說是我到了外地得用。當時我覺得占了大便宜，因為白得糧票不說，還可以長期保存；另外就是，您要自己用本地糧票換全國糧票，還得交油票哪。就這樣，我這個財迷腦殼攢了好多全國糧票，估計得一百斤以上。忽然聽說這都作廢啦。嗚呼，還不如當時“及時行樂”，都換了雞蛋吃了哪。

　　糧票和油票一作廢，您說糧店還有什麼用？當年“權傾一時”的糧店在事過境遷中銷聲匿跡。

附錄：糧店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對於還有兩三年就要退休了的滿志遠來說，那是個與糧店一同走過的時代，那是個糧店見證歷史變遷的時代。

　　70年代，無處不在的糧店

　　那是1975年的某一天，滿志遠響應毛主席號召的“下鄉之旅”完結，回到城裡後，被當時的珠林公社分配到大東區的小東糧油管理所做營業員。這個管理所分管二十三個糧店，他報到後被分到距離小什字街路口不遠的小東二糧店。

　　票證券的時代就是從糧證、糧票開始的。在那個時代，大米、白面都是供應糧，即使你是“下館子”吃大米飯，都要隨身帶着糧票，否則出再多錢也吃不到香噴噴的大米飯。滿志遠至今還清楚記得在學校附近的飯店裡買一個烤餅、一碗菠菜雞蛋湯需要一角二分錢以及二兩糧票。其實早在50年代就有了糧票，糧票分兩種，一種是全省通用的地方糧票，一種是全國通用的全國糧票。一般發放的都是地方糧票，全國糧票只發給經常出差的人，還必須具備單位的介紹信，發放時還要扣除應該發給的地方糧票的份額。

　　除了糧票，每家每戶還需要有按戶或者按人供給的購買證，有了購買證，還得去證件上標明指定的糧店購買糧食，在糧店的營業員手中留有與糧證上相同內容的卡片。買糧時，營業員要查看糧證上的居民委、組、號、所管轄的糧店、住址及居民姓名是否一致。

　　那個年代沒有淘寶、沒有進口的泰國香米，想買糧食只能去糧店，於是糧店成了街頭巷尾的固定場所，就好像開滿了香港大街小巷的“7-11”便利店，從這條馬路走到那條馬路，哎？它還是在那裡！父母忙碌的時候就會打發小孩子去買米，小孩子從柜子裡拿出自己家縫製的布袋子，帶上糧證和錢，一路蹦蹦跳跳地去家對面的糧店買米。從營業窗口遞上糧證，店員在糧證上記錄你這一次“消費”了多少細糧、粗糧，給你開張小單子。小孩子帶着單子領糧食，店員從大箱子裡用鋁製的小撮子撮糧食放在秤上稱重，再將稱好的糧食倒進小孩子提着的布袋子裡，這就完成了買米的過程，也是那個年代小孩子們的共同回憶。

    80年代，“換大米”的出現了

　　郭達在某年春晚上的小品內容已經逐漸在腦海中淡忘了，但是那句“換大米，換大米，換大米呀……”的唱詞卻久久停留在回憶中，揮之不去。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經常在糧店門口出現的景象，那時，滿志遠已經在大東區的津橋第二糧店做店主任的工作了。

　　那個年代的糧店仍舊是國營的，還屬於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但是在農村已經實行了土地承包製，農民也因此富裕起來。一些郊區富裕起來的農民，為了能吃到更多的細糧（指大米、白面），就拿了雞蛋、蔬菜等到城裡換細糧，或者用錢買細糧。他們有的是蹬了輛破自行車走街串巷地到處吆喝，有的就溜達到糧店門口附近，與到糧店買糧的顧客搭訕。於是，很多人都把供應糧證里剩餘的細糧高價賣給他們，或者拿大米白面換雞蛋蔬菜等。他們就是“換大米”的原型，也是最早的流動個體商販。

