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用玫瑰色朦朧面紗精心包裹的謊言—我看《知青》  （石華）

我是1968年11月到陝甘交界的陝西千陽縣高崖公社插隊的初六七屆學生。初到□□□，得知有一個“□□□知青博客”，上去一看，身在異國他鄉的感覺蕩然無存。熟悉的事、熟悉的景，特別是一場關於《知青》的評論，一下子將我拉回到了那個刻骨銘心的時代。

四十四年，彈指一揮間。今天，回首往事，對那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和中國社會中突然冒出來的一個上千萬青年人組成的特殊群體——知青，我們該說什麼呢？絕大多數當年的“知青”，也許是因為這個話題太沉重，承載了太多的難以名說的復雜感情，也許是要說的太多，不知從何說起，也許是出於對生存處境的現實考慮，總而言之，不想說、不能說、不讓說的結果是沒有說；海外雖然有人說，無奈“牆”太高，聲太小，國內聽不到、看不着。而那些掌握着話語權卻沒有當過“知青”的人，則是按照政治需要選擇性地假說或者不說。於是，幾十年來，“文革”、“上山下鄉”的真相，成了中國文學藝術作品中鮮有觸及的空白，這正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刻意追求的效果，當政者需要巧妙地維持中國人對“文革”、“上山下鄉”的“集體失憶”。

“江山代有才人出”，當時代的車輪進入21世紀之後，當年的“知青”終於到了“接班”、“繼位”的年齡，一批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人先後進入了執政黨的各級權力核心。經過了殘酷激烈的黨內鬥爭，其中的佼佼者，最終站在了叱咤風雲的最高舞台。按照當政者的一切都是“光榮的”，都應該被歌頌的傳統，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曾經的“知青”經歷，也被翻了出來，需要有一個“正面、積極”的解說。但“上山下鄉”、“知青”到底是怎麼回事，從70後到90後的大多數人並不清楚。

“沒有人講的事是空白也是機會”，梁曉聲深知這一點，他要填補這個空白，要向現在的年輕人講一個美麗、清純、動人的故事，要為“知青”定個調子，要為全中國、全世界的老百姓從新一代當政者的履歷中解讀他們治國理念的宏偉目標提供一個可以增光加彩的說法——這一代當權者需要各種資本。於是，以“知青”這個集合名詞為名，旨在反映“上山下鄉”、“知青”全貌，而不是以知青生活的某個片段、某個知青的個人感受為主題的電視劇《知青》應運而生，趕在十八大前出台了。

梁曉聲的故事講得如何？電視劇《知青》播出時，我碰巧有機會看了幾眼，當時的第一感覺是，歪曲歷史不一定需要聲嘶力竭，溫情動人的方式也許效果更好，而且電視劇屬於“藝術創作”，無需對真實負責，也無需擔心知情人的反駁——電視劇畢竟不是紀錄片，無所謂真實問題。另一個感覺是，“古為今用”，無所不在。一切過去的事情，都可以拿來重新包裝，為“我”所用。歷史是什麼，對於老百姓來說，實難說清楚。“上山下鄉”、“知青”，過去了不到半個世紀，就有人出來堂而皇之地公開胡說了。

“上山下鄉”、“知青”，以及造就“知青”的“文革”是什麼？是苦難，是教訓，是中國人、中國歷史上永遠揮之不去、難以釋懷的創傷。多少痛苦、多少磨難、多少屈辱、多少人間悲劇，盡在“知青”兩字中！官方的“正史”，把“文革”稱為“十年浩劫”。“上山下鄉”正是這“浩劫”中轟轟烈烈的一部分。一千多萬鮮活的生命同整個民族，都是這浩劫的直接承受者。整整一代人，或者志願或者被迫地將他們最可寶貴的青春連同他們的純真、他們的熱血、他們的信仰與幻想，獻給了“偉大領袖”，獻給了“革命”，結果卻被“偉大領袖”以“革命”的名義先是高高地拋向空中，繼而堅決打翻在地，最後徹底無情地拋棄了。