　　滿志遠的回憶里，總是會出現一個四十多歲、皮膚黝黑的“換大米的”，因為那個人在那個年代常常蹲在滿志遠管理的糧店門口，拿雞蛋同顧客換大米白面。無論是糧店職工還是附近居民，都管他叫雞蛋大叔。雞蛋大叔有一張泥鰍魚似的細條臉，黑了吧唧的，小眼睛總是笑眯眯的，往上翹起的嘴巴卻是挺甜的。見了比他小的人，也是一口一個大爺大哥大姨大姐地叫着，見了滿志遠更是主任長主任短的，還時常拿一包新上市的過濾嘴香煙往他兜里塞。但那時的滿志遠很害怕這些“換大米的”會誘使糧店裡的人偷偷拿出去一袋兩袋大米、白面去換雞蛋什麼的，所以對這些人非常厭煩，對雞蛋大叔的態度就非常不好。

　　也許雞蛋大叔也察覺到了滿志遠的排斥，每次見到滿志遠，就遠遠地躲開，好像是怕被攆出這個地方。但是滿志遠並沒有想攆他的意思，因為雞蛋大叔是鄰里公認的好人。滿志遠仍舊記得，那時附近居民家的孩子發燒，那位居民家裡的男人上班，雞蛋大叔二話不說，從那個婦女手裡抱過孩子，一口氣跑到附近的區醫院。就是誰家有什麼活兒，比如搬卸個什麼東西，打煤坯、在井院拎桶水什麼的，他都會上去幫忙……雞蛋大叔仿佛是那個時代人物的剪影，粗糙卻淳樸、善良。

　　90年代，對糧店說再見

　　從1992年開始，隨着改革開放的大潮逐漸湧入，市場經濟的作用開始愈發明顯，瀋陽的糧食商品也逐漸打破了將近半個世紀實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供給制，糧食商品開始全面放開而走向市場。這時期，早市夜市及各農貿市場都有經銷糧食的。當時，全市四百多家國營糧店，已經實行承包製，把糧店交給職工個人管理和經營。

　　同時，糧店銷售的糧食價格實行“雙軌制”。所謂雙軌制，就是依然保留一部分糧食商品實行發票供給，每個居民都可以領到糧店發放的大米票，一般都是每個人供給5公斤左右。另一部分就是全面實行市場價格，如白面、玉米麵、高粱米等都與整個市場是同步的，供給的大米如果不夠吃，就只有買“議價大米”，就是與市場價格等同的大米。

　　在那個“市場經濟”還屬於新名詞的時代，糧票券作用的減弱讓人們有些無所適從，於是在那個過渡時期也出現過一些問題。那些思維超前，具有做生意頭腦的商販開始打起倒賣糧食的主意，即從糧店大批收購低價糧食，再加價賣出，從中賺取差價帶來的利潤。剛剛打上個人標籤的糧店也擁有了許多管理上的自由，糧食一到店，就可以整車賣出，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呀。於是糧店與商販一唱一和，就導致糧店糧食緊缺，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卻開始飛漲。

　　國家為了平抑物價，又開始發行和糧證作用一樣的糧籍證，讓市場倒賣的熱情降溫。到了1993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糧票油票，糧油實行敞開供應。此後，伴隨城鎮居民達40年之久的各種票證券開始退出歷史舞台，轉而進入了收藏者的藏冊。

　　而這時候的滿志遠搭上了糧店個人承包的末班車，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改變了糧店的固有運作方式，人們買糧有了多種選擇，糧店也必須發展起多種經營，自謀生路。於是滿志遠的糧店開設了早餐攤，自己炸果子、做烤餅來賣，至今滿志遠仍舊記得這些傳統早點的做法。

　　1996年，區級糧食局解體，滿志遠也告別了陪伴自己近三十年的糧店生活。如今，熱鬧的菜市場中仍舊可以看到小小糧油店的身影，只是我們已經有了太多琳琅滿目的選擇，吃膩了桓仁大米，我們甚至可以買到泰國香米佐味；我們也不再掰着手指計算這個月還可以買幾斤細糧、粗糧，人們開着小車拉着一袋一袋的大米、白面滿載而歸。但是如果你問問人們，他們仍舊會告訴你，他們有多懷念那個拿着米袋子去糧店買米的童年，那個選擇單一卻過得單純滿足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