對此，幾十年來的當政者心知肚明，深知“上山下鄉”是對中華民族一代人心靈上的絞殺、肉體上的折磨，是一場民族的災難，是駭人聽聞的惡行、是執政者的大敗筆。因此，官方媒體、官方文學藝術，對待“上山下鄉” 和“知青”這個話題，總是諱莫如深，小心遮蓋，從不大肆宣揚，更不研究、討論，似乎中國從來都很陽光，從來沒有發生過人類歷史上難以想象的浩劫。在官方推出的文藝作品和電視劇中，即使涉及“上山下鄉”、提到“知青”，也要儘量放大“正面信息”，儘可能地為其塗上革命的色彩。

梁曉聲講的關於“知青”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非常符合意識形態主管部門政治審查標準、非常符合執政者宣揚的“主旋律”的“正面信息”。《知青》的基調是“補台”，不是“拆台”；是歌頌，不是批判。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反思，而是要讓那些不知“上山下鄉”、“知青”為何物的年輕人看了，感到“知青”生活既不痛苦，又能“鍛煉”人，似乎是一場遠離都市喧囂、充滿了鄉土氣息與詩情畫意的“野外郊遊”。《知青》的題目很大，但卻刪去了“知青”生活中那個時代最重要最瘋狂的政治底色，迴避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重大政治事件對知青整體上的影響，迴避了“上山下鄉”背後城鄉二元結構的嚴重對立與矛盾，迴避了“偉大領袖”為了緩解發動“文革”的錯誤決策導致的嚴重惡果（上千萬青年無處可去）而採取的極端措施的歷史性錯誤。最重要的，是迴避了“知青”整體作為政治犧牲品的悲慘命運這個無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誠然，每一部文學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但《知青》的問題，不是在人物刻畫、表現手法與藝術理念上的不足（其實該劇非常講究畫面、重視細節的處理），而是作者在指導思想與立場上對歷史真相的刻意歪曲，對青春被白白葬送的一代人的巨大傷痛的淡化與對粗暴摧殘人的生命與精神的政治罪惡的美化。

也許梁曉聲自己也知道《知青》淡化傷痛、美化罪惡的努力是蒼白的，於是為了烘托和渲染這場“野外郊遊”中純潔浪漫的玫瑰色情調，《知青》不惜筆墨地精心安排了知青愛情的動人情節。豈不知，當時千百萬知青心裡日夜考慮的首要問題哪裡是什麼愛情（儘管當時的確有極少數人把愛情當成了大事）。巨大的落差讓每一個住在黃土高坡的破窯洞裡的知青，不得不反覆自問：我們為何會有今日？未來在哪裡？何日能夠離開下鄉插隊之地？這些問題沒有答案之前，知青作為一個突然被拋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心情是沮喪的、沉重的、憂傷的，甚至是絕望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私下流行的“知青歌曲”中，有一句這樣的歌詞：“自己做錯怨不得別人，自作自己來受”。我們隊上的許多知青面對曠野，在黃昏中，在皚皚白雪中，聲嘶力竭地反覆地唱着這首歌，漫無目標地發泄自己心中的沮喪與憂傷。後來，這些“知青歌曲”被當局視為“反動歌曲”，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知青歌曲”不能唱了，知青心中的疑惑卻不會消失。到底是誰錯了？中國為什麼會發生“上山下鄉”？為什麼會有“知青”？為什麼整整一代風華正茂的中學生會被從教室里集體趕出去從而永遠失去了在正常年齡段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誰應該對千萬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和返城知青後半生註定要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被淘汰的悲慘命運負責（儘管知青中不乏後來通過種種途徑取得“成功”的人士，但這些“成功”者畢竟只是知青中的極少數）？中華民族的發展是否一定需要經歷“上山下鄉”？需要製造出上千萬個“知青”？“上山下鄉”是推動還是延緩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偉大的革命還是人間悲劇？中國是否還需要第二次“文革”、第n次“上山下鄉”？

梁曉聲的故事，沒有也不準備回答這些嚴肅的問題。《知青》不是引導今天的人們如何了解真相、進行反思，而是試圖埋葬真實、誤導人們對歷史真實的探究。從這個意義上說，最有資格訴說“知青”故事的，不是《知青》，而是千百萬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

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千百萬知青是從自己的社會實踐中認識和理解了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發動“文革”的人反覆聲稱這是一場為了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史無前例”的“革命”，“上山下鄉”是這場“革命”的繼續，是培養千百萬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需要。如同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無數嚮往自由解放的優秀分子一樣，“知青”是懷着“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豪情壯志奔赴農村的。但“上山下鄉”的結果證明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偉大的革命目標。“上山下鄉”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騙局。類似的騙局與神話在中國不斷地上演，不斷的破產。但這一次，它針對的主要是從初一到高三的六屆中學生。前赴後繼的共產黨人在世界範圍內的沒有建成任何人間天堂，卻將無數生命帶往了奴役之路，在它能夠控制的範圍內把人們帶進了地獄。隨着莫斯科紅場上蘇聯國旗的黯然絳下，在無數共產黨人付出了億萬生命代價之後，發端於19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連同十幾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徹底失敗了，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社會實驗結束了。今天，世界上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且願意為之獻身、為之奮鬥的理想主義者也許還存在，但他們絕對不在中國。中共早已不再是一個懷有崇高政治理想的信仰群體，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團，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梁曉聲假裝不知道，他試圖用《知青》為當年喊着“革命”口號“上山下鄉”的“知青”，包上一層玫瑰色的面紗，努力把醜陋的傷疤描繪成光榮的獎章。對於一向注意維護中共形象的宣傳部門來說，梁曉聲確實是盡力了。

記得20多年前，我曾經問過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主任、著名美國漢學家裴士丹教授（Daniel Bays）：“什麼是歷史？”，這位歷史學家毫不猶豫地脫口說道，“歷史就是故事”（“History is the story！”）。多麼精闢啊！今天發生的事，到了明天就成了故事，無數故事連起來就是歷史。世界上有許多事，隨着歲月的流逝會變得模糊不清，最終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後世興許會有好事者，因種種原因，在歷史的故紙堆里，尋尋覓覓，試圖憑藉蛛絲馬跡還原當時的情景。但後人講前人的故事，往往受到信息的限制；再加上講故事的人立場不同，目的不同，水平不同，同一件事，往往可以編成完全不同的故事，進行不同的解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只能是見仁見智了。所以，人們感嘆還原歷史真相之不易時，常常會引用胡適先生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說。

但胡適的話並不全對。歷史並非完全是相對主義或不可知論者眼裡任人隨意解說的事件堆砌，是可以“任人打扮”、不會說話的“存在”。從古至今，總有那麼一些人和事，被人們代代相傳，無論時間多麼久遠，都不會被後人遺忘。這些故事，要麼是人類歷史上的豐碑，是人類文明的經驗；要麼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是人類成長過程中永遠的痛，是人類的教訓。

“上山下鄉”、“知青”，是整整一代中國人的悲慘故事，中華民族不會也不應該忘記。任何歪曲、掩蓋這些故事真實性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因為，中國的成長需要這些教訓；這些教訓的代價太大太慘痛了。

隨着中國社會的進步，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蒙在“知青”身上的朦朧面紗一定會被揭去。儘管短時間裡，小姑娘可以被任意打扮，但最終，小姑娘還是小姑娘，而那些為了各種目的打扮小姑娘的人卻灰飛煙滅了。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感謝梁曉聲的故事，不論《知青》作者的本意如何，這部作品客觀上讓人們更加全面地反思“文革”，反思“上山下鄉”，反思“知青”；促使了一批當年的老三屆發聲，為後人了解歷史真相，留下了更多的思考。

石華  201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